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法的肤浅认识
法0603 周小月（0604000324）
简而言之经济法是产生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意志的新兴法律部门，是综合运用国家权利或宏观调控手段以不断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法律规范系统。
经济法的核心内涵在于国家干预。
在我国以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为界限，把此前出现的经济法学说称之为“旧论”，而此后的经济法学说观点称之为“新论”。在众多的新论中，主要有北大的“国家协调国家经济关系论”，其基本观念是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人大的“纵横统一新论”认为经济法是对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内的横向的经营协调关系进行综合统一调整的法律部门；武大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论”认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三种基本方式是：强制、参与、促导；此外还有西南政法大学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关系论”，清华大学的“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关系论”等。
新论的各个学说虽然措辞不同，但基本上都或明或暗的提到了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而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市场监管都是国家干预的一种形式。因此，经济法就是一部关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
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内涵，有它存在的必然性。
经济法的大力发展在我国经济体系的转轨时期，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还要不要宏观调控？学者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要多讲点市场调节；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多讲点计划调节，正如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讲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要加强和完善计划机制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计划调节，实际山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市场机制，使市场运行得更好、更协调、更平稳。”这就从正面肯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国家干预是不可缺少的。
再从我国的市场经济本身来看，它本来就是国家干预下的产物。因为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还需要良好的社会的、法律的和人文的环境。一个缺失法制和人文精神的社会是难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而像外部不经济这种“市场失灵”的现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中较为普便的现象，这种现象单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外部效应只能通过国家干预才能消除不经济造成的影响，最终达到一种经济公平的状态。”
但是，国家干预也具有其辩证性。
一方面，肯定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转轨国家大多要重塑宏观经济体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提高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以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因此如果离开了国家干预，我国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如康忙斯所说：“如果支配人类活动的自我利益是蒸汽机的话，那么引导动力的，便是制度这台发动
机。”而制度的创设主要依靠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量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根本无法否认的。
另一方面，倡导规制政府干预。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市场失灵导致了政府的介入。然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面对各种诱惑，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难免会利用自己权利中心的优势地位，滥用权利，过度干预，进而使国家干预失去可靠性，导致“政府失灵”。其实，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政府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集合体，同样面临着人类都必须面对的“理性无知”和“信息悖论”等问题。简单的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政府也只能了解和获得某种特定的信息，而对于另一些信息则处于无知状态。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失灵同样存在，正如偌斯所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市场失灵，政府可以规制，而政府失灵，市场却无能为力，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下的“干预市场”和“干预政府”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市场干预”和“干预政府”在“国家干预”中是辩证统一的。
“国家干预”具有开放性。
“国家干预”的开放性在于其不确定性，即国家干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范畴。就一个国家一个时期而言，国家干预的范围具有确定性。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又具有不确定性，此一时的干预非彼一时的干预。国家干预应此也具有了灵活性。借助于其概念的这种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既可以将法律适用于新的事实，又可以适用于新的社会与政治的价值观。没有不确定性，“国家干预”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就成了一个僵死的说教。
国家干预是主客体相统一的。一方面，它意味着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即市场经济需要国家干预；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即国家需要干预市场经济，干预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经济职能。因此，国家干预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而并非国家单方意志。正是这种主客体的相统一，才使国家干预能适应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状况，适时和适度地采取具体的干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