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部分主要参考书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3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 谢天振. 中西翻译简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6. 中国翻译[J] 相关文章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不同学者对我国的翻译史有不同的划分。马祖毅（陈福康，2005：v））：五四运动（1919年）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西学翻译。陈福康（2005：v ）：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
我们综合学者的见解，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个时期。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19)。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东晋到隋（发展时期）、唐代（全盛时期）、北宋（结束时期）(马祖毅，2004：22)。
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
我国有规模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开始的。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即安世高）和娄迦谶（又名：支娄迦谶，简名：支谶）。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
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
儒教：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礼，君子，小人
道教：通过修行各种道术以求长生不死，得到成仙。符咒，占卜，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主流意识形态
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
安世高通过附会中土文化的名词概念，藉以实现其翻译目的。
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胡：古代泛指西域各民族。西域：包括今新疆、中亚及中亚以外部分地区）。
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有名的人。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三国时佛经翻译家。东汉末年，避乱入吴，博览群书，通晓六国语言，才学深澈，内外通备，得到孙权赏识。
有意识地变通原文，删减原本中繁复的表达，减少胡音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意，减少胡语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
其译文：文质调和。（质朴文丽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即直译与意译）
从支谦开始，佛教翻译开始兼顾形式与意义，更加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支谦过分追求美巧，而且删削较多，在很多程度上损害了译本的忠实性。但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使佛教普及化，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支谦所作《法句经序》，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早期译经特点：
佛经翻译初期译者没有原本，全凭外来僧人“口授”译者多来自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僧人，宗教知识渊博但中文程度低，像安世高等那样的人才凤毛麟角。
常集体翻译，“译场”，民间活动
初期翻译一般采取直译，“弃文从质”，“尚质”。
依附主流意识形态，顺应中土文化，往往从当时流行的道家著作中寻找哲学名词、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的名词。消解文化陌生感，以利于佛教的传播接受。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
东晋僧人。形貌奇丑，博闻强记。东晋时被前秦王符坚（所以又称符秦时代）带到长安，因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又称释道安。
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到了东晋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官办译场开始出现，佛经译本日多，但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到处可见刻板死译、增删无度的现象。针对此道安提出著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五失本(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
三不易（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时俗有易，而删古雅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佛智悬隔，契合实难）……
大致为：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
一方面描述了由于时空距离和受众知识水平所导致的矛盾和困境，另一方面也阐述了佛经文本的特殊性，译家须心存敬畏虔诚方能为之。
鉴于此，道安主张，翻译佛经必须谨慎从事，他反对删繁从简，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
同时他认为佛经翻译须合乎原文本意，主张“尽从实录，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明确提出了“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直译原则，主张严格的直译。
钱钟书认为，我国开宗明义论述翻译的首推道安，支谦的《法句经序》仅发头角而已（陈福康，2005：10）
道安虽有此主张，但他的弟子仍利用儒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
时至鸠摩罗什，佛教传入内地已有400多年，已基本上为中土文化所接受，佛教不必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