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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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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一)historisch的应有之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MEGA)的新版还是旧版(Marx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都应该是模仿康德全集的书名。在文献学上,historisch 是指将著作按照写作顺序来排列。但是,作为实际问题,我们却很难将论文、资料和书信按照它们的撰写顺序来排列。我曾按年份整理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理论家和党派的活动,做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年表”。在做这些准备工作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副产品。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始于1845年11月,就是在那之前的10月17日,马克思还想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并将这一申请提交给了自己的出生地特里尔市的市长。后来马克思放弃了移居美国的念头,立即开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1.《穆勒评注》的地位

对我们而言,historisch读解方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马克思的写作顺序。以《巴黎手稿》为例,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之后,并没有马上写作《第二手稿》,而是写了《经济学笔记》,特别是《穆勒评注》。关于这一问题,我后来才知道中国过去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方式,即将《穆勒评注》置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来研究的。但是,如果将《穆勒评注》放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会夸大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这让我又一次认识到了historisch的重要性。

只要将“交往和分工的外化=异化”,只要将“交往异化”这一点置于中间,广松涉先生的“马克思的异化论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客二元论是与唯物主义无缘的”论断就会失去论据,变成空中楼阁。异化并不直接导致剥削,它说到底是人与自然之间,进一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代谢逻辑。这是《穆勒评注》中的“交往”概念所告诉我们的。《第一手稿》中“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穷”虽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有力的控诉,但它也让许多人陶醉,从而失去判断力。

总之,只有弄清楚“交往异化”这一微观逻辑,才能弄清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交往”那一超宏观逻辑的意义,从而弄清楚马克思广阔的历史视野。

2.印度通信中的亚细亚土地所有

我们再举一个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例子。马克思通过具体资料来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是在给《纽约每日评论》报写的“印度通信”中。这些通信实际上是分两次,而在这两次印度通信中,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1853年的第一次通信中,马克思的印度观是“全土王有说”。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这次通信,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文字实际上是从詹姆斯·穆勒的《英属印度史》一书的70页前后的叙述而来的。但是,马克思好像只是引用了穆勒《英属印度史》第1卷70页前后的部分,而没有去读该书后面的部分。如果他读到第265页,他会发现,穆勒坦白自己之所以提倡“全土王有说”,只是因为“不那样说,就无法说明谁是所有者”,这是一种略显不负责任的消极结论。因为,穆勒混淆了租税和地租。总之,马克思在第一次印度通信中的认识,即“在亚细亚,专制君主是唯一的所有者”只是他“仓促做出的判断”。

然而,在大约四年后的第二次通信中,马克思正确地反映了其后英国关于印度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印度国土面积广阔,各地的土地所有制不尽相同,整个印度绝不可能都是一无所有的农奴。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全土王有说”的另一个论据是中国,而当时马克思对“中国农民也是彻底的土地私有者”的议会报告未加任何评论就予以了介绍。

《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节,这一节与撰写第二次印度通信的时间完全重合。而《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的“亚细亚的总体奴隶制”等一系列论述早已超越了第一次通信中的“全土王有说”,因此,这些论述不可能成为教义体系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强有力的根据。

如果采取historisch的态度,就不可能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总体的奴隶制”这一简单的图式,即使后来在马克思那里出现过一两个偏离这一主旨的例子。

(二)kritisch的应有之义

在文献学或者书志学中,“Kritik”一词是指“对一个个单词的拼法及其位置的确认”之义。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阿多拉茨基的旧MEGA,用马克思夫人的话说,都是终生在判读“像苍蝇足迹的字”的专家们汗水的结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力以kritisch的态度将他们判读出来的词句的意思一句一句地解读出来。我以为,这才是对他们这些判读专家的尊重。

1.bürgerlich

无论是谁,只要采取kritisch的态度就必然会遭遇对马克思原词的翻译问题。如果有谁通读《资本论》原文,一定会感到恐惧。如果本国语的翻译出色,那么读译本无疑是最合理的选择。

关于翻译的例子有很多,但最为典型且在数量上占压倒性地位的恐怕莫过于bürgerlich 一词。因此,尽管举哪一处bürgerlich我还颇有些犹豫,在这里还是举一个译词差异明显的例子,即日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我对译文稍作修改:“在1844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显然,此处德语的英语原型是civil society或者它的法语用词。此处的翻译还是“市民社会”。但在后面对bürgerlich一词的“译者注”中写道:“在后面,我们将该词大多译为…布尔乔亚?”。但实际上并不是“大多”,而是“全部”。

“布尔乔亚经济学”、“布尔乔亚财富”这些说法勉强还说得过去,但是“同劳动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布尔乔亚劳动”①这句译文又如何理解呢?布尔乔亚显然是不可能劳动的。

再举一例:“在布尔乔亚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里,人们还没有以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高利贷者等身份互相对立,而是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份互相对立”②。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还未出现以前,商品交换者们就被翻译成了“布尔乔亚”。原文是Bürgertum,而这毫无疑问是还没有特权化的普通的商品交换者们。若翻译,只能译成“市民层”。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做到,但是如果将bürgerlich按其原意自动地翻译成“市民的”,让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思考,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可以设想,经过暂时的混乱,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马克思像。

2.Gesellschaft和Gemeinschaft

日语和汉语不同,为了强调某些外语词汇,有时会使用平假名,或者在日语文字旁边加上小字体的片假名。我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日文版中使用了这种片假名,尤其是不厌其烦地使用了“ゲゼルシャフト”(Gesellschaft)和“ゲマイソシャフト”(Gemeinschaft)这两个词。即使是日本的读者,对我的这一做法也不是很赞同。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当需要进行严密的叙述时,如果将马克思的原词Gesellschaft翻译成“社会”,马上就会产生误解。因为,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社会观”,都会将自己所解释的“社会”与该词重合起来。

日语中有“ムラ社会”一词,但这并不是农村村落之意。在这次发生的福岛核电站重大事故中,很多媒体都使用了东京电力内部“核能村”一词。在电力公司中,核能部门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大学工学部电机专业出身的人也不懂核电,结果学核物理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势力,学法律出身的社长等也没有发言权。这种集团才叫“ムラ”。整个公司是Gesellschaft,但其中的“核电部门”却是Gemeinschaft,他们共有特殊的存在感,拒绝外部的干涉。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现在这一认识正得到深化。

“ムラ”(农村)是Gemeinschaft,而非Gesellschaft。因此,“ムラ社会”一词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但一说“ムラ社会”,日本人还都能准确地理解并做出反应:“啊,是它呀”,在这样的日本,要想准确地传达马克思的思想还真是一件难事。

对等的人格首先要以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Beziehung)为前提,以物(Sache)为中介结成对等的交往关系(Verhltnis)。“verhalten”有“揣摩”之意,双方彼此进行“估价”。这才是此处的“Gesellschaft”之意。因此,如果将Gemeinwesen翻译成时常包含Gemeinschaft之意的暧昧的“社会”一词,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因此,我不惜借滕尼斯之力,用片假名来表示共同体和社会的区别。尽管很麻烦,但实属无奈。

为不使中国读者产生混乱,韩立新先生在我的著作汉译本《译者解说》的最后,对汉语中大多被翻译成“共同体”的三个原词Gemeinde、Gemeinwesen、Gemeinschaft做了细致的说明。在一般情况下,Gesellschaft虽然相当于中国读者也很熟悉的“社会”一词,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③还是以原词表示为好。

另外,相当于英语“舞会”的德文词是“タンッゲゼルシャフト”(Tanzgesellschaft),相当于“交际舞”的德文词是“ゲゼルシャフッタンッ”(Gesellschaftstanz),我很高兴韩先生明知中国读者看不懂仍采取了片假名来表达。因为,中国读者在遭遇这些不熟悉的文字时,一定会感到有些别扭,同时也肯定会推测说:“瞧!很多日本人不也是不知道德语Gesellschaft一词的真正含义吗?”

Gesellschaft与英语的party同格。所谓的Gesellschaft并不是存在于眼前的东西,而是这样一种自由的组织体,即有意识地组织并参于其中,获得享受和合作感觉,有时甚至为了赚钱等达到目标就解散。

而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些数不过来的临时party;或者是指NPO、NGO等有持续性的市民活动;此外还可以指那些不断运动的整体性的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有意识地使用Gesellschaft时,这种组织体即使没有“市民的”这一形容词,其实也是“市民的”。

如果从范畴的高度来对这些市民活动进行总括的话,它就是“分工和交换的体系”,而绝不是只有利己心的“商业社会”。人在这里确认了自己属于“类存在”。

3.Kapitalismus

由于受到帕索夫的误导,我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即《资本论》中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是,“果真如此吗?”未解开这一疑问,我曾从《资本论》的第一行开始查阅原文。查第1卷时有几次想中途放弃。但是,我不断鞭策着自己,终于读完了第1卷,就在进入第2卷打算“放弃这一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时候,终于发现该词。但我没有就此打住,因为也许后面还有。就这样,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总算把全部三卷都查阅完毕,终于确信该词“只出现了一次”。我在世界上第一次揭穿这一谜底:旧狄茨版是在第2卷115页;MEW是在第24卷第123页。我没有给跟随我学习的东京大学的研究生们在阅读《资本论》第2卷时这样的暗示。因为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会越过第1卷。我希望他们即使找不到,也应该通过查阅第1卷而深切地感受一下马克思没有使用Kapitalismus这一事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是第2卷,当然是恩格斯编辑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迄今还怀疑“那一处是否真地、肯定无误地就是Kapitalismus”。

4.Progressiv

要想研究近代的bürgerlich社会,就必须理解日本所说的“唯物史观的公式”中Progressiv一词的含义。中国当然也有很多译本,在本书的汉语版中,该词被翻译成“相继发生的”④,而在韩立新先生所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被翻译成“演进的”⑤。

杉本俊郎的翻译是“相继的”,平田清明的翻译是“前进的”,他们都取了“演进的”之意,林直道的翻译是“继起的”,这本身就是“继起的”之意。日语中“演”字没有发展之意,我查过了词典。读到这里,学者们都会去看《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该信的法语原文。我发现,如果以此为基础来解读“公式”,“经济的社会构成”一句的后半部分即德语的“构成”是地质学中表示“成层或地质群”概念的Formation,显然,马克思是在用地质学术语来说明生产方式的历史累积(Progression)过程。因为,他当时正热衷于地质学和矿物学。

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译者是平田清明先生。就是平田先生也把Progressiv译成“前进的”。看来,这种把它视为“进步发展”之含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渗透很深。

所谓Progression是指地层的累积。恩格斯曾说,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也适用于自然界,为此他还举出火山活动的例子。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地层一旦形成,在原理上层序(即单层的顺序)将不再改变。澳大利亚的艾尔斯巨石呈纵向排列,但此处的地壳运动发生在4亿年前。人类学在“寻找人类发源地”时,总会以发现骨头的地点的地层年代来判断该骨头的年代。如果该处地层还发生着辩证运动,人类学就没办法成立了。

但是,习惯于“教义体系”的人总会把“唯物史观公式”看成是一个按固定的“亚细亚→古代(即奴隶制)→封建制(即农奴制)→近代资产阶级”的顺序发展的过程。而kritisch阅读古典则可以避免落入这一陷阱。

(三)从不可解的用语去接近“市民社会”

1.“中世纪(日耳曼时代)”

“中世纪(日耳曼时代)”一词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共同体理论当中。碰到该词,很少有人会不发出疑问。因为“中世纪”一般是指与“古代”相接的时代。欧洲的“中世纪”始于何时?关于这一断代问题,还没有公认的结论。如果说“中世纪=封建社会”这一公式比较稳妥的话,那么按常识似乎应该从法兰克人的加洛琳王朝开始。因为它的第一代国王丕平在比利牛斯山麓击退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向南进攻的伊斯兰王朝,由此保住了北部基督教的欧洲。此外,关于“日耳曼时代”一词,在德国史学界,germanisch这一形容词本身就已经是“古代日耳曼的”之意,因此“中世纪日耳曼时代”一词本身就是形容矛盾,或者根本上就是荒谬的组合。

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与“中世纪(日耳曼时代)”非常类似的表现:“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这句话的后面是以恩格斯的笔迹所做的追记,然后接下来有这样一句话,即“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这句话的原文是“die aus dem Mittelalter hervorgehende Vlker”。

那么,《大纲》和《形态》这两处奇妙的表现究竟是来源于马克思的什么样的世界史像呢?对此,我一直感到很困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中登场的是“日耳曼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各个家庭“散居”于各地,自立存在,他们只有在耕种共同地、村祭时才聚集在一起。由于他们“不是统一体,而是统一行动”的集团,日耳曼共同体不像“村落”。我认为马克思似乎把这种散居自立的共同体看作是欧洲(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市民社会的“原型”。

而教义体系的历史学家们则对这种“散居”和“统一行动”的规定感到困惑。大冢久雄先生以出版《共同体的基础理论》来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始终满足于“中世纪=日耳曼的=封建的”这一愚不可及的公式。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别处,即在“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之中。

2.“迄今为止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城市和农村的对立”

这句不可思议的话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4节“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当中,这一节并不怎么引人注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学习经济史的人在遇到这一节时肯定会在一瞬间做出疑问反应。而马克思只是以“在此我不想进行考察”为由撂在了一边。教义体系对这一问题也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就像他们对《资本论》第1章交换过程理论中黄金价值由采掘黄金的劳动时间所决定这一马克思的理论所做的一样。

只读一遍是不可能读懂的,因为遇到它时,我们还在类似于“阶级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对立”(Gegensatz)一词,即把它理解为“从正面进行对抗”。很难想象,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之一竟在“日耳曼共同体”的旁边,即在有关“古代形式”论述之中。如果对该处做一个概括,就是“古典古代的共同体拥有农村人的居住地城市。此时的城市(Stadt)不是农村(Dorf)的附属物。”这仿佛是谜语。因为“城市”一词带有括号,它就是指“农村”。在日语中,或许在汉语中,人们看到此文会有“城市即农村”的感觉,因此发出“什么!怎么回事?”的疑惑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外,马克思还有“以Dorf和Land的结合为基础的古代人”等类似说法。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它所要表达的是“在古代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这需要对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进行研究。

一些电视节目在介绍“意大利的小城市周边”风景时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一片麦地中央,有一块小山丘,上面建有一片密集的石房子。日本人的町(小城市)不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因此对日本人而言,那片石房子怎么看都像城市。但实际上它是农村的村落。农民从山丘上下来,钻进位于农田中放置农业器械的小屋,将铁锹和犁等搬出来,有时还将一辆小拖拉机开向农田。晚上,再扛着一些收获的农作物,返回山丘上的“村子”。它虽然采取“町”的形状,但实际上是村落。这里不可能出现“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以及更古老的古代城市基本上都属这种情况。

与这种古罗马的共同体不同,日耳曼共同体本来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地居住的,他们不喜欢住在一起。正因为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在有了剩余以后,将来往方便的村子整合成“小市镇”,并让自己与这些“小市镇”相对立。

其辩证性在于:(1)亚细亚因没有城市而不存在着农村与城市的对立;(2)古典古代因农村人住在城市里也不存在着对立;(3)只有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农村才与将自己外化出去的小城市发生“对立”。到这里,我终于弄明白了马克思这一节的含义。

3.“瓦拉几亚的Bojar”

《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标题很奇妙:“工厂主和领主(Bojar)”。在这一节中,马克思说道:“多瑙河各公国本源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共同所有的基础上的。自由农民在公有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有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与此同时农奴关系发展起来”。所谓的“多瑙河各公国”是指曾在今天罗马尼亚国土上出现的两个公国,即北半边的莫尔达维亚公国和南半边的瓦拉几亚公国。所谓“Bojar(领主)”是指俄国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大地主。瓦拉几亚的公爵之一是“德古拉公爵”。

马克思论述道,在这两个公国统治以前,古罗马尼亚本源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斯拉夫式或印度式的彻底的共同所有,而是由自由的农民们所组成的共同体。他们除了耕种自己的土地以外,还把耕种公有地作为自己的义务。后来,一些拥有军事力量的征服者集团出现了,他们抢占了公有地,并强制原本在那里耕作的自由农民为自己服“徭役”,结果使原来的自由农民变为“农奴”。

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是在说“农奴制”本身跟“封建制”这一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和封臣关系毫无相干,即说它与“封授制(Lehen)”(或者说“知行制度”)毫不相干。换句话说,只要在原来没有统治者且农民们是自由的地方出现了征服者,征服者开始强制农民为自己劳动并以“地租”的形式来掠夺生产物,那么“农奴制”就与时代无关,都会产生。在很久以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1882年底)中写道:“你说得对。毫无疑问,农奴制和隶农制,只要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就会发生,——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特萨利亚现在位于希腊的最北部。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腊人就占领了该地,并将该地土著的斯拉夫人变为了“农奴”,实施了统治。如果按照时代标准划分,就成了希腊人早在建立奴隶制以前,就已经通过“农奴制”剥削了其他民族。

4.“奴隶制或农奴制”

当然,这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农奴制”的出现要比公认的欧洲中世纪最典型的“封建制”早得多,甚至比“奴隶制”还早,那么我们该如何从世界历史角度来定位“农奴制”?

与此同时,我发现,马克思在很多论述奴隶制的场合都将“奴隶制或农奴制”一起来使用,或者将两者当作同格概念来处理。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上面提到的恩格斯给马克思回信之

前,应该还有过一封“遗失了的信件”⑥。正如恩格斯写道“你说得对”那样,马克思应该跟恩格斯说过,从“原始共同体”中可以一下子诞生农奴制。那么,“奴隶制”又是怎么来的呢?马克斯·韦伯曾说:“征服者是将被征服者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还是把他们作为地租来源来利用,这得完全看场合”,他还将这一体制称作“封建制”,认为像埃及的官僚地主制、斯巴达对被称作heilótai的隶属民的统治等“叫做封建制也没什么不可”。他直截了当的程度令人震惊。不过,马克思还是没有走到这一步。在韦伯看来,“封建制”并不限于西欧和中世纪,被统治的农民既可以被用作“奴隶”,也可以被用作“农奴”,而与统治权力如何无关。这个观点的后半部分基本上跟马克思差不多。提到“奴隶”,人们的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教科书中那些古罗马身无分文的“奴隶身份”。但是,对马克思和韦伯而言,罗马法等构不成问题。因为,在一定时代,受统治的农民今天可以是奴隶,明天也可以是农奴,这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当然,将人们作为“奴隶或农奴”予以统治的经济根据,只能是生产粮食等的“土地”。用德语来说,就是支配土地(Grund)的权力(Herrschaft),是“土地领主制”(Grundherrschaft)。马克思虽然没怎么用这一概念,但应该会支持我的推测。因此,教义体系的发展阶段图式,即从原始共同体向奴隶制,然后再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从统治的观点出发,我认为发展阶段应该是本源共同体→土地领主制→近代资本主义。

土地领主制与“…奴隶and/or农奴?制”是表里一体关系。其中,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随着自由交往的扩大,土地领主制终于从内部开始崩溃。这一过程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说明。

结语: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

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紧接着“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论述道:“市民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市民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Gesellschaft的史前时期(Vorgeschichte)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马克思将构成眼前正在发展的资本家大工业及其基础的市民社会定位于“人类Gesellschaft的史前时期的最后形态”。正是这一结构(我们先暂时将它称作“资本主义”)铺设了一条通向未来的“人类Gesellschaft”的铁路。在那里,人的能力将得到全面发展。

日本的教义体系几乎没有对那一被称作“唯物史观的公式”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的一节中的“史前时期的结束”一句给予关注。对此,以新的问题意识给予关注的是内田义彦先生的《〈资本论〉的世界》一书。内田说道:“总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也是财产对人的支配,以及同是私有制但资本主义有其特殊性这两层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是…史前时期的最后?

阶段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充分地强调资本主义的负(negative)方面和正(positive)方面的基础上,再把它看作是…矛盾?。”⑦

所谓“资本主义的negative方面”并不仅仅是指它所能带来生产力的量的高度发展。内田先生所说的“矛盾”主要是指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即大工业将只承担社会局部职能的劳动者改造成能够进行各种技术操作和具有各种社会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但同时又将劳动者视为跟自己的“生死攸关的职能”(《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因为,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必然在工厂中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劳动者并不仅仅是在工厂与工友们的合作=分工“关系”(Verhltnis)中才成长为“普遍发展的个人的”。下班以后,他要走出工厂的大门,为了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家人一起吃饭、享受家庭的快乐,为了后代的再生产而对孩子的教育倾尽心血,有时为了保护家人的健康,需要和他人联合起来,与各种对自然的破坏行为作斗争。这种空间也不外乎是人的交往=分工“联系”(Beziehung)领域,即市民社会。

马克思看到,即将到来的“人类社会”只有通过事先潜在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市民社会)的胞胎内成长起来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建立起来。而我则从中发现了他的历史理论的根干,即“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自由市民的联合体)”。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2页。译文有改动——译者。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2页。此处的“布尔乔亚”中文版为“市民阶级”——译者。

③④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09-212页;第456页;第45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3页。

⑦内田义彦:《〈资本论〉的世界》,岩波新书,1966,第51页。

试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观

试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观 一什么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马克思用“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和Bourgeoisgesellschaft”表达。原主要指西欧中世纪末随着工场手工业出现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介乎国家与私人生活之间,是横向的经济、社会交往方式(区别于“管”与“被管”纵向结合方式),民众自主性社会组织和结构。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实际上指称的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变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较多使用“市民社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谈到,但明显减少。此后,马克思主张“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的继承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采取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划分。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划分是认同的,并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后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生活······”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的这一法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他处处从各种规定出发······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并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对矛盾”。在中世纪时期,封建统治统摄一切,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特性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市民社会是依附于政治国家的,两者糅合为一体。虽然黑格尔是从逻辑思辨的角度分析得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但是这一分法启发了马克思,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的批判 在1843年的夏天,马克思完成了第一部批判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随后又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建立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思想。马克思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书中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真正的原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他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这种物质交往关系所产生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且认为国家是依附于市民社会的,也即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四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例如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主要是从抽象和非历史的人性论来论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社会相分离的必然趋势,黑格尔批判了这种基于抽象人性论,非历史地论证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哲学的方法,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的体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在分析国家和社会相分离趋势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入手,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物质交往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他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上来认识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与黑格尔相比,马克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

2.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对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社会有机体是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各个社会层次,各种社会因素和关系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制约构成的社会整体。社会有机体形成于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中,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其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统一。社会有机体思想不仅体现了社会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相互;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联;经济社会形态的划分,为研究社会形态的类型和发展规律;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侧重从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产业;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有哪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及指导意义: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进;二、结构性原则结构是系统中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对我国社会社会有机体思想不仅体现了社会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突出了社会系统自我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性质,从而更为生动具体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原则。 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原则,是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生动体现,与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列宁就此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是互相联系的。新的社会形态必然有新的意识形态相对应,新的意识形态必然有新的社会形态相对应。人类经常犯的错误是在于用旧的意识形态来思考新的社会形态。所以人类总是不理解新的社会形态,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一说到博爱的社会不使用货币的时候,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认为那会导致人类失去工作的动力。但是事实是博爱的社会的社会形态不是目前的社会的社会形态,因此博爱的社会的人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目前的社会的人的意识形态。所以根本就不会出现失去工作的动力的问题。 另外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也是不可分开的。他们是完全的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一定是家庭的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无家庭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一定是无家庭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否则社会就无法正常的运行了。比如如果家庭的社会不反对第三者,没有对人私人占有的观念,那么家庭的社会就会混乱。同样,如果无家庭的社会如果没有博爱的意识形态,那么博爱的社会也会一片混乱。 社会形态作为揭示社会生活整体性特征,研究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类型即社会接个欧的社会历史范畴,通常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以生产关系的性质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即经济社会形态;一种是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即技术社会形态。 在经济社会形态范围内,有两种基本的划分方法:一是五种形态的社会划分法,一种是三种形态的社会划分法。五种形态则包括: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三种形态则包括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两种划分方法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阶段,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两种划分在本质上是一至的。 经济社会形态的划分,为研究社会形态的类型和发展规律,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和线索。正是依据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我们才能认识社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演化规律,认识到每一具体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趋势,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特点和历史任务。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之令狐文艳创作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 令狐文艳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是一般的社会历史观,而且是包括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各自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占世界人13的大多数的广大东方国家为对象,特别是以印度、俄国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趋势为典型,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虽然这一理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为更多的人所重视,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东方社会理论,它的实质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东方社会由于自身历史所形成的特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俄国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积极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跨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涉及到怎样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的问题。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总结了西方和东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概括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时代的一般进程和顺序。否定这个一般演进的秩序,把历史看作是杂乱无章的或可以随意摆布的东西,也就否定了历史的规律性,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但是,马克思也从来反对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裁剪世界历史,坚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是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因此,概括出历史的一般演进秩序,并不是要求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一丝不差的依次经历一番,并且每个时代必须经历同样长的时间,遭受同样多的曲折,不容许有任何的跳跃。 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原则,才创立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所以马克思在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同时,就批评了有的人将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批评了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机械论观点,明确指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犀。”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所提出的俄国通过革命,以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新支点”的设想未能变成现实,但是他提出的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却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列宁正是根据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 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东方国

试析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试析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摘要:马克思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追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过程。本文在重点阐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措施,希望对社会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文关键词: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群体本位;个体本位;人类本位 一、“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人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中获得解放而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丰富和完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正确理解这一思想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每个人”是这一思想的基本着眼点和出发点,也是这一思想的一大亮点。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是以每一个个体为着眼点的,而不是一群人或人类社会整体。从马恩的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或“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时,都在前面冠以“个人”一词。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共产主义是“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惟一的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其次,“每个人”又体现了这一思想的伟大光辉点。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人的发展程度已经超出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所能到达的发展水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或某个群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历史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因此,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将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及社会关系基础。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相对于以往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自由而言的。自由,作为人性的一项本质需求,成为人类的一个永恒价值追求。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在公共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时,人们才有可能从事真正自由的劳动,从而利用“自由时间”使自己发展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自己的一切活动都跟随自由意志而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是没有做到的。 (三)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以往社会的个人的片面发展而言的。

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 邓正来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市民社会理念(idea of civil society)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几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当然,所要复兴者并不是同一的市民社会概念:他们或援用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因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诉诸孟德斯鸠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的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的观点(即指社会由其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须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及主要接受黑格尔观点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国家”框架进行修正并在“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命题之外的上层建筑内部提出一个关键的次位命题即“市民社会-国家”关系的观点,或依据哈贝马斯那种凭藉非马克思思想资源但却对市民社会做出民主阐释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等等不一而论。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是因为市民社会思想发展之脉络在历史上太过庞杂且缺乏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1〕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市民社会理论所标示的侧重点的差异,二是因为当下的论者或行动者往往都是根据一己的目的而择取其所需要的理论资源的〔2〕。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当下所要复兴的市民社会理念,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 驱动市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一个较为深久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4〕。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例如,约翰?基恩力图通过捍卫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界分来推进欧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Michael Walzer 建议用市民社会的理念来统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理想;Daniel Bell 甚至呼吁在美国复兴市民社会,以此作为抵御日益扩张的国家科层制〔5〕。 然而,促使市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雅克?拉尼克(Jacqaes Rupnik) 就曾将1968年至1978年间波兰的政治发展概括为“修正主义的终结与市民社会的再生,”或者说,乃是依凭市民社会理念展开自下而上的努力斗争的结果〔6〕;爱德华?希尔斯则认为,这是市民社会观念浮现的结果,因为集权式国家在消解市民社会的同时却无力根除市民社会的观念,“正如魔鬼的观念在企图限制并剥夺魔鬼一切权力的神学中得以保存一样。”〔7〕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所有西方的思潮流派都视东欧诸国及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8〕;这一判断的深层预设,就市民社会而言,乃是指立基于西方经验或观念的市民社会而型构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那种可以跨越空间、超越文化或传统的具有普世效度(universal validity) 的结构性框架。正是基于这一预设,市民社会就被认为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目的〔9〕。这种将市民社会不仅视为手段而且还设定为目的的观点,其要害在于市民社会理念的运用不会因“后共产主义”的到来而终止,相反将在由此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市民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持续得到使用。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关于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论断,是对市民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是对市场经济社会中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总体把握。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交往关系只是全部社会物质关系的本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遭到不同立场研究者们的误解。只有消除这些误解,才能发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蕴含的巨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市场经济 【正文】 近20年来,市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纷纷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表达着不尽相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有西方学者认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的政治哲学中形成了一个所谓“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鉴于这场讨论的复杂性,这个话语体系是声音混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混杂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格外响亮。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继承者的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人,着眼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市民社会视为存在于政治国家之外的文化批判领域,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公共领域”的建设,才能抵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对人和社会所实施的新异化。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那么,这一概念与当今人们所使用的同一概念是一致的吗?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性拓展吗?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迫切需要的。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深化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是指由相互需要的契约关系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体系及其保障机制。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区别于家庭和国家的社会领域。它虽然独立但是却不自足、不完善,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统合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的联合。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最终的伦理根据。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考察,在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因此,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一方面,它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过来。 首先,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却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来论证这一趋势的。他们认为,社会之所以独立于国家,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权利是“天赋的”,国家只是人们对自己天赋的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根据这种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阐述的社会政治理论,社会是人类联合的本然状态,政治国家只是为它服务的工具。与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相比,这种社会政治理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这种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法却是非历史的、抽象的,近代以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社会形态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运用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拨开了覆盖在社会历史上的层层迷雾,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原貌。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最为大家熟知的要数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不同来划分而形成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jia。实际上,马克思在研究中还从其他视角出发思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深度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至今也未能达成共识,其中“五形态说”与“三形态说”是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而且都可以在马克思文本中找到相关理论依据。其中,“五形态说”的文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33“三形态说”的文本依据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其实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虽不像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那样频繁地出现,但也绝不是马克思“偶然的”思想,它也有自己的思想发展脉络而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 在唯物史观的实验性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在经历思想“临产前的阵痛”的马克思,。在分析中,他以人的本质即劳动是否异化为原则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未发生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异化被扬弃的阶段。这可以看作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最初萌芽。 在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论述,其中也包含不少对三大社会形态的阐发。他从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劳动工具人手,进而研究了与之相适应的分工状况、所有制关系状况等对于人自身发展的制约。这样,马克思依据这种制约的特点,又对人类历史作了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他指出,在人类的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各个个体通过家庭的、部落的或者是地区的联系简单地结合在一起,个体为自然界所支配;而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各个个体互不依赖,其间的联系仅限于交换,故个人为劳动产品所支配;只有到了第三大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旧的分工和私有制将被消灭,此时的社会才能作为“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真正地实现个人的个性和自由。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谈谈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我们所学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具体内容: 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2、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

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3、“现代社会”的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 通过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所谓中国式社会主义,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实际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因此要想让祖国人民富裕起来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曾经是个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认识到:照搬外国的模式我们并没有进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2)

参照马克思留世的相关文献,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的、其着重阐述并不断完善的经典划分类型,主要有三种社会形态类型的划分理论:一是以所有制关系为视角的五中经济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二是以人的发展状态为视角的三大形态划分理论,三是以生产力为视角的四种社会形态划分。 (1)经济社会形态划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和分配为依据把社会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形态、“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形态、中世纪“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态、现代“纯粹私有制”形态,“无产阶级的占有制”形态,这是所有制形态演进的顺序。在《雇佣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依次更替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经济社会形态划分理论表述为: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晚年的马克思通过对原始氏族社会的深入研究,丰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了私有制产生的原因、过程,说明了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揭开了原始社会之谜,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将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形态。至此,原始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中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最终形成。这五种形态理论划分的依据是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 同时,马克思认为这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的相似的,他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说明人类社会形态与自然界一样,其发展过程都具有客观规律,都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过程。 (2)人的发展形态划分 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状况为视角,从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进行划分。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以人的解放为主线,大致把人类历史区分为:前政治解放阶段、政治解放阶段、人的解放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为:人的本质未异化的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人的本质真正占有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共同体”来指称社会形态,从人的发展向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个历史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手稿) 》中,马克思以人发展状况为依据,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阶段:人的依赖的最初社会形态、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把原始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归结为人的依赖的最初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对应的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表现为片面的自给的生产能力、原始丰富而缺乏自主的活动、狭隘的地域性的社会联系、自然的需要、萌发状态的自由个性。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社会中,人获得了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这种独立性不是真正的完全的独立,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辨析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辨析 摘要: 长期以来,在科学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五形态说”其实是后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一种误读,不具备充分的文本依据。“五形态说”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既缺乏足够的经验事实的支持,更给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矛盾和冲突。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分期理论比较明确的是“三形态说”,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五形态说;三形态说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划定的“五形态说”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图式,在科学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至尊地位。但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五形态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试图由此入手,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五形态说”缘起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确定的文字表明人类的发展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五形态说”是后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阐释,发轫于前苏联。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脉络[ 1 ] ( P28) 。在这里,列宁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当时苏联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形态,同时强调了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化了。他说:“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2 ] ( P446) ,“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 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2 ] ( P441)在这里,斯大林将五种生产关系看作是依次递进的,“前一个”是“后一个”的条件,而“后一个”是“前一个”的结果。1939年,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把斯大林所说的五种生产关系引申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又把社会经济形态解释为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指出,这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五个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说”遂成为统治前苏联社会历史观的权威论断。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身就带有浓重的苏俄色彩。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至高威望,也决定了他们关于社会形态的论述具有不容质疑的权威性,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联共(布)党史》更一度被认为“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 3 ] ( P803)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材料,而“五形态说”作为理论界阐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演进规律的基本法则就是很自然的了。以此为先导,中国历史被框架在“五形态”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证明,在具备学术权威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统治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五形态说”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视角、用更深入的思考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人们发现,长期以来被奉为经典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许只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种误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相去甚远。 二、“五形态说”文本依据质疑 坚持“五形态”论者的文本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谈谈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2、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谈谈你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答:我们所学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具体内容: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

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是一般的社会历史观,而且是包括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各自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占世界人13的大多数的广大东方国家为对象,特别是以印度、俄国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趋势为典型,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虽然这一理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为更多的人所重视,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东方社会理论,它的实质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东方社会由于自身历史所形成的特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俄国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积极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跨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涉及到怎样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的问题。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总结了西方和东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概括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时代的一般进程和顺序。否定这个一般演进的秩序,把历史看作

是杂乱无章的或可以随意摆布的东西,也就否定了历史的规律性,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但是,马克思也从来反对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裁剪世界历史,坚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是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因此,概括出历史的一般演进秩序,并不是要求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一丝不差的依次经历一番,并且每个时代必须经历同样长的时间,遭受同样多的曲折,不容许有任何的跳跃。 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原则,才创立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所以马克思在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同时,就批评了有的人将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批评了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机械论观点,明确指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犀。”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所提出的俄国通过革命,以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新支点”的设想未能变成现实,但是他提出的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却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列宁正是根据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 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或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由于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不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通过革命产生的,因此东方国家一旦成功地跨越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东方国家

浅谈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浅谈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再生产理论研究对象货币作用积累与消费经济结构论文摘要: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到第三卷中逻辑缜密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生产平衡的思想,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学习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各部门保持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就将在分析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协调比例均衡和社会三大产业关系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作个别的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来分析,即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自身的生产。假定了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经过的形态变化,但未进一步考察它们。而这些未考察的内容,正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要研究的。 总之,在前面资本积累理论中考察的是个别资本,生产过程,这里考察的是社会资本,资本运动的全部过程;前面考察的重点是资本

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里考察的重点是资本简单再生产。社会资本亦称社会总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单个资本与社会资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个体和总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微观和宏观的关系。马克思说:“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二)社会再生产的起点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再生产为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但是,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起点不是自给自足形态下和计划经济形态下的以多种必须的生产要素以实体 形式的直接集中,而首先以资本积累特别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 《资本论》对货币资本的作用、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有专门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作用有二: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商品生产为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启动力,也是生产过程持续进行的动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流动资本上。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用货币先去购买。第二,适应着生产资本的一定规模,必须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与它并存的货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一)historisch的应有之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MEGA)的新版还是旧版(Marx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都应该是模仿康德全集的书名。在文献学上,historisch 是指将著作按照写作顺序来排列。但是,作为实际问题,我们却很难将论文、资料和书信按照它们的撰写顺序来排列。我曾按年份整理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理论家和党派的活动,做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年表”。在做这些准备工作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副产品。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始于1845年11月,就是在那之前的10月17日,马克思还想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并将这一申请提交给了自己的出生地特里尔市的市长。后来马克思放弃了移居美国的念头,立即开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1.《穆勒评注》的地位 对我们而言,historisch读解方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马克思的写作顺序。以《巴黎手稿》为例,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之后,并没有马上写作《第二手稿》,而是写了《经济学笔记》,特别是《穆勒评注》。关于这一问题,我后来才知道中国过去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方式,即将《穆勒评注》置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来研究的。但是,如果将《穆勒评注》放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会夸大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这让我又一次认识到了historisch的重要性。 只要将“交往和分工的外化=异化”,只要将“交往异化”这一点置于中间,广松涉先生的“马克思的异化论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客二元论是与唯物主义无缘的”论断就会失去论据,变成空中楼阁。异化并不直接导致剥削,它说到底是人与自然之间,进一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代谢逻辑。这是《穆勒评注》中的“交往”概念所告诉我们的。《第一手稿》中“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穷”虽然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有力的控诉,但它也让许多人陶醉,从而失去判断力。 总之,只有弄清楚“交往异化”这一微观逻辑,才能弄清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交往”那一超宏观逻辑的意义,从而弄清楚马克思广阔的历史视野。 2.印度通信中的亚细亚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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