中国宪法史

中国宪法史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帝王的“诏令”、“谕旨”，以区别于市民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欧洲封建时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对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含有组织法的意思。英国在中世纪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没有得到议会同意就不得征税和进行其他立法的原则。后来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各国，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宪法，指确认立宪政体的法律。

“宪”、“宪令”、“宪法”等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法”同义，日本古代“宪”也指法令、制度，都与现代“宪法”一词含义不同。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日本才有相当于欧美的概念出现。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清廷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此“宪法”一词在中国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专用词。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国家，但英国宪法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成文法典，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法院判例和国会惯例所组成。

美国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是以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通过的《独立宣言》和联邦条例为基础，于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宪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带有欺骗性。从内容上看：共23条，分14条“君上大权”和9条“附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关于“君上大权”的部分，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规定清廷有立法、司法、行政，召开和解散议院，统帅军队，宣战讲和，爵赏恩赦，发布命令等大权，此外还规定皇室费用由君主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再看一下作为附件的“臣民权利义务”：言论、出版、著作、、结社的自由和财产、居住不受侵扰之权全部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即便如此，“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中，我们清晰看到中国仍被定义为子民社会，人民须负有纳税、守法、服役之义务，享有的仅有的权利也不能兑现，可以说《钦定宪法大纲》是一部完全反动的恶法。从它的命运可见一斑。

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响了，钦定的《宪法大纲》公布才两年多的时间，就被强劲的革命风暴吹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清廷三天时间赶制了一部《十九信条》，并立即公布。这个《十九信条》对民权并无明确规定，可以说是一个皇室交权的文件，明显看出清廷在放权：“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人事，军队，国际条约，预算、皇室经费甚至皇帝的继承与皇室大典都向法律与国会让渡。但是从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与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可以看出其用心所在——维护其风雨飘摇的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推翻清王朝后所取得一项重大成果即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个约法中，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即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

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主权在民，改变了几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接下来的第二章“人民”即规定了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举在国家根本法中摧毁宗法等级制、官僚等级制。对中国人这又是第一次——“一介草民”和“万乘之尊”平起平坐——这在以前这么说可是要杀头的！

《中华民国约法》又称“袁记约法”，与前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无疑倒退了许多：虽然它第一章“国家”仍规定了“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第二章即为“人民”，但它所规定的人民自由中全部冠以在“人民于法律范围内”，而且大总统的权力无限，比封建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颁布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教令”，这对人民权力就可以公然践踏之！而且大总统不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对国民全体负责任”，这是掩藏在漂亮外衣下的独裁专权，国会无权弹劾总统，相反总统却有权解散国会。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颁布施行的宪法当为民国十二年十月十日公布的“曹锟宪法”，又称为“贿选宪法”和“猪仔宪法”，主要从“袁记约法”和《天坛宪法草案》中抄袭而来。其中也有美妙的词句，但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落实到民众身上的。军阀的混战导致民不聊生，生命、面包尚不得保障，复谈民权又有何用！

民国二十五年（1936）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这个约法中，首次规定了男女平等，女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规定公民有请愿之权。但一些诸如通讯秘密、言论、出版等自由，仍规定“非依法律不得停止和限制之”，这就为统治当局提供了很大的灰色可操作空间。但此时国民党当局以“保姆”自居，“带领”国民进入“宪政”。从历史实践可以看出在操作层面上，它所推行的特务组织、白色恐怖乃是反人类的，谈何民主？！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党当局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了蒋介石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这次制宪国大共产党没有参加，以后中共一直指责这是“伪国大”，理所当然所通过的宪法即为“伪宪法”。这部宪法共14章175条，可谓是比较全面。在这部宪法中，值得肯定的是毫无党派色彩，并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这部宪法中的人民自由与权利仍未完全放开，特殊情况仍可“依法律限制之”不可否认的是这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在其在台湾的生命力可以看出。台湾目前现行的“宪法”仍是在此基础上作了小部分的细节修改。

中共在它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后制定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四部宪法。五四宪法是一部公认的比较好的宪法，它经历了全民的广泛的讨论，明确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诸如迁徙、居住、言论、、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完全没有了所谓地依法享有。因为这些自由是人生来而具有的。五四宪法在人权方面的确开中国宪政历史之先河。

在1975年中国大陆开始制定新一部宪法，当时极左势力占据一部分最高权力，因此七五宪法不可避免的烙上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七五宪法只有三十条，“短小但不精悍”，关于人权的规定可谓倒退到民国前水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适原则居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找不到！取消的理由是将导致“敌我不分”！

1976年，文革终于在全国人民的诅咒声中结束，四人帮被囚禁。经过两年的“两个凡是”统治以后，1978年5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普遍认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以及75年宪法的荒唐，于是当年匆忙通过了第三部宪法，目的在于宣示文革结束。1978年宪法较它的前身虽有进步，但是步伐不大，它仍然保留了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制度，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仍然贯彻其中。因此，这部宪法一出台便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不合拍，随即对它作了两次修改。（1）1979年7月1日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共8条，除对个别文字作出修改以迎合时代要求以外，实质性内容有四项：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政府；取消地方政权的议行合一制度，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实行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选制；扩大人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