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交通拥挤负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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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通拥挤的环境经济学分析

3交通拥挤负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手段

如何解决私人决策与社会决策、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负外部性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行为主体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边际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收益致使负外部性的产生。为了消除负外部性存在导致的市场失灵,需要设法将外部成本引入到私人成本之中,激励市场中的买卖双方理性选择,生产或购买更接近社会最优的量,纠正外部性的效率偏差。

3.1税费手段

当存在外部性时,社会资源都无法完全通过市场自发调节

到最优配置状态,要想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就必须通过

政府干预。[4]现将税费手段应用于交通领域中,交通市

场中税收与补贴示意见图3。

图3 中,P0,Q0 分别代表社会利益最大化时道路使用的

价格成本和车流量,P1,Q1 分别代表私人利益最大化时

道路使用的价格成本和车流量。

图3a 中,存在负外部性时,由于边际外部成本的存在,

边际社会成本曲线位于边际私人成本曲线之上,此时,实

际车流量大于社会最优车流量,存在着拥挤现象。为了减

少车流量,引进税收,单位车流量的税收是图中线段AB 所

示数量。

图3b 中,存在正外部性时,边际社会收益曲线位于边际

私人收益曲线之上,实际车流量小于社会最优车流量,道

路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此时,为了鼓励出行,需要给予

补贴,单位车流量的补贴大小为图中线段CE 所示数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引入适当的税收与补贴,消除了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使社会资源达到了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外部性内部化。

政府在得到税费后可以为社会谋取福利,对整个社会而言,总成本没有增加,但在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条件下,公共资源使用者增加的成本均要消耗一定的资源,且税费手段具有一定的社会边际损害。

3.2政府直接控制

城市道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产权难于得到明确的界定,这

就为政府在对资源的管制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通过政府

对共享资源利用的管制,尽量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保持一

致。

尾号限行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迫使车流量减小的强制性措

施,交通市场中政府管制手段示意见图5。

图5 中,私人效用最大化时,车流量为Q1,如果政府认为需

要减小车流量至Q2,于是采取尾号限行的强制手段,使得车流量由Q1 向Q2 移动。若被限号的车辆违规上路,则对其进行罚款,线段EF 即为罚款数量大小。

但在直接控制下,,所有经济当事人面临着同一标准,效率高者无法替代效率低者,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

3.2科斯定理

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或交易成本极小时,只要产权明确(不管污染产权归谁所有),有关方面之间的协商(或讨价还价)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即达到产出的最大化[5]。科斯认为政府的职责仅在于明确产权归属,而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则完全由市场完成,市场可以在没有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6]。将科斯定理运用于交通拥挤的负外部性问题上,交通市场中科斯定理示意见图4

图4 中,MNPB 是产生交通拥挤者私人边际纯收益曲线,MEC 是社会边际外部成本曲线(即被拥挤者使用道路的边际成本)。

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机动车使用者会使得车流量趋

向于Q2,bc 为机动车使用者得到的边际收益,ac 为被拥挤者

承担的边际成本,在此情况下,被拥挤者所受到的损失远远大

于制造拥挤者得到的收益,被拥挤者就会与制造拥挤者进行协

商,要求给予补偿,以期使制造拥挤者减少出行,从而减少车

流量并缓解拥堵。拥挤者与被拥挤者之间的讨价还价会不断进

行,从而推动流量从Q2 向Qe 移动,使得社会总效用不断增大,

直到MEC 与MNPB 相等时,社会总效用达到最大,此时讨价还价行为停止,反之同理。

但在现实中,为了进行市场交易,市场当事人需要表明哪一方需要进行交易,并告知另一方其愿望及方式,这需要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缔结契约,并可能通过法律等手段督促契约的严格履行等,这些工作所需的花费即为交易成本,且交易的成本往往非常高,难于实现。

4结语

城市道路拥挤产生的根源是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不一致,私人最优决策往往偏离社会最优决策,公共资源有被过度利用的激励。在城市道路外部性问题的治理过程中,要采取税收—补贴、明确道路及相关交通设施产权归属等直接和间接措施,并结合政府管制等多种解决方法,才能够使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趋于一致,从而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断优化,趋近于帕累托最优。

[5]朱中彬. 外部性理论及其在运输经济中的应用分析[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 [6]卢栎仁. 科斯与科斯理论[J]. 产权导刊,2009(10):74- 76.

[7]潘义勇. 产权经济学[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