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墓石《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
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
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
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
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
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
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
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
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
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孔飞力说：”这三种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帝制晚期的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种侧面的国内危机”,但据笔者的理解，这三种问题实质上自古有之，从未中断，在整个帝制时期，这三大问题可还原成”帝王专制与官僚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在现代性政治，它亦可视为”中央领导核心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
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来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种矛盾已然表明这种日渐没落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三种问题，预示着”一种制度——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与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在表面上针对时局危机、实则处理”根本性问题”上，孔飞力以其”知识精英”的视角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维新变化前后的一系列人物上。
从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编纂《海国图志》、嫁接中西知识桥梁式人物，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性国家”具有密切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并提倡”广开言路”,虽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广开言路”却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制约”,但他们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尤其在涉及冯桂芬批判者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条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论前提下，”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
对人们而言，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这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吗？在了解完中央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基础上，”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力量不断得到强化。
孔飞力认为，”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因此，他用”耒阳暴动”与”农业集体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中介势力试图分权，而国家又趋于强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内质在中国的形成，也说明着近世中国是如何走向威权体制的，以至今日，这种威权体制的作用还若隐若现。
但中国为何走上这一威权体制？是因专制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产生了近世”威权体制”的新制度吗？还是恰如译者陈兼、陈之宏提及的那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救亡说？其实，这始终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尽管这句话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中心论”与美国汉学观，但无疑不是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寻和最真挚的提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林辰按：孔飞力教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概念、方法和中国研究的内部取向来探索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特殊性和延续性，试图从近代政治精英的知识建构和政治实践的互动中理出一条线索作为当今中国道路发展的主要指引或参照。
然而在触及其所谓”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时，其所运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二元分析概念的确又使人有未尽之感。
下面这篇文章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分析更加整合和细化了这一路径，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作为后学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对于深入体验和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有所裨益。
望阅读时仅限学术探讨，请勿上纲上线。
作者：林辰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我想提议的是，我们正接触到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
”这是孔飞力教授在叙述清末高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痛斥时，针对后人常常以”浅尝辄止的快感”评判历史而严肃提醒的关于一种突破激进或保守为主题陈旧偏见的以存在着中国独特政治议程演变特色的假设。
尽管孔飞力在本书中归纳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三项焦灼，却没有回答出他所强调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层延续至今的政治风格的底色确为浓烈的国家崇拜情感和坚定的精英政治观所构成。
国家崇拜并非浅薄化的爱国主义，而是在价值次序上与自由主义呈现较大差异的国家本位。
换言之，在纵向统制严密的政治环境下，国民的个人利益在某个集体的神圣光环下既不值得一提，也会在悖逆国家意志的时候遭受道德攻讦。
而在这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中，历代文人对国家正当性的分辨并不是对某个规则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所处朝代的实力变迁不断的从功利主义的视角修正，这种情势变迁的历史观恰恰是以首要服务于本朝正统观的树立而书写。
一直以来，正统观多侧重于对以德治治理国家的肯定，而对广袤疆域的占据不以为意。
但在异族与汉族分享中原土地，甚至取代汉人成为当时的合法政权后，传统的合法性论述无法支撑现实的变异。
于是，无论是处于弱势的失败覆灭者，还是政治新贵都向”暴秦”展示出超乎以往的宽容度，而去索取以武力征服的结果主义的霸统反证和以实力主义为强势语境的对合法性承认的强迫接受。
而如此对正统观构成元素的平衡颠倒从欧阳修的修史观中可窥见一斑——”及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和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
”除此之外，在对本朝称颂的内容选择上，迫于异族统治在汉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先天不足，伴随着异族政权从平稳过渡到盛世初现，以往的军事自信则逐渐被”良治”所呈现的绚丽盛世所取代。
而它所代表的则是历朝历代均娴熟运用的对合法性的粉饰方法，即混淆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将仅仅应作为政治发展中的过渡形式的可通过特定方式替代的政权等同于唯一至上的民族国家。
在第一步拉平后，就会考虑如何持续它的有效控制以缓解永不消退的合法性焦虑，而一般选择则是将政权意义优先于民族国家的生存。
尽管两者并非完全针锋相对，但在众多利益抉择时刻，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地位，这样的交易权衡拥有众多空间。
对外上政权”私利”会优于地理意义上的主权，而对内政事务的管理中，政权维系的敏感度将大大胜过国民权利被收窄的紧张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政权从被道义围困到逐渐立足，能够自我阐述一定的思想资源的时间段中，准军事化的实力主义语言和逻辑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刻意渗透，以期望培养出第一批习惯此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信众。
无疑，这样的读起来令人血脉喷张的历史叙述在使读者沉浸于平日剑拔弩张的宏大叙事之时，相应的潜移默化出一种因本来作为可贵的稀有美德——对个体命运感同身受的匮乏而衍生的”冷酷的社会观”.而因地域自豪的传统天朝上国情感中，孔飞力亦注意到了国人对大一统近乎变态的痴迷。
他提到”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生存了下来。
”这一点确是卓识，从北伐到划江而治的拒绝，这些政治人物的担忧和忌惮除了自我生存的必要条件，亦囊括了对大一统习惯而比照的舆论认知压力和自我期许。
但我想说的是，这番平日看起来丝毫无可妥协空间的原则得以敬畏，多半是非常危急时刻的罕有和估计不足，从历史例外和既有政治格局来看，国人对大一统半成品的接受度高于对新核心价值触犯的容忍度，分离主义在既存政权的合法性不断被质疑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话语空间。
譬如，东南互保中，张之洞曾提出若北京不保，则可推举李鸿章作为中国”大总统”来主持大局。
这样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谋逆”计划因为生死存亡的危机而被消减了其作为政治罪一触即发的政治纯洁。
如果这还不能佐证时人对大一统价值的退让的话，之后幕僚刘学询对孙中山的一封信则足以说明道貌岸然的大一统是多么脆弱，信中写到”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而在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与大陆虽谈不上对峙，但也算冰冻的政治格局中看，不单单是国家表述不同带来的历史记忆切割，三方对于国家存在意义的意识形态差异正逐渐侵蚀着大陆所声嘶力竭的关于华人共同体的泛中国解释化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