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只缘心中
那份责任
做电视媒体本来就很辛苦，好多“八小时以外”的时间都在策划、审稿、看片或“身体力行”地采访、拍片工作中“磨蹭”掉了，因此，十分羡慕别人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XX年7月，组织上安排我分管广播电视报，按理说，这是一份难得的“清闲”活儿，可我却更是“忙加一等”。《怀化广播电视版》是一份“小报”，“报龄”也不很长，但却创有“骄人”的业绩：XX年采写的消息《五封信建议<少儿艺苑>改片头》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二等奖；XX 年选送的3作品均获湖南省广播电视报系统一等奖，为当年参评获一等奖最多的报纸；还曾率先刊发通讯《带着妹妹上大学》，首推后来成为XX“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洪战辉，在业界一度产生重大反响……
人说最难突破的首先是纪录保持者自己，何况对于像我这样一位“年龄快要到边，职位将近到头”的“老新闻”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已是不少同事、亲友的“忠告”，似乎“守守摊子，享享清福”也未尝不可。然而，一但工作上手，就依不了那么多“杂念”。一年多来，我感觉自己就
好像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又恰似一架超能的机器，快速运转，不知停歇，忙得不亦乐乎。
一忙抓报纸发行，二忙突报刊质量，三忙攻稿创优……
来到报社，脚跟还未站稳，时令就到了征订来年报刊的季节。广电局长、电视台领导亲自挂帅，我们自然得把工作“落到实处”。我发动报社全体人员，每人设计一道电视宣传广告片方案，从中筛选优秀文本，又亲自找模特，做导演，守制作，一直“盯”到宣传片播出。报纸也以前所未有的版幅、密度推出形象系列宣传片。在“纵到底，横到边”的工作思路支配下，我们广泛宣传，层层发动，又亲自上门跑订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报纸的发行量较上年翻了将近一倍。订报途中惊险的一幕令我至今仍心有余悸！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冬日，我骑着电动车去收订报纸。途经一个丁字路口时，突然，一辆汽车疾驶而来，我躲闪不及紧急刹车，不料天雨路滑车头猛甩，险些葬身车轮之下。
报纸改版扩容后，在一段时间里，印刷、装订质量不够稳定。我从稿源头抓起，每一个版面，每一帧照片都细“抠”到位。为解决封面印刷偏色问题，我还利用公休假期，自费千里赴承印厂调研攻关。
办百姓欢迎的报纸，辟特色鲜明的版面。为了提升报纸质量和品位，我自觉加入到“摄手”和“写手”的行列，而且似乎还干得更欢！我自费购买摄影器材，自费外出摄影采访，
又广泛联络影友组稿，硬是扶助编辑把《影像怀化》“塑”成了市委宣传部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表彰的“怀化新闻名牌栏目”。
我不打牌不垂钓，但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也都放在了“琢磨”这张报纸上。怀化撤地设市1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我废寝忘食拍照片，冒险占领“制高点”，摄下欢庆焰火、明星演唱会的许多高难度照片，连发了几个图片专版。XX年国庆长假，是我多年值班好不容易轮上的“休闲时光”。我却辞别家人，搭乘长途班车，来到沅陵县一个最为偏远的乡村采访，拍下了反映农村发展变化的纪实摄影专题《吊脚楼“搬家”》，相继在本报和省级杂志刊出，成为新中国、新农村、新生活的礼赞。
XX年月底，我市芷江侗族小姑娘杨瑶应邀参加全国各民族小朋友“欢聚北京，祝福祖国”庆“六一”主题活动。小杨瑶在水立方出彩地表演节目，亲热地拉着总理爷爷的手参观，给温爷爷送鞋垫，还在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现场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记者的采访。侗家小姑娘的“幸运”及出色表现一时传为美谈，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六一”当天发了消息。而我们手头的是一份周报，发稿周期不“赶趟”，等杨瑶回到芷江时已是6月3日的晚上，于是我们策划做一期细致全面的深度报道。约好时间后，我带
领一名记者，冒着倾盆大雨，直奔杨瑶所在的学校，搞专访、拍照片，扎扎实实做了两个大专版，让大家尽情分享侗家优秀儿女的幸福和荣光，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还同时站在抚民心、代民言，佑助社会形成“政通人和百事兴”和谐局面的“制高点”，极力做好民生宣传。地处怀化城东新区的五溪文化广场出现了诸多问题：人工湖干涸，照明、饰灯残损，健身器材损毁严重，交通道路被经营摊棚阻塞……居民、游客意见很大！我撰写提案呼吁《加强五溪文化广场整治管理》，又上门走访，一道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XX年初，工程量最大的千鹤湖整治工作开始，我常常跑去施工现场，见证工作进度。6月以后，挖掘底土、铺防渗膜工序全面铺开，我冒着近40℃的高温酷暑继续“跟踪”，先后拍下了300多幅资料照片。并在主体工程完成，湖库开始蓄水之际，及时在报纸上编发摄影专版《清波荡漾会有时》，全方位向市民群众“解疑释惑”地介绍了湖库整修原因、工期、工艺等背景情况。当湖库水面恢复到设计水位后，又采发配图新闻，喜滋滋地向翘首以盼的人们报告了《千鹤湖又“活”起来了》的喜讯，也算是给这跟踪将近一年的政协提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审大样是最后杜绝报纸差错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往往会“鸡蛋里面擒骨头”地把好这一关。去年9月，有作者写了一篇
《难忘父亲那块“梅花”表》的散文，说父亲戴了几多年的那块“梅花”表是“上海产的”。我凭直觉感到不对，但也不便妄下结论，于是上网查询，在证实当时国内没有生产过与瑞士“梅花”相同品牌的手表之后，我又责成编辑联系上作者，再找到作者的父亲，弄清了原来是上海“买”的事实真相，及时纠正了差错。而时隔不久，我们发现，该文在另外一家报纸见报时，这个本该堵截的“常识性错误”却依然成了“漏网之鱼”。再有一次，本报记者就旅游问题作专访，形成的文稿中说，某某小县“要是每天有3万游客来，都没地方住”，我觉得不合“情理”。找当事人询问，连记者本人都无法说清，因为这是一个无论从采访纪录笔迹看还是从现场录音口语听都可能会无法辨清的语音字词。敦促联系被访专家，得知果然是记者整理稿时把“上万”游客错成了“3万”游客，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像这样查“微”堵“滥”纠错“排险”的实例还有不少。
近两年，我撰写电视文本、报刊文稿近20万字，个人创省、国家级优稿8（次），其中获省优一等奖作品3。一年来，除了履职“分管”工作，还自贴经费数千元，为本报采写专稿近20篇，刊发摄影专题和封面作品19个，照片200多幅，图片专版发稿将近占了本报全年专版稿量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节假日和晚上都是在电脑上写作、编制图片，把本来就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