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我国刑事政策发展历程、影响因子及趋势-刑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引言一个国家实施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对于该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刑事政策的发展对于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发生着众多的变化,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那么,如何使得刑事政策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仍然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一、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基本历程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文明的发展以及刑事政策的发展,可以用坎坷来形容,因为刑事政策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需求决定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步伐和方向.其中,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到严打刑事政策,再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到现在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各个时期都体现出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新趋向.首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这个政策的提出源于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的发言中,党在肃反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它的具体内容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惩办与宽大,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偏废的.这一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敌经验的总结,充分体现出了惩办与宽大密切相结合的策略,其中也是对打击和瓦解犯罪的一种结合,在1979 年《刑法》中,也将该理念融进刑法条文中,而且在死刑问题上,坚持的基本政策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这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密切切合的.其次,严打刑事政策.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级,中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激烈的碰撞,在法治理念上也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理念,1983 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两个关于严打的《决定》,标志着严打正式启动,可以说,我国有三个阶段的严打过程,到2003 年结束的严打,标志着我国的严打政策顺利结束.它还为我国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和可鉴之路.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实施.1993 年,我国严打结束,但是犯罪数量还是呈现上升的态势,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的关系还在磨合中,其中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管理中要实施不同的刑事政策,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强调标本兼治.在这种刑事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社会治安也迎来了一个新发展机遇.最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现阶段的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严就是要秉承严打的精神,宽就是要对待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政策,要区分对待,充分运用二者相协调的政策机制,实现对犯罪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进行充分的考量,这样才能实现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也不乏此类案件的发生.综合分析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各个阶段的不同、经济发展需求,同时中外法治文化的思维影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时代性、科学性、有效性特征.二、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影响因子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刑事政策,其中的政策走向也体现了不同的时代性.但是从各个阶段的刑事政策发展的影响因素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主要有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管理因素等.首先,经济因素是形成不同刑事政策的关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刑事政策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较为重要的,而经济的发展是形成刑事政策的关键性因素,一个时期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在严打期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形成了社会发展水平放慢的状态,但是人们又渴求财富或者精神享受,社会管理中不严格的管理,也为犯罪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而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主要是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具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因此,从该意义上来说,经济因素是造成刑事政策不同的关键因素.第二, 因素是造成刑事政策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是国家, 体制为各种刑事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说,中国特色的体制为我国的各项管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为社会各阶层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不同阶段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不同的需求,因此, 因素是形成不同刑事政策的重要条件.第三,文化因素是形成不同时期刑事政策的重要支撑.自清朝以来,政府就大力鼓励吸纳西方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 期间,我国也多次派人出洋学习西方的法律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更加注重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在法律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刑事政策的借鉴也存在一定的升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刑事政策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加强,中外刑事研讨会、中外高层刑事政策对话等活动不断推陈出新,这充分表明,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受到法律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后,社会管理的需要也是形成刑事政策的必要因素.我国正在对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一定的探索,党和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策略以及实施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管理、司法改革,还是具体司法制度的革新,都能够对刑事政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都对形成不同的刑事政策有一定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的各种社会因素发展又不均衡,对各方面因素应加强研究和思考,力争达到一定的平衡.三、社会管理创新环境下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新动向我国正值社会管理革新的关键时期,在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而刑事政策的发展需要对各方面因素进行衡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对其发展的新动向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充分掌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充分显现,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期,从十二五的发展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在法治建设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在结合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对刑事政策的发展动向进行一定的探索.首先,构建科学完善的刑事监督体系.现阶段,要实现刑事政策的完整性,就必然要构建刑事政策制定、监督、检查和评估组织体系.刑事政策的组织体系对刑事政策的立项、制定、论证、公布、执行、评估、监督和检查具体负责,利于保证刑事政策制定调整的规范性和及时性,保证刑事政策贯彻落实的切实性和有效性.当前有两大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一是怎样构建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建立什么模式的组织体系.二是要把重点放在对刑事政策的执行、监督、检查和评估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了组织保证,才能有效地执行,有力地监督和检查以及科学地对刑事政策执行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其次,实现刑事政策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着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从前国家对社会的传统控制模式已被打破,我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这种社会结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国家的一元社会结构向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嬗变.在这一宏观背景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刑法向市民刑法的功能性转换.刑法学者严励教授将刑事政策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它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第二类是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其思想基础来自于社会先于国家这一基本理念,坚持保护社会与保障相统一.第三类是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其排斥了一切国家反应,以社会为本位,要在没有任何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自律.再次,刑事政策应向具体、务实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刑事政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抽象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其中所体现的层次性也不明显,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落实这种刑事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障碍,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形式政策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政策动向,可以说,我国学习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制度和理念,同时也有一些落后的理论存在于我国的刑事政策中,如每个国家对待死刑的政策是不同的,我国如何进行效仿和取舍,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说,一定的国家刑事政策发展的动向和步伐是不同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总之,刑事政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管理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动向进行综合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刑事政策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时代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刑事政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社会效益,充分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结合,最终为法治理念的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提供一定的环境.参考文献:[1]高仕银.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本土化进路---以域外明确性判断标准考察为基础的展开[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2]严励.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J].北方法学,2011,(03).[3]颜九红.论中国累犯刑事政策的重构[J]. 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4]张云波.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及定位[J]. 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5]魏旋君,李凯俊.轻缓刑事政策探索[J].比较法研究,2007,(04).[6]赵秉志,杜邈.中国惩治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J].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7]卢大林.中俄刑事立法与国际法衔接的比较分析[J].兵团党校学报,2010,(04).[8]陈心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J]. 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6,(02)。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作者：张丽丽来源：《法制博览》2014年第10期作者简介：张丽丽（1989-），女，汉族，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0【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由费尔巴哈首次提出。

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及其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学者有着不同见解。

本文从刑事政策的产生基础、与刑法体系关系的历史沿革，以及刑事政策的作用来论证刑法与刑事政策的不可分性，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刑法体系也制约着刑事政策的恣意和对刑法领域的过分干预。

【关键词】刑事政策；刑法体系；相互关系随着德日刑法理论的引入以及“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的相继出现，我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刑事政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产生的条件、与刑法体系关系的历史沿革和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探寻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这对正确理解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指导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一、刑事政策的产生前提和内容边界刑事政策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费尔巴哈指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刑罚措施的总和”。

刑事政策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家处理犯罪的策略。

其他一些因素也促使其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犯罪学的发展对刑事政策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刑事政策自产生之时就没有确切的定义和范围，如费尔巴哈将刑事政策界定为刑法政策（即最狭义的刑事政策），德国的叶赛克将刑事政策的界限扩大到刑法和与刑法有类似作用的法律制度，认为刑事政策包括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政策（即狭义的刑事政策），而李斯特则将刑事政策扩展为一切与犯罪有关的领域，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为了预防犯罪、镇压犯罪目的的一切方法和策略（即广义的刑事政策）。

笔者认为，一切与预防和打击犯罪有关系的政策都是刑事政策，包括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而不仅仅包括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政策，这是因为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行为人个性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要有效地实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就必须重视各种公共政策，将公共政策也纳入到刑事政策的范围内。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内容提要】政策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具体到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制定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基于“有法依法，无法依政策”的指导思想，刑事政策曾被广泛地予以应用。

即使到了法律已经相对完善的今天，刑事政策在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探讨了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期能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研究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要性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建国后的30年时间里，我国立法严重缺乏，刑事政策在这段历史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确立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要求追诉犯罪、惩治犯罪必须严格地以法律为直接依据。

在这种条件下，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是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应予废弃呢？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说，研究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有助于完善刑事法学理论。

如今，“刑事政策”一词经常出现于学术文章及各种新闻媒体中，但何谓刑事政策，国内外的学者却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

我国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指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运用刑罚及其有关制度，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以期实现抑制和预防犯罪之目的的策略、方针、措施和原则”（注：杨春洗、高铭暄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8页。

）。

另外其他学者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在此不一一列举。

（注：我国学界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其他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分别参见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春洗主编《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但不论表述有何不同，这些观点大都认为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惩治犯罪、预防和抑制犯罪，内容包含刑罚以及与其相似和相关制度、措施的运用等。

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关系解析李卫红*内容提要：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是在刑事一体化范畴内各自独立的学科，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又有一些交叉。

犯罪的生成与发展需要它们先后出现，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来解决犯罪问题。

它们之间是面对犯罪层层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后一学科是对前一学科明显存在不足的发展。

关键词：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作为刑事法学中最古老的学科基本已有定论，犯罪学在19世纪后期也具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而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至今在全球还处于备受争议的阶段，我国刑事法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1。

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学应当具有的独立学科属性，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前提。

学科的独立性取决于研究体系的独立与完整，逻辑层次的清晰与分明，研究对象的明确与科学。

而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也常常是由浅到深、由表及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人类之初的理念与实践不过是杀人偿命，即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犯罪人最直接地受到惩罚，以实现人们原始的公平与正义，这些是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后来人们发现这并没有解决犯罪问题，反而，犯罪现象愈演愈烈，因此，人们就想到事前预防，从条件预防、被害预防等等着手，以期减少犯罪的发生，这些是犯罪学研究的对象。

但是，犯罪案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起，而是不断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们又不得不重新面对已然的犯罪，而刑法规定的刑罚及非刑罚制裁措施等已被几千年的社会现实证明于犯罪无益。

百般无奈之中，扩大解决已然犯罪问题的思路，不仅仅有刑罚还有非刑罚制裁措施及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中对于犯罪的处理方式。

如实体上的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劳动教养、赔偿损失等，程序上的司法转处、恢复性司法等等，这些都是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对象。

上述脉络恰恰是从刑法学到犯罪学再到刑事政策学的发展轨迹，刑事政策学从此脱离了刑法学与犯罪学的现有框架，具有了真正独立的学科属性。

三门学科在刑事一体化的范畴内，从不同角度研究犯罪的身前事后，形成相对完整的层层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借鉴（最新）自近代以来，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主要经过了德国三位著名法学家费尔巴哈、李斯特和罗克辛主导的三个发展阶段。

费尔巴哈是刑事政策概念的提出者，理论根据在于著名的心理强制说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刑罚威慑论。

基于此，费尔巴哈把刑事政策定义为：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原因及刑罚成效，获得抗制犯罪的各种原理，国家根据此原理，运用刑罚及类似手段来抗制犯罪。

可见，费尔巴哈的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刑罚政策（狭义刑事政策），而且把刑事政策的基本功能限于指导刑法立法（立法政策），即刑事政策只用来指导刑法立法，而不能用来指导刑法司法。

换言之，在费尔巴哈的理论中，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是二元分立的关系，刑事政策的作用被堵截在刑法司法之前。

李斯特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思想集中体现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一著名论断。

李斯特指出，一般来说，刑事政策要求社会防卫，尤其是作为目的刑的刑罚在刑种上均应当适合犯罪人的特点，这样才能防止其将来继续实施犯罪行为。

从这个要求中既可以找到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可靠标准，也可以找到未来立法规划发展的出发点。

可见，李斯特虽然主张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但其仍然将刑事政策的作用限定在刑法立法的范围，刑事政策不仅是批判现行刑法的依据，也是立法的出发点。

换言之，在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上，李斯特主张将刑事政策的作用堵截在刑事司法之前，进而在其所创立的刑法信条学中找不到刑事政策的影子。

罗克辛通过建立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通过构成要件的实质化、不法的价值化和责任的目的化，使刑事政策进入了刑法教义学。

在行为构成的实质化方面，坚持把法益保护思想的运用限制在不可放弃的可罚性领域；所谓不法的价值化，即基于刑事政策的目的，把利益冲突的解决、刑法与整个法律制度的联系等纳入不法的判断当中，为符合行为构成之行为的出罪提供实质上的根据；责任的目的化，即基于刑事政策之机能的视角，把预防主义纳入责任的判断当中，确立预防刑，且刑事政策是决定预防刑的重要因素，如若预防刑小于责任刑，那么应当依据预防刑确定行为人的责任。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陈兴良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刑法教义学的一个面向的理论探讨，即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

作者从李斯特鸿沟切入，李斯特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严格界分：刑法教义学成为一门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由此形成了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而刑事政策则是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其以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尤其追求特殊预防的效果。

李斯特这种把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分立与疏离的思想，形成所谓“李斯特鸿沟”。

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之后，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将刑事政策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

本文重点对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刑法教义学，因此，李斯特鸿沟尚具有启迪意义。

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李斯特，也没有必要重新跨越李斯特鸿沟，而是可以直接享受罗克辛贯通的成果。

本文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中，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

关键词: 李斯特鸿沟，罗克辛贯通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劳东燕教授在其论文中作出了以下这一判断：“在晚近以来我国的刑法学研究中，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话题正日益引起关注。

”{1}对于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

在我国以往的研究中，刑法与刑事政策是分别作为两个学科进行研究的，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与疏离。

现在，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表明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这对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研究来说，是两全其美、各得其所，值得充分肯定。

对于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本文追踪到德国学者李斯特，描述其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分立的李斯特鸿沟，并阐述德国学者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的贯通。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和打击犯罪而制定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益。

而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则强调刑法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功能，注重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对个体行为的引导。

本文将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分析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以期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将介绍刑事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原则，阐述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深入探讨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核心理论，包括刑法的社会功能、刑法的调节机制以及刑法对个体行为的引导作用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刑法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二者如何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本文将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刑事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作用，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我们也期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对刑事政策和刑法体系的关注和思考，共同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

刑事政策，作为国家对犯罪反应的总和，其核心在于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公民权益。

而刑法体系，则是通过制定和执行刑法规范，对犯罪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认定和处罚。

两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都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安全。

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刑事政策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了刑法体系的调整。

例如，在对待犯罪的态度上，如果刑事政策强调严厉打击，那么刑法体系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重刑规定；而如果刑事政策倾向于宽严相济，那么刑法体系中可能会增加一些轻刑或非刑罚的处罚措施。

刑事一体化与罪刑法定、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深度融通作者：梁根林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8年第01期刑事一体化思想是储老师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博大精深。

刑事一体化既是观念也是方法，作为观念它是形而上的，作为方法是形而下的，具有操作性和指导性意义。

刑事一体化的思想提出来二三十年了，刑事一体化有没有开花，有没有结果？需要对此作出明确回答。

我觉得，既然刑事一体化是一种观念，是一个方法，我们就不必太在意刑事一体化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果。

我们需要在意的是有没有把刑事一体化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这才是关键。

如果我们有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并且能够用刑事一体化的方法来展开我们对刑法问题的思考，就表明刑事一体化既开花又结果。

储老师在文章里曾经特别讲过这个问题，说刑事一体化关键在于化，关键在于深度融通。

秉承储老师这样一个思想，在贯彻刑事一体化思想的过程中，不仅要内化于心，而且要实化于行，还要外化于形，最后落实于制度。

二三十年来，储老师的刑事一体化思想开花结果的重要标志就是，严而不厉的学术思想作为刑事政策思想，作为刑事一体化思想的最亮点，不仅在学界被广泛的接受，而且被我们国家的立法部门所正式接受。

我国二十年来的刑法改革，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发展的思路，或者刑事政策的逻辑就是要改变我们刑法的结构，由厉而不严向相对严而不厉方向转型。

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名在适度的扩张，我们的刑法在不断的调整，刑罚的总量在不断的下降。

因此可以说，刑事一体化思想在我国立法的基本方向、基本思路与指导思想方面已经真正固化于制了。

刚才黄河院长指出，无论他是在公诉厅还是在侦监厅工作的时候，都能够自觉地按照刑事一体化的思想来审查监督与指导案件，而且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侦查监督规范指引，这就不仅是外化于行，而且是外化于形了。

储老师的刑事一体化思想非常准确地指出了现代刑法发展的方向、刑法发展的规律以及刑法学发展的逻辑。

这就是罪刑法定、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的深度融通。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理论解读柳忠卫;郭琳【摘要】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肇始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的学术论争,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运动使这种思想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发展成一股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浪潮.对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涵义,可以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观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将刑法视为实现刑事政策目的手段之一,将特别预防和防卫社会作为刑法的主要任务和首要价值,在法治的框架内灵活地对待犯罪和罪犯.实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趋势或者动向,指的是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要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刑事政策的动态变化,从防卫社会的目的出发,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现代理论基础有三:即机能主义的刑法观、相对主义的犯罪观和非刑事化的刑事责任观.【期刊名称】《政法论丛》【年(卷),期】2015(000)004【总页数】9页(P3-11)【关键词】“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新社会防卫运动;机能主义刑法观;相对主义犯罪观【作者】柳忠卫;郭琳【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山东省检察院,山东济南25001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613(一)“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的滥殇:刑事近代学派的观点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肇始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的学术论争，虽然对于这场论争的性质学界存在很大的的争论，①但这场论争的结果对于现代刑法理论的形成及世界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就是这场论争的思想成果之一。

从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花园中不可能开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思想之花，因为这里没有适合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滋生和成长的土壤。

刑事古典学派从严格规则主义出发，重视刑法的规范性，认为犯罪是刑罚的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主张严格的罪刑法定，公正被认为是刑法的最高价值。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摘要近几年来，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不只是在内容上的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是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却没有被拿来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在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办法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关键词刑法刑事诉讼法协调统一在我国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发现，行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协调的问题，二者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法制观念上还是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二者的关系都是分离、割裂甚至是断层。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因为犯罪联系到一起，他们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受到刑法政策的知道，在我国法律历史上是并存的，所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的认识，对于树立形式一体化的观念和整体立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是因为犯罪而联系在一起的犯罪时人和人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恶变，从而产生了犯罪，犯罪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侵犯了当事人的利益，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为了消除犯罪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国家就一定要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规范，所以，刑法以及保证刑法能够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诉讼法就产生了。

格兰威尔·威廉斯在《刑法教科书》中是这一命名犯罪的：“犯罪是一种可以引起刑事诉讼并导致刑罚的违法行为。

”因为犯罪的联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密切，没有刑事诉讼这一程序，案件就没有办法展开认定，犯罪的不到打击，刑事纠纷也不能解决，刑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刑事诉讼是刑法两个最近被要素——犯罪和刑罚之间一个连接，是一个过程。

反过来说，刑事诉讼法也是离不开刑法的，刑法是对保护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如果一旦没有了刑法，那么定罪量刑就没有了标准，诉讼过程也会无的放矢，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了实际的意义，对于国家惩处犯罪来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的功能就是处理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真是因为这样，才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关系（法）马克•安塞尔著卢建平周朝标译不容置疑，我们要从象列昂•拉兹诺维奇爵士（Sir Leon Radzinowicz）这样多产而且博学的人的众多作品中进行取舍是很困难的。

但是要勾画出他思想的连续性却也不是一件难事。

我们在本文中所要赞颂的这位集科学家、研究者、教师于一身的列昂•拉兹诺维奇爵士，在他所精通的规范法学研究领域以外，一直以来投身于从社会对犯罪有组织反应的角度研究犯罪的具体问题。

他对这类事务的关注不但见诸于他的著作《1750年以来的英国刑法史》——此书在犯罪研究类文献中至今保持无人匹敌的地位，而且表现为他作为一名犯罪学家在国际组织中和作为剑桥犯罪学研究所负责人所从事的不同领域的工作。

他的大多作品的共同线索是通过对犯罪学方法和资源的运用，以及对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思想与制度的进化作更好的理解，来重新定位社会对犯罪的反应。

这恰好就是刑事政策学（法文为 politique criminelle）的领域——列昂•拉兹诺维奇爵士断言，刑事政策学的起源和术语均肇始于法国。

根据这种刑事政策观，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学和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刑事政策学这一特殊学科之间的关系上。

我认为，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有效，首先要既从历史的角度又从方法论的角度全面强调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之间所存在的必要的联系。

同时也有必要去回顾和评估犯罪学在打击犯罪的实际政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最后，我们也不能低估犯罪学术语在传统刑法研究领域中影响或传播的阻碍。

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

寻找链接清楚地区分刑事政策学和特定时间内有效的现行刑事法是必要的。

任何有组织的社会都拥有一个由犯罪和刑罚组成的刑法体系，一个宣告制裁的程序机器，和一个执行制裁的机器。

另外，刑事政策学和现行法律一样，只有在三种审慎的彼此关联的情形都发生时才开始出现并存在，这三种情形是：（1）对现行刑法制度的大规模而认真的检讨；（2）一个相关的补充性的对现行刑法进行改善的改革机构；（3）保证改革运动既具有方法论上的和谐又有社会现实性的和谐一致的指导原则。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一、概述刑事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犯罪的重要手段，对刑法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影响在刑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刑事政策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策略和措施，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预防，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在这个过程中，刑事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对刑法理论产生影响，推动其不断完善和发展。

刑法理论作为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学科，为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

刑法理论通过对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种类和量刑标准等方面的研究，为刑事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刑法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以适应刑事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

刑事政策的发展会推动刑法理论的创新和完善，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实际和司法需求；另一方面，刑法理论的发展也会为刑事政策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促进刑事政策的优化和升级。

深入探讨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关系，还能为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刑法理论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刑事政策的定义与功能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策略，旨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

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策略、措施和方法，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控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刑事政策既包含了宏观的战略规划，也涵盖了微观的操作层面，体现了国家对犯罪问题的全面思考和综合治理。

刑事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有助于明确国家打击犯罪的目标和方向，为刑事立法和司法提供指导。

通过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国家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法律法规，提高司法效率，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

刑事政策有助于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和关系，减少犯罪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教育、心理等多种手段，刑事政策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发生，降低犯罪率，提升社会安全感。

62826 公共政策论文刑事政策的价值浅析法学是最悠久的学科之一，也是最发达的学科之一，其原因不在于它仅仅是社会治理的工具，而在于它能为人类的价值追求提供保障，因此，法学就天然的有了自身的价值追求。

现在，普遍认为，法的价值有自由、正义、秩序、效率、人权等。

刑事政策指的是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宁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将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制止，也即防止犯罪；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即促进构成社会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和谐，维护社会安全、保障国民安定地生活，因此，（1）防止犯罪、（2）恢复犯罪所引起的犯罪被害人的生活破坏、（3）满足犯罪被害人及其相关人员的报复感情乃至同情心、（4）防止犯罪活动所伴随的人权侵害、成为必要。

刑事政策作为部门法学之一，当然也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其价值自然包括自由、秩序、正义、效率、人权等这些法的基本价值。

然而，在这些价值追求的过程中有无先与后、高与低的排序，笔者认为是有的，其排序如何，就要看社会自身如何需要或者安排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主客体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主客体关系的实质是主体要通过客体达到何种目的，如果主体没有目的自然就不会与客体发生关系。

刑事政策的价值体系是由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与价值目的这三要素组成的。

刑事政策价值主体的目的就是其价值追求，并通过价值客体（刑事政策）来实现。

故价值主体的首要目的就是刑事政策的首要价值追求，价值主体的最高目的就是刑事政策的最高价值追求。

这里何者为首要，何者为最高，就要看主体的选择或者说需要。

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或者执政党（至少主要是国家或者执政党，个人或者社会团体会对刑事政策的制定有影响，但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主体），故国家的选择需要或顺序就能反映刑事政策价值追求的排序。

在论述国家对自由与秩序的需要时，人们经常会引用博登海默关于自由与秩序论述，认为“在奴隶社会，奴隶只是有生命会说话的工具，当然也就没有自由。

浅谈刑事法律相关论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群众对刑事法律的关注也越来越深入。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刑事法律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刑事法律相关论文范文一：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刑事法律观念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它是人们对于刑法的思想认识、心理态度和价值取向等观念态文化的总和。

刑法观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众的刑事法律意识。

因而，确立正确的刑法观是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刑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中国刑法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确定正确的刑法观首先要具备批判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即着力批判“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刑法工具主义，彻底破除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刑法万能主义和重刑主义的观念一(一)批判刑法工具主义，树立人权保障观刑法被认为是最集中地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

因而，刑法的政治属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突出地显现出来。

刑法的政治功能被放在第一位，刑法的打击锋芒被界定为主要针对反革命罪;刑法中不具有政治职能性质的条款也要为其政治职能服务。

(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

)对于刑法这种近于直观的认识，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人们直接把刑法用作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导致人们在观念上把刑法看成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刀把子”。

刑法就是执行阶级专政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

其实，刑法并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

现代刑法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基于人权保障、实现社会正义而产生的。

现代刑法的灵魂——罪行法定原则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断，制约国家刑罚权，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

这一原则确定的理论基础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受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权利强调得不够，(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_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引言：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作为刑法领域中重要的两个概念，承载了不同层面的法治理念和实践要求。

如何使二者在中国语境下更好地互通，从而推动我国刑法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

本文将以李斯特鸿沟和罗克辛为两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探讨中国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的历史变迁，并分析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

一、李斯特鸿沟的历史背景及影响李斯特鸿沟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在欧洲国家出现的明显分野。

在这个时期，刑事政策呈现出强调罪犯人权与人道主义的趋势，而刑法教义学仍然通行以法律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观念。

这种分野导致刑事法律规定和实践之间的脱节，给刑法实施带来许多困难。

在中国，李斯特鸿沟对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早期，中国刑法教义学主要受到大陆法系和法律主义的影响，刑事政策以保守和实用为主导。

这种情况导致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疏离，刑法实践难以获取实际指导，且容易产生司法不公的问题。

二、罗克辛的观点及对中国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法学家罗克辛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刑罚之原则＞犯罪事实之认定”的思想体系，将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成功地结合起来。

他主张通过重视刑事政策的诉求和实践经验，来构建更合理和有效的刑法教义体系，从而实现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衔接。

在中国，罗克辛的思想与理论对中国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越来越重视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社会化，倡导法治精神以及保护人权和社会公正。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刑法教义学一方面需要积极吸纳国际刑事政策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刑事政策的实际操作性和可操作性。

三、中国语境下的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衔接问题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衔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