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阮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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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阮籍嵇康的生命价值观
阮籍嵇康(1143-1220),字仲简,金陵人,汉族,南宋词人、文学家、思想家。
嵇康是结合讲解诗词表达出来的自然派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他认为,教育应该重视健全思想道德,一般分为智育、情育、德育三大类。
他的教育思想,影响到先后的文学家、思想家及教育家,奠定了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
嵇康的思想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主张社会的秩序和人的本性的关系,认为师表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正义和责任,历来被推崇为一种社会风尚。
他一生都是守本份,尊重礼节,以居士之心来和自己的道德境界。
他从客观上表现了学习的功利主义和客观的伦理,追求自我实现与责任贯彻相统一。
他处处展现祖国传统文化的追求,坚持诚实守信,坚信自己的信仰,追求责任贯彻及晚辈的教育。
他不仅是一位有道德素质和知识储备的雅士,更是一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把他的思想在宋代传播开来,并影响到中国及其他各国。
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阮籍和嵇康的诗歌体现了道教品格。
他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以及用游仙诗来掩饰自我思想上的痛苦,这些元素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他们通过描绘仙境和神仙的形象,表达了对超越现实世界的向往,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
阮籍和嵇康的诗歌也展示了儒学品格。
他们对儒学道德准则的遵循,以及具有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这些特点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他们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社会现实,充满热情地表达了对自己和对社会的。
再次,阮籍和嵇康的诗歌还表现出了道家品格。
他们对老庄思想的认同,以及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祸,这些思想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他们倡导回归自然,反对社会的繁琐和拘束,主张以自然的方式去面对生活。
阮籍和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是儒、道、玄等多种思想的交织。
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多元,同时也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处于矛盾状态。
他们的诗歌既体现了对超脱现实世界的向往,又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和热情,这种矛盾状态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
阮籍和嵇康的诗歌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他们的诗歌是他们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也是他们对自我追求和人生理想的表达。
他们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思想的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人类生活、社会现实以及个人追求等诸多问题的宝贵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思想文化却异常繁荣。
在这个时期,玄学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
玄学以其特有的哲学思辨和审美情趣,深刻地影响了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
本文将以嵇康、阮籍为例,探讨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
嵇康和阮籍是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玄学的影响下,呈现出一种孤高狂放、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
嵇康,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和哲学家,他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以老庄哲学为理论基础,倡导一种清静无为、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
描写嵇康和阮籍的诗句
嵇康:
① 嵇康昔日凤池梦,今日依旧凤鸣声。
—— 唐·李中《赠朐山孙明府》
② 嵇康疏懒为天性,阮籍猖狂可奈何。
—— 宋·陆游《哭李杜二首》
③ 景山松柏何萧萧,嵇康去打钟会腰。
—— 元·王逢《无题(五首)其二》
阮籍:
① 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
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
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
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
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
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
家住箕山下,门枕颍川滨。
不知今有汉,唯言昔避秦。
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
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
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
家贫留客久,不暇道精粗。
抽帘持益炬,拔箦更燃炉。
恒闻饮不足,何见有残壶。
—— 唐·李中《赠朐山孙明府》
②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 魏晋·阮籍《夜中不能寐》
③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 魏晋·阮籍《第十七首》。
比较阮籍和嵇康人生经历有感诸葛孔明一对,对出三国鼎立,政局稳定,群雄辈出,固有建安七子积极入世,每个人都有着奉献、追求、成功的机会:司马仲达一出,三家归晋,战乱频仍,人才零落,使得竹林七贤消极避世,以自我为关照对象,抒发个人情感。
而也正是这时中国文坛出现了阮籍和嵇康这对“瑜亮”,演绎出不一样的人生。
“党锢之争”将阮籍和嵇康这对弱弱书生卷入政治旋窝中,但对待政治嵇康和阮籍却体现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
曹魏争取覆灭之后,司马氏掌权,阮籍和嵇康无法逆时代之潮流,也只能低下头颅响应司马氏集团的征召,告别竹林到京城来,给司马氏装潢门面。
虽然满肚子的不情愿,但也只好应承,既勉为其难,亦无可奈何。
但在司马氏的昏暗统治下,两人走向了不同的反抗道路。
嵇康,鄙视权贵,面对钟会的笼络,不改其狂放本性,依旧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手起锤落,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令其悻悻而回,钟会便怀恨在心,加之嵇康向来反对司马氏篡权,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在一曲《广陵散》的哀声中从容地引首就戳,时年仅三十九岁。
阮籍,抱着匡扶济世的之志,志在从戎,但是正应了那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加之在政治上的举棋不定让他没能得到专权者的太多赏识,于是便托病辞官归里。
政局险恶,世事不可为,此刻的阮籍只能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与世无争,宠辱不惊,放浪佯狂,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一个在沉默中爆发,一个在沉默中溺没:一个轰轰烈烈的死,一个平平淡淡的生。
没必要争论孰优孰劣,政治介入也好,回避也罢,都需要周旋一番,而周旋是需要才能和智慧的,两者体现了不同的智慧与才能,一刚一柔。
阮籍与嵇康思想性格的异同阮籍和嵇康都是南朝时期的著名文化名流,他们的思想和文学方面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阮籍和嵇康的思想性格有着一定的异同,下面就从哲学观点、人格形象、文学思想等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哲学观点。
阮籍的哲学观点包括“自然”、“势”、“道”等概念,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性质,而自然则是它们的本性。
同时,阮籍也强调“势”的作用,即人的行动不仅受自己的意志支配,也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阮籍还主张突破常规,超越成见,通过思维和行动的自由,来抵制权威、理性和文化上的束缚。
相比之下,嵇康则更加注重内心的精神探索,他的哲学观点包括“仁”、“义”、“道”等概念,认为这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
嵇康认为,人的本性是由内心的意志及其追求所决定的。
他主张内心的追寻和不断地探索,从而超越现有的局限和限制,进一步实现人文价值。
其次是人格形象。
阮籍和嵇康在人格形象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阮籍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不屈不挠、豁达洒脱的风格。
阮籍也曾因言行举止被贬谪至复州,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特点。
嵇康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仪态万方的风度。
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来影响周围的人,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嵇康还是一位爱好家,特别是音乐方面,他的音乐有着深厚的艺术价值。
最后是文学思想。
阮籍和嵇康在文学思想上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阮籍的文学创作风格比较奇特,他擅长“偶书”,即用自己的经历、感受、体验来进行文学创作。
阮籍的《咏怀诗》和《丽人行》等作品,便是其自我发泄和思考的表现。
嵇康则更多的关注于《琴赋》和《广陵散》等音乐作品,他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的思想。
嵇康的音乐作品既有情感的表达,也有情境、意境、思想等方面的内涵,使得其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
综上所述,阮籍和嵇康虽然在南朝时期都是文化名流,但两者的思想性格有所区别。
阮籍注重个性、自由和突破,而嵇康则更强调内心的追求、精神的探索和社会和谐的维护,两者在哲学观点、人格形象和文学思想等方面的表现,也有一定的不同。
2015.09魏晋———中国政治历史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催生出了令人盛赞和向往的“魏晋风流”,也就是被后世文人推崇和景仰的名士文化,在魏晋名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嵇康和阮籍。
一.刚肠嫉恶之嵇康嵇康作为当时声望最盛的大名士,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谓是一等一可爱又可敬的人物。
首先,嵇康极具才华,是当时士人阶层膜拜的对象,是文坛领袖,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极具影响力。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出身“寒门”的赵至,赵十四岁时参观太学时,遇见正在写石经古文的嵇康,便被嵇康的才华和风采所折服。
十六岁离家出走追随嵇康到山阳,求他指教。
另一例证就是司马氏集团的红人钟会,他出身贵族,是宰相钟繇的儿子,其性格乖巧,也颇具才学。
一直想结交嵇康,他的《四本论》写好以后,想让嵇康给予肯定和鼓吹,不敢送去,只敢在户外遥掷。
足以见得嵇康在当时文学界以及士人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但这也正是司马氏所忌惮之处。
同时,嵇康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还精于弹奏,《广陵散》在其被杀之后失传。
其次,个人形象风姿绰约,神采出众,在崇尚风度的魏晋时期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
《晋书》载:“康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世说新语容止》说其:“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嵇康之美还有一旁证,《世说新语容止》第十一中载: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在嵇康死后多年,他的儿子嵇绍走在洛阳大街上的人群中,在别人眼中已是卓然挺拔,风采出众,犹如野鹤立于鸡群之中。
但在嵇康昔日好友王戎看来嵇康较其子风姿更胜一筹。
魏晋士人又尤其注重和崇尚风度,这也正是曹氏长乐亭公主下嫁嵇康的重要原因。
作为曹氏姻亲,嵇康自然会被司马氏集团看作是曹氏集团的人,在争取拉拢不成的情形下,“刚肠嫉恶,遇事便发”的嵇康为司马氏所杀那是迟早的事情。
嵇康和阮籍的故事
唐代时期有两位伟大的诗人,他们分别叫做嵇康和阮籍。
这两位壮士出生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都有一样的爱好,那就是诗歌。
嵇康生于富裕和贵族家庭,他拥有优越的资源和条件,他的诗歌有灵动的节奏,深刻的表达,抒情洒脱,完美展示了他的诗歌天才。
他的诗作也深受当时很多人的喜爱,为唐代学术界带来了灿烂的光彩。
阮籍是一位农民,他生于贫穷家庭。
他本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文学教育,但他有着天赋异禀的诗歌天赋,只是他的诗歌风格比嵇康的更加抒情,更加质朴,更加深刻。
他的作品表达了他对中国贫困农民的耐心深情,也受到当时不少人的无限喜爱。
嵇康和阮籍两位诗人在唐代学术界都十分负盛名,他们同样热爱诗歌,但他们的诗歌风格却有很大不同。
两位诗人结识后,一直友好相处,彼此交流讨论诗歌,互相帮助,影响着当时学术界和文学界的繁荣发展。
后来,嵇康任官一职,但他随后便前往西域旅行,未曾返回,再也没有出现。
而阮籍在官府任职失败后,也离开了家乡,前往南方。
嵇康和阮籍离开之后,两人的诗歌也不再连续发表,但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在唐代仍然留下了伟大影响力。
今天,他们的作品仍然被人们所崇敬与传颂,他们的故事令我们倍感激动。
二者的故事,两份炽热的爱好,一路追随,把热情传递给后代,这就是嵇康和阮籍的传奇,是唐代文化史上一个最美丽的篇章。
- 1 -。
嵇康、阮籍的哲学思想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
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
父昭,曾为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
康早孤,靠母、兄抚育成人。
康少有俊才,豪迈不群,任性而行。
不修名誉,博览群书,尤好老、庄。
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时,康年十七,后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孙女为妻,曾作过中散大夫。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党何晏等,独揽政柄,从此嵇康隐居不仕,他与阮籍等寓居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
史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
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休七贤”。
竹林七贤结伴游处的时间大概在正始未年至嘉平未年的五、六年内。
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
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
我们在此只谈谈嵇康和阮籍的政治处境和哲学思想。
嵇康只活了四十岁,便被司马昭杀害。
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马懿发动政变为分界线而分为两段。
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岁以前,“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
这时,大致过的是读书弹琴、饮酒咏诗,“自足于怀”的无忧虑生活。
后一段则过着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
所以我们说:司马懿杀曹爽政变不仅使魏政权落于司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发生重要转折。
司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儒家豪门的支持。
但篡位的勾当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因此,司马氏除广泛笼络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还为自己图谋篡代制造理论根据。
于是汉朝统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名教便应时而出。
司马氏首先标榜一个孝字,用以诱导士人慎言保身,勿为祸先:另外又宣扬尧舜禅代、汤武革命,给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让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劳。
竹林七贤阮籍的故事阮籍与嵇康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不同于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会性,甚至面临杀身之祸时,还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阮籍的故事吧!魏晋乱世,诗作甚多。
其中,能以诗文加以隐晦的手法,抒发对朝政不满的,当推“竹林七贤”。
而“竹林七贤”中又以阮籍、嵇康二人成就最高。
二人各有所长。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指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可见二者作品的思想不谋而合。
不过嵇康工于文论,而阮籍善于诗作。
尤其在五言诗方面,更是成为绝响。
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01年,卒于公元263年。
因其羡慕步兵营厨之美酒,曾一度作为步兵校尉。
故后世称其为阮步兵。
其父阮�r为“建安七子”之一。
但阮籍却无意继承父业,其主因可能是父亲早逝,对其影响甚少。
这也使他在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为日后其诗的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早期崇尚儒学,中期倾向于儒道综合,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试图设计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方案。
但这一切都因司马氏与曹氏两大集团展开殊死的权利之争,大批名士为此走上断头台而归于破灭。
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自我意识自身,在主观领域设计一个理想的精神自由的世界。
但是,“它们并未从心灵之中销声匿迹,因为没有任何曾经被人感受过的经历会终止其存在的,只不过它们被贮藏在荣格称之为个体无意识的存在之中”。
所以,这使他的诗作也多了愤世嫉俗与不拘礼法诸内容。
关于阮籍的一生,自然是在极度压抑与苦闷中徘徊的一生。
如同钟嵘所言“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这集中反映在他的《咏怀》八十二首上。
观其作品,不难发现,在失志之间,其内心仍隐藏着愤世嫉俗的内容,比如《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诗中难以克制作者的幽愤与苦闷心情,但在表现上却又相当隐晦。
何焯曰:“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于知之。
”蒋师�~曰:“案此刺善笺忧生之嗟也。
阮籍与嵇康的经典故事
阮籍与嵇康是两个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友谊之一。
他们的故事经历了千辛万苦,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友谊、人性和人生的启示。
阮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一直被人们视为文学经典。
嵇康则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他的音乐造诣同样被后人推崇。
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同,但是他们却是好朋友。
据《三国志》记载,阮籍和嵇康第一次见面是在嵇康的家里。
当时阮籍正在嵇康家的门前过路,被嵇康的父亲嵇喜邀请进去。
嵇喜知道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所以邀请他到家里来弹琴唱歌。
阮籍和嵇康从那以后就开始了长期的友谊。
他们经常一起游山玩水,品尝美食,还一起弹琴唱歌。
在嵇康去世后,阮籍为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咏怀古迹》,表达了对嵇康的怀念之情。
虽然阮籍和嵇康的友谊历经了许多波折,但是它们一直都没有改变。
无论是面对生死还是面对困难,他们一直相互扶持,共同度过难关。
当面对生死的威胁时,阮籍和嵇康的友谊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三国演义》记载,阮籍曾经因为一首诗而感到难过,他觉得这首诗太过悲伤,无法继续写下去。
于是他前往嵇康的家中,向嵇康道歉。
嵇康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不想写,就不用写。
”阮籍听了这句话,顿时感到释然,于是他又回到了嵇康那里,继续写下了那首经典的诗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是建立在真诚和理解的基础上。
友谊也要经过无数次的波折和考验才能变得更加坚定。
只要我们坦诚相待,共同度过难关,真正的友谊就能永远长存。
阮籍和嵇康~~⽵林七贤阮籍和嵇康的诗⽂ 以上诸⼈的⽂学作品⼤致在汉末魏初,⼈们习惯称之为“建安⽂学”。
到三国后期,魏国⽂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较有名,⽂学史上所说的“正始⽂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
⼆⼈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只谈谈他们的⽂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
《⽂⼼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以遣论,阮籍使⽓以命诗”。
意思是说嵇康的⽂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势和风度。
阮籍遗留⾄今的⼋⼗⼆⾸五⾔《咏怀诗》,素称名作。
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了隐晦曲折的笔调。
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趾。
⼀⾝不⾃保,何况恋妻⼦。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诗还是⽐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中的苦闷、畏惧和⽆可奈何的情绪。
他这种⼼情,也是后代⽂⼈⼠⼤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们所喜爱。
⼜如: 驾⾔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梁王安在哉! 战⼠⾷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吾有,朱宫⽣尘埃。
军败华阳下,⾝竟为⼟灰! 这⾸诗借战国时魏国⾃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
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离⼼,由于曹叡不能引⽤品才兼优的⼤⾂,⽽托国于曹爽庸⼈,致为司马懿所啖⾷,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
⼜如: 昔年⼗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望所思。
丘墓蔽⼭冈,万代同⼀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噭噭今⾃嗤。
这诗说他⾃⼰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效⼒,⽽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亦有何益!不如⾛羡门⼦的求长⽣之路。
实际,这只是他⽆可奈何的⾃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①;刘勰说“阮旨遥深”②,“响逸⽽调远”①;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之内,情寄⼋荒之表”②。
《阮籍评传》四、阮籍与嵇康篇一:阮籍与嵇康思想性格的异同1.阮籍与嵇康思想性格的异同:⑴反对司马氏的篡权是其共同的立场,但在态度上,①阮籍能做到敷衍世事,应变顺和;②嵇康却峻切激烈,往而不返。
⑵同样是非毁礼法,放浪形骸,①阮籍含蓄而近于圆滑;②嵇康则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这是二人性格与处世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2.文风的异同:“师心遣论”、“使气命才”是其同;“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是其异。
3.阮籍与嵇康之文:⑴阮籍散文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此外还有《通易论》、《达庄论》等。
阮籍的散文富于文采,但总的说来,在指斥现实、介入政治斗争方面“隐而不显”。
⑵嵇康的散文的代表作是《太师箴》、《管蔡论》、《与山居源绝交书》,此外还有《养生论》、《南张辽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嵇康的散文观点鲜明,词锋犀利,长于辩难,风格清峻豪壮,有很强的思辨性、哲理性及批判性。
4.阮籍与嵇康之诗:⑴阮籍诗歌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是其一生思想情感的总汇。
《咏怀》八十二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⑵嵇康的诗歌形式多样,尤以四言成就最高。
其代表作品有《幽愤诗》、《送秀才从军》。
嵇康的诗歌风格清峻、言简义丰、意象鲜明、意境高远。
5.阮籍《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⑴表现了诗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苦闷孤寂的情怀和忧生惧祸的心理,批评了社会的黑暗和时政的腐败,同时也体现出一些饮酒、求仙、隐逸等消极出世的情绪。
⑵阮籍的诗歌继承了风、骚和《古诗十九首》的传统,在艺术上大量地运用比兴、象征、用典的手法来抒情言志,因而形成了隐晦曲折、旨意遥深的艺术风格。
⑶阮籍的《咏怀》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左思的《咏史》、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以及陈子昂的《感遇》和李白《古风》等,都明显得到其艺术的滋养。
6.嵇康的《悲愤诗》与《赠秀才入军》:⑴嵇康的诗,现存五十余首。
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最高。
嵇康和阮籍作者:李国文嵇康和阮籍(1)鲁迅先生认为,这两位文人,“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
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骄视大将军司马昭,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
阮籍敷衍了事,也许对俗人而言,觉得你不够意思,可对统治者来说,一个文人,做到不生事,不惹事,不找事,不犯事,当然要省心省力许多,于是,司马昭决定放他一马,由他自便。
这样,阮籍保住了首级,嵇康交出了脑袋。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浆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
阮籍为什么要“犯嘠”,嵇康为什么要“杠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将军要篡夺曹魏政权。
其实,阮籍和嵇康,并非特别坚定的,要誓死捍卫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不过,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嵇康娶了长乐亭主,当过驸马,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
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魏,因之,这两位文人对执政的司马昭不开心,不买帐,不合作。
于是,这二位,阮籍老翻白眼,嵇康老梗脖子。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这两位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
可他们,是有头脑,有思想,有见解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视若罔闻。
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
太过份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
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箝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
太嚣张了,太过份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这两位很有点脾气的文人,便产生出来这种对立甚至对抗的情绪。
嵇康与阮籍的命运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
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
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
阮瑀死时,他才三岁。
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
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
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
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
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
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
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
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
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
阮籍与嵇康之比较摘要:阮籍和嵇康生活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二人既是好友,又同好老庄,自古论阮籍者必论嵇康,论嵇康者也必谈及阮籍。
我们通过对阮籍和嵇康的认真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选择不同,性格和诗歌创作都存在着一定差异。
关键词:阮籍;嵇康;名教阮籍和嵇康生活于魏晋之交的乱世,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个代表人物。
二人既是好友,又同好老庄,自古论阮籍者必论嵇康,论嵇康者也必谈及阮籍。
我们通过对阮籍和嵇康的认真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不同选择魏明帝时,曹魏政治日坏,之后政权发生重大变化,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懿和他的儿子逐渐夺取了朝中大权。
这一时期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正一职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把持,成了他们培养自己势力的工具。
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仕途之路的扭曲,对那个时代的文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氏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以示笼络,一方面与其他氏族联姻,另一方面大肆杀戮异己。
士林也笼罩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血腥之中。
魏晋之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
黑暗的生存环境“使一部分较为正直而失意的士人从正统的立场上游离出来,转而从一种具有反叛色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著论立说和立身行事,嵇康阮籍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性人物”。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大统一的东汉帝国陷入分崩离析之势,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等社会秩序也发生严重危机,重群体而轻个人的儒学思想因而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遂陷于哀微,道学、玄学又借机兴起。
故个体摆脱群体意识的束缚而崛起,借自然之名张扬个性,反对儒学及名教之风大盛。
文士经历了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反复无常,饱尝痛苦后开始渴望自由和永恒。
在乱世中人们急切地探索协调社会与个体矛盾冲突的方式。
司马氏政权大力宣扬以君臣、父子伦理为基础的名教,意在维护社会群体秩序,这与魏晋思想解放潮流和个性张扬之风针锋相对。
论阮籍、嵇康的仕隐之心前言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两大领袖,是正始时期最重要的两个文人,他们对当时及后世的思想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其生平活动和思想倾向都为历代学者所关注。
他们在对待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
阮、嵇这种心态的产生与他们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明显的中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痕迹。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在前人著述中,很多人都认为阮籍、嵇康身上的儒家思想痕迹不是很明显。
但是作为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阮、嵇二人,在他们的言行和著作中其实都透露着儒家那种积极入世和顺从儒家秩序的思想。
虽说在魏晋之际儒家文化那种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但是根植于当时文人心中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被推翻,阮、嵇当然也没有例外。
先看阮籍,他出身于儒学之家,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受学于蔡邕。
有着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对他后来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就曾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⑴可见他早年是十分爱好儒家经典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孔子弟子中的以德行见称的颜回和闵子骞。
在《乐论》中,阮籍就称赞礼乐有着教化作用,强调要维护儒家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认为“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
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从这可以看出阮籍把礼乐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平天下的高度,具有一种浓烈的顺从儒家秩序的情怀。
阮籍是一个怀有济世之志的文人。
据《晋书•阮籍传》:“(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由此可以看出,阮籍不仅有济世之志,而且眼界很高,抱负甚大,我们来看其《咏怀诗•三十八》、《咏怀诗•三十九》: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
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
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
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在前一首诗中,感情基调慷慨昂扬,表述极其明快朴实,表达了阮籍自视甚高,“志气宏放”⑵的一面。
方东树云:“此以高明远大自许,……言己本欲建功业,非无意于世者。
”⑶这说明阮籍儒家的政治理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失,它一直沉淀在其心灵深处,一有机会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后一首诗中,阮籍塑造了一个“临难不顾生”的壮士形象,他所称颂是儒家忠义气节。
他向往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也于此流露无遗。
即便是身处易代乱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⑷但其内心的政治热情亦未完全泯灭。
还是苏轼说的好:“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为酒。
”⑸看来苏轼是看到了阮籍内心中被压抑着济世理想所带来的痛苦。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是嵇康著名的反儒家思想的言论,不少学者以此来判定嵇康思想属于儒家的对立面。
的确,嵇康是非常推崇老庄,曾明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⑹其诗文著作中也有颇多引用道家典籍之处。
于是有很多学者就从儒道对立的思维角度出发,得出了嵇康崇道反儒的思想观点。
但是在嵇康的一些诗文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其实和阮籍一样,他的思想中同样有着儒家思想的成分: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
是故伊尹不惜贤于殷汤,故世济而名显;周旦不顾贤而隐行,故假摄而化隆;夷吾不匿情于齐桓,故国霸而主尊。
(《释私论》)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以济之。
禹不迫伯成子高,全其节也。
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
(《与山巨源绝交书》)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六言诗十首•一》)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而时可熹。
(《六言诗十首•二》)上面的诗文都能够看出嵇康不仅没有肆意诋毁儒家圣人,而且是怀有极高的崇敬之心的。
因此不能单凭“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一句话来判定嵇康就是一个坚决的反儒者。
且嵇康的诗文中常常会引述一个“君子”的概念,众所周知,“君子”是儒家思想在现实当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都对“君子”作过精要论述。
而被认为道家经典的《庄子》一书中,也曾有“君子”这个概念,如:“子贡曰:‘敢问畸人。
’曰:‘畸人者,畸敖人而侔于天。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⑺可见庄子本人对“君子”并不认可。
且《庄子》一书对“君子”是倾向于否定的。
这也可视为儒道两家的差别之一。
“君子”在嵇康思想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现存诗文中多次提到“君子”,如《琴赋》、《释私论》、《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家诫》等,在这些文章中,嵇康不仅以“君子”来作为心目中的完美人格,而且许多“君子”的概念直接来自于儒家经典。
如《释私论》:“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
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
何者? 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特别在《家戒》中有云:“人无志,非人也。
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
若志之所之,则心与口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
”我们都知道是否有“志”和能否坚守“志”是儒家“君子”的重要标准之一。
《论语》里就有许多关于“志”的讨论,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述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且儒家中“志”是常常与济世联系在一起的,嵇康在《家戒》中以这样的语气来告诫自己的儿子,这说明了嵇康也是有一颗济世之心的。
后来嵇康儿子嵇绍在山涛的引导下进入仕途正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嵇康思想中的“君子”主要继承自儒家,不仅是一个正面的范畴,而且还是嵇康在现实中用以要求自己的人格标准。
这都说明阮、嵇二人有着儒家思想的痕迹,这种痕迹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一言一行。
也因此可以判定,二人其实都有着一颗儒家士人的济世之心的,他们都有中国封建文人身上那种积极出仕的心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
但是由于在当时恶劣政治环境下,他们找不到理想中的出仕之路,在痛苦的挣扎中他们走向了道家思想。
阮籍、嵇康的道家思想说起阮籍、嵇康,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所崇尚的老庄道家哲学。
他们在竹林下畅游时,大谈玄学,沉浸于玄思之中。
阮籍与王戎,每天都要谈到太阳下山才罢手,而嵇康和向秀反复谈论养生问题。
玄思妙解,给了竹林之士无限的快乐,他们从中领悟人生的乐趣,这也是我们后人所羡慕他们的地方。
这些都是来源于老庄的道家哲学。
魏晋之际,由于儒家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和政治上的极其黑暗,阮、嵇二人就运用老庄道家思想来批判黑暗政治的代表—司马氏集团。
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名教,是指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关系和父子两伦被看着是全部秩序的基础。
⑻自然,指老庄崇尚人性自然之旨。
他直接把矛头指向司马氏提出的“名教”思想。
司马氏集团打著名教的幌子,罗织罪名,以名教为工具进行权力的争夺。
曹爽之祸,有许多名士被杀,著名的玄学代表何晏就在其中。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⑼社会政治环境充满了令人愤慨的荒谬、狡诈和残酷。
嵇康将自然与名教看作是对立的,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而崇尚自然。
毕竟司马氏集团所提倡的“名教”与儒家“名教”有着质的区别。
嵇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的理想人生,这种人生是为了摆脱世俗的系累和司马氏的礼教束缚。
他把自己的理想绝对化,也可以说是把庄子的思想诗意化。
他追求返归自然、心与道冥,在诗文中,他建构了一个能够从容优游、了无挂阻的人间境界。
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自由天地,同时又是具有生活情趣的人间境界。
这方面的内容多表现在他的诗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四》)琴诗自乐,远游可珍。
含道独往,弃智遗身。
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
怡志养神。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
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峙。
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
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鳞鲔。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会诗》)这些诗所反映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向往,是闲适的,任情所之的,诗意的。
在他诗中所描绘的世界里,是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在这里面,没有争斗、没有世俗的羁绊、没有功名利禄,它是嵇康心中理想的“逍遥游”。
这些诗中,嵇康把庄子的哲理世界诗意化和人间化了,因此更具强烈的现实批判力度。
阮籍与嵇康一样反对司马氏的“名教”思想,只不过他没有“于世事未能忘情”的嵇康那样刚肠疾恶。
他在险恶的政局中善于明哲保身;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却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终生苦闷,矛盾不已。
为此他也就把目光投向了老庄,并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蔑视世俗礼教,喝酒放诞。
他向往一个精神自由,翱翔于无何有之乡、追求与道为一体的境界。
在他作品里,常常出现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逍遥游”世界,这与嵇康的“逍遥游”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其诗中出现的大鹏、玄鹤,但在嵇康诗文中就没有这类意象的出现。
这也说明阮籍要比嵇康更倾向于老庄。
我们就来看看其诗文中的道家思想: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
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
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土,携手共言誓。
(《咏怀•四十三》)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
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
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
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
岂与鹑鷃游,联翩戏中庭。
(《咏怀•二十一》)上面写到的大鹏、玄鹤,都是来自于《庄子》,他把庄子的纯哲理的人生境界搬到文学创作中来,以满足其“逍遥游”。
阮籍为了逃避世俗险恶的世界,经常借助写文章来进行神游式的“逍遥游”,如其文《大人先生传》:……纷泱莽,轨汤洋,流衍溢,历度重渊,跨青天,顾而逌览焉。
则有逍遥以永年,无存忽合,散而上臻。
……飙涌云浮,达于摇光。
直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
太初何如?无后无先。
莫究其极,谁识其根。
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
……辟九灵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万天而通观,浴太始之和风。
漂逍遥以远游,遵大路之无穷。
……超蒙鸿而远迹,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
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心是对老庄理论的宣扬。
大人先生的原型就是阮籍自己,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阮籍塑造了一个生于远古,长生不老,四海为家,天地同寿,追求大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