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又是一位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在他56岁(1873年—1929年)的人生中，就有长达27年(1895年—1922年)的新闻实践。他亲自创办、协助和支持过的报刊就有29家。
一、新闻的使命。
二、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了“论说”四条、“纪事”五条。“论
说”四条：“公”、“要”、“周”、“适”。“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见；“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不能用小事来误导读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适”，就是内容要适合中国国情。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博”，就是广博；“速”，就是讲求时效；“确”即准确；“直”，就是要嫉恶如仇；
“正”即正直。以上内容，基本诠释了新闻的时效、广泛、客观、公正等使命
三‘为谁办报刊
用上“报刊”二字，是因为在梁启超时代，报纸也如杂志，如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的旬刊《时务报》，每期20多页——且将“报刊”作“报”用。
梁启超说：“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家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又说，“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之范围也。”
梁启超倾向为国家办报。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指出，报纸应该“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
三、报刊的宗旨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清议报》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1898年12月创办的。梁启超在第一期就开宗明义地阐明《清议报叙例》： (一)维持支那(“支那”是CHINA的日文译音，即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亚洲的精华)。
四、报刊的职责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梁启超认为，一张好的报纸，“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1902
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上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文中阐述：“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五、关于“喉舌”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还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报纸(馆)是“喉舌”，首创者当是梁启超。1915年1月，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的文章，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不得趁火打劫，瓜分中国。他的文章，做了国家的“喉舌”，揭穿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表明了中国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侮，吹响了保卫国家主权的战斗号角。梁启超还说，报纸是“喉舌”，可让读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况”，从而使“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上，人才渐出”。
六、关于“时评”《万国公报》是梁启超作为主笔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从1895年8月起，此报除了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所办报刊的精华外，每期都有一篇由梁启超撰写的“论说”。这“论说”就是后来被新闻界称作“时评”的文章。他的“论说”不长，却有的放矢，满怀激情，言之有物。梁启超后来被誉为“言论骄子”，就是从此“论说”开始。与“论说”相通的，还有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如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这篇文章痛陈亡国的危险，呼吁变法维新，成为时代强音。在《清议报》第33期上，梁启超发表了《中国魂安在乎》，文中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中国魂”就是指中华民族精神，由梁启超最先提出。而他震撼中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鼓舞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七、关于新闻文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文章多为文言文。在诸多报人固守“之乎者也”时，他却打破陈规，采用通俗自由的新文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文章浅显易懂，便于读者理解，并坚持以情动人。他的新闻实践，近乎现在倡导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八、关于舆论监督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呼吁朝廷允许报刊“上自朝廷之措施，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并论。”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提出了具体的监督方法：“抑所谓监督之者，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就是说，监督对象必须舍小取大。梁启超敢说敢为。他在《京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舆论监督“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杰作。这篇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时，知道消息后的袁世凯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去贿赂梁启超，求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断然拒绝。文章发表后，护国运动开始，梁启超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
九、关于“副刊”、“广告”“副刊”如其名：处于“正刊”的附置。梁启超是重视“副刊”的。他在《清议报叙例》介绍的六方面内容中，其中的“哲学”、“政治小说”就属于“副刊”内容。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等“鼓吹革命”的小说，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广告”对于报刊非常重要。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刊的尾页，就刊登了招揽广告的《告白价目》。1899年4月30日《清议报》出版第十三期，刊末是该报发布的招登广告的稿件，题目为《记事扩张卜广告募集》。由此可见，梁启超具有广告的超前意识。据悉，这是中国人在自办中文报刊上，最先使用的“广告”一词。
十、关于报刊“独立” 梁启超认为：经济独立乃报刊独立的保证。他说：“凡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馆不得自存……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受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又说，“无论经费若何困难，(我)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强学会”刊物《中外纪闻》盛名京城时，李鸿章听到光绪帝赏识后，要求捐赠白银两千两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和梁启超预防“得了人家的‘笔’软”，拒绝了“伴食宰相”李鸿章的入会和捐资。
十一、何为“新闻自由” 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不过，梁启超认为，自由分为“文明人”的自由和“野蛮人”的自由，两者区别是有无受到制裁：“无制裁之自由，群之贼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宝也。”就是说，新闻自由是自由和制裁的统一。报人在享受自由权利时，必须对社会承担义务；一切报道，必须在服从制裁的前提下进行，“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法律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只有服从社会公理，服从社会法律规范与群体的整体利益，才是真自由。
十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
1910年2月，《国风报》(旬刊)在上海创刊出版。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阐述了办报的“五本”、“八德”。
“五本”：“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八德”：“一曰忠告”，无论对政府还是国民，都不能偏袒；“二曰向导”，政府、国民兼而俱之；“三曰浸润”，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宣传；“四曰强聒”，不能因为对象一时不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放弃；“五曰见大”，新闻舆论的对象要有所选择，分清先后主次；“六曰主一”，形式可多样，但要围绕一大主旨；“七曰旁通”，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帮助民众形成正确的判断；“八曰下逮”，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便于受众接受。
世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梁启超给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要求。“五本”、“八德”，就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职业道德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