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文学概述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被称为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反帝爱国和民主主义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显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另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抗拒新思潮的正统文学，虽然日渐陷于窘境，但仍在不断挣扎。
在诗文领域，启蒙思想家和早期改良主义人物的诗文作品值得重视。龚自珍是首开文学新风气的人物，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也写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作品。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在“弃伪存真”文化纲领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戊戌变法前后，改良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梁启超力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推誉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他的散文则导源于龚自珍，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务为平易畅达，风靡一时，号为“新文体”。《少年中国说》等说理文章，气势磅礴，铺张淋漓，颇有鼓动力量。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人的作品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以守旧复古为特征的传统诗文，仍活跃一时，诗歌方面先后有“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古文则产生了梅曾亮等名家，号称“桐城派”中兴。曾国藩原受桐城派影响，又重经世之学，追随者不少，或另称“湘乡派”。这些诗文流派大都只是在某些观念和形式技巧上略有变异或翻新，由于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受近代西学影响，古文已趋衰微，当然不可能再找到新的出路了。
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下，近代谴责小说得以盛行，代表作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泛宣传了社会改良，在内容和题材上较古代小说有明显的开拓，有的还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法，但艺术成就一般不高。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都不高。林纾等人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却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开拓了我国小说界的视野。近代戏曲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一大批地方戏曲趋于定型成熟，京剧则成为影响深广的全国性剧种。在外国文化影响下，话剧开始在我国兴起，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话剧团体在宣传革命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二、现当代文学概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总称。它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社会在痛苦焦虑、忧患不断中，贯穿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总主题而努力前行。这也必然深刻影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20世纪中国文学，从运动的基本轨道上看，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尚在发展延续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时期。
（一）中国现代文学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社会变革等问题也日渐突出。而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一些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思想革命运动。这其中，以梁启超倡导的维新文学运动为代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变法中坚及其追随者痛定思痛，深省到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决意开通民智维新自强，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维新文学运动的主旨，是通过文体和内容的更新来创造反封建反专制的自由文学。其主要代表人物除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蒋智由的《冷的文章热的文章》代表了鸦片战争以来从“文学的自由”转向建设“自由的文学”的文学史的重大转折。
梁启超在这期间全力倡导“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而“小说界革命”意义尤为重大。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有效地把小说推到了文坛的中心地位。维新派积极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大量创办小说报纸杂志，用小说来承担他们的启蒙维新主张。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抨击了传统文化观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发表，展现出了激烈的否定传统、推崇现代性的文学品格，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发生巨大变革，一个文学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
中国新文学是以“白话”为媒介并且是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指归的。
白话文学最初实践领域是诗歌，这与胡适率先“尝试”新诗以证明白话的文学可能性有关。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批白话诗。五四时期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是胡适进行“白话入诗”的更大的实验探索。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主将郭沫若。他的诗集《女神》不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却是中国旧诗与新诗分野的真正界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风格与之相近的诗人，还有成仿吾、蒋光慈、冯至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月派”崛起，试图使自由诗格律化，代表诗人是闻一多，所谓“戴着脚镣跳舞”，正是试图带给诗歌限制和规范。闻
一多打造的“脚镣”，就是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主张。他是新格律诗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诗集《红烛》《死水》中不少作品，喷发出火热的爱国激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徐志摩、朱湘也是“新月派”中很有成就的诗人。这一时期兴起的象征派，其代表人物李金发等，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模式，追求诗歌音乐和形式的美，语言趋向欧化，其代表作诗集是《微雨》。同样受象征主义诗风影响的则有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早年诗作《雨巷》著名。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前后相续承传，基本构成了“纯诗化”诗学潮流的发展趋势。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成立后，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发扬，殷夫、蒋光慈、胡也频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写作革命诗歌，讴歌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在“左联”领导下，还出现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诗歌社团——中国诗歌会。它承续普罗诗学，强调“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同时还致力于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推进和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这对于现实主义的诗学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当时著名的诗人有穆木天、艾青、田间和臧克家。其中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田间的《致战斗者》、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都是一时名作。20世纪40年代，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诗歌创作特别活跃，优秀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张志民的《死不着》、阮章竞的《漳河水》。国统区“七月诗派”胡风等一批诗人以诗歌为战斗武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种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歌唱人民美好的明天。
“五四运动”以后，小说创作颇丰。最初显示白话文学实绩的是鲁迅，鲁迅在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并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为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助威呐喊，“使他不惮于前驱”。将“文学革命”的方向从“白话的文学”推向“人的文学”高度的是周作人。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代表的“为人生”、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是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普遍实践，有成就的小说作家有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创造社”作家则走另一条为艺术的创作道路，其中郁达夫成就较高，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以热烈大胆的情怀，坦露和夸张的陈述、咏叹构成了作品的浪漫主义基调。“左联”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宏大的艺术结构，全景观、多层次地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现代都市文学的创建是继鲁迅刻画国民灵魂之后而做出的新贡献。丁玲、张天翼、柔石、沙汀、艾芜、萧军等也在这一时期初露锋芒。“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同样成绩斐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叶圣陶的《倪焕之》，都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做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小说创作闪耀出光彩，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山野》、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反动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