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天津传统城市文化经历了极大的冲击，不但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迁移，在文化元素的构成上也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传统的天津城以鼓楼为中心，分布着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四大居住区。其中宫北大街、大胡同、侯家后一带由于毗邻北运河，有停泊在附近码头的外地货船提供的巨大客流，因此尤为繁荣。商店鳞次栉比，摊贩、游人川流不息，自然成为天津城市休闲文化的中心。自清初以来先后出现了福来轩、三德轩、东来轩、宝和轩、义顺茶园等知名茶馆、戏园，诸多艺术形式如皮簧戏、十番、
“数来宝”、
“荡子曲”等都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这类“俗”文化相互辉映的则是盐商、政要在城内外兴修的各式园林，举办吟诗作画、集结诗社等文化活动，展现了天津文化“雅”的一面。
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天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天津城区发生了连锁反应式的变化和扩张。首先是九国租界的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英、法、美、德、日、意等国强划租界，并进行了诸多旨在为本国侨民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加快了天津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此外，由于晚清以来中国政局动荡，天津成为很多下野政客观望局势、谋划东山再起的据点，他们多选择居住在市政管理较为完善、居住条件相对舒适的租界区，也为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发展机会。其次是因列强租界区划出现空隙而兴起的南市地区。这里毗邻日租界，被当时日本侵略者称为“预备居留地”，不属于中国管辖范围，而以老西开地区为扩张目标的法国人也对该地区不予过问。尤其是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封建剥削日益沉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天津周边一带的农村经济趋于崩溃，大批破产农民、灾民涌入天津，也成为了推动南市发展的主体力量之一。中山路一带最为晚出。这里是中国人“最早运用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开辟建设的新城区”。１９０２年，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沦陷的天津，设立直隶总督衙门，并在督署附近的海河以北地区，
精心打造了以大经路（今中山路）为中轴的新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
随着新城区的开拓和繁荣，天津城市文化空间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首先，在这些新城区里，兴建了大批的教育文化设施和休闲娱乐场所，催生了诸多新式的文化行业，形成了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化中心，也改变和丰富了天津城市文化的构成。如在租界区出现了按照西式教育理论进行管理的新式学校，有别于中国传统邸报的西式报纸，展示西方饮食文化的西餐馆，展示西方休闲文化的俱乐部、电影院、跑马场、公共体育场等。又如在中山路修建的东兴里、择仁里等院落式里弄住宅，成为政府各级工作人员、大型工厂工人和铁路职工的聚居地，孕育了新式居住文化。在这里还集中了大批在近代教育和规划理念指导下兴建和管理的新式学校，如直隶第一师范、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水产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以及旨在提高市民精神文明素质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等，这些都与老城区的传统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以及古典园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新兴文化中心不但凭借这些新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娱乐方式对老城区的文化影响力产生了巨大的分流效应，而且还吸引了活跃于老城区的传统文化行业逐渐向新城区转移。相声茶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茶馆最先为相声提供了发展的舞台。阎德山、李德钖（万人迷）、张德泉（张麻子）、郭瑞林、马德禄、周德山（周蛤蟆）等天津相声的奠基者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然而，随着大批流民向南市集中，为相声提供了更为庞大的观众群体，南市取代老城区成为相声发展的重镇，并为相声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一跃成为“相声艺术摇篮”。法租界梨栈一带的相声表演起步更晚于南市，然而由于这里治安秩序相对良好，较少地痞恶霸的干扰，加上观众素质较高，不需要为了迎合观众而被迫说“荤口”，因此从发展伊始就成为艺人梦寐以求的“大台口”，能获得到这里演出的机会是对他们艺术水准的最大肯定。传记作家刘连群真实记述了相声表演
近代天津城市文化空间结构嬗变浅析
许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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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作为近代中国的产物，
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乃是１９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和贸易区域。它是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强
行划定的，独立于中国的主权之外，成为“国中之国”。租界存在于中国各通商口岸，尤以天津为多。先后有英、法、日、意等九国租界。租界的存在，对于近代天津城市的成长变化、文化的重塑、城市空间等都产生了
天津租界史研究现状
万鲁建
艺术家马三立当年接到天祥商场大观园的演出邀请时的激动心情：“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从剧场、合作者档次看，……若能入大观园则是一次大大的升格，是许多撂地的艺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向高处走。三立那几近枯竭的进取心又汩汩流动了。”
出于工作便利的需要，天津文化名人的聚居地也逐渐从老城区迁移到租界、南市等新兴文化中心。如画家陈少梅在天津的三处主要居所都在租界内，包括达文波道（今建设路）达文里和伦敦道（今成都道）世界里和福音里，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天津的书画文化中心已经由老城区迁移到租界，尤其是法租界的永安饭店是当时举办书画展览的重要场所。张善孖、张大千、刘继卣、刘止庸等著名画家包括陈少梅都曾经在这里举办过画展。而表演艺术家骆玉笙的后人也曾回忆说：“奶奶骆玉笙自１９３６年来到天津以后，为了演出方便，在老西开教堂后明德堡２号的一个三正两偏（外加两个耳房）的小三合院内住了三十年”。著名报人刘髯公为了《新天津报》报业发展的需要，在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买了一所楼，前楼居住，后楼办公。
租界区、南市、中山路这三个新兴的文化中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出现了互相渗透的趋势。
这三个文化中心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发展动力上。中山路文化中心的形成具有较强的政治驱动因素。袁世凯利用行政手段，将政府机关迁到海河以北，并鼓励在这里兴建学校工厂，其初衷就是为能够“与租界区平分秋色”。租界区虽然最初的规划也包含了列强的政治企图，但是后来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经济和商业为主要驱动力。
其次是对消费群体的定位有所不同。租界区有的是财力雄厚的政客军阀和富商大贾，因此高档文化休闲场所多开办于此。而南市是城市贫民的聚居区，消
费水平较低，因此这里的文化设施和娱乐场所也比较简陋，很多曲艺表演最初都是以“撂地”的形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出现了一些由苇席、草把搭建而成的茶棚。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有钱看大腕儿的主儿进（租界区内的）中华大戏院，没钱也想过瘾的草民去（南市的）燕乐、长虹”。
可以说，这三个文化中心实际上代表了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租界区作为集中展现西方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橱窗，是引领潮流的“时尚文化中心”。中山路一带是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试图实现自主“近代化”的一块试验田。南市则集中展现了随着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带来的乡村文化初步“城市化”并与城市文化相融合的艰难过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三大文化中心的对立和隔绝。相反，随着这三大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扩展，毗邻成片，它们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比如电影作为从西方引进的娱乐形式，最早流行于租界，后来渐渐向华界普及。上权仙电影院最早在法租界紫竹林一带，后来迁到南市。上平安电影院是英租界平安影院在南市开设的分号。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大批军阀政客定居租界，成为租界消费的主力，传统艺术形式如京剧、评戏、相声等在租界占据了极大市场。小说家刘云若的生活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注脚。他生活在租界，却“从不穿西装，总是身着中式国服，外套长袍、大衣，头戴礼帽”，饮食口味则非常多样，既有南市登瀛楼的津鲁菜式“爆三样”、“炸飞禽”，也有租界起士林的西餐“土豆沙拉”。在他身上包含着至少两大新兴文化中心的文化要素。而这三大文化中心的并行发展与交流融合，正是天津逐渐成长为“联结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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