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中心地位形成因素浅析
摘要
北京长期以来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形成因素必然有其过程和独特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因素进行分析，解释政治中心对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影响和促进，以及其他因素对于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
相辅相成政府行为科举制传统文化
北京，作为全国持续的政治中心，其历史大概可以从明朝开始，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作为全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就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当下，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依旧承担着政治中心的职能，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随着历史上经济重心持续的南移过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心则是上海。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北京在我国同时扮演着文化中心的角色，130多所高等院校成就了中国最高的地区高校密度。可以说，北京的文化中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北京的文化中心的地位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里我们就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
首先，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的形成与政治中心的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几个阶段，分别是明清、民国，以及现代。在明朝开国初期，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在朝廷文化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文人群体以及以刘伯温为代表的浙东文人群体。这对于当时的科举而言，最大的影响便是北方士子进入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就被缩小，因此当时的文化中心仍然在南方。
但是后来朱棣迁都之后，重用姚广孝，诛杀方孝孺以及一系列举动，使得南方的文人群体基本被摧毁。南方作为文化中心的时代，可以说基本结束。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时代，就此开始。
这里不得不提到明清时期的选官、任官制度，科举制的最后一环节，就是殿试，殿试，自然要在首都举行，因此，北京就成了中国文人重要的“集结地”，同时，考中科举的士子，直接出任地方官员的可能性极小，通常都是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府文化部门任职，或者是成为言官。因此，这些读书人有很多空闲时间，也很少有大量的工作，因此就会经常集会，北京的文化气氛也就由此慢慢形成。这样的典型，便是“东林党”的产生和政治影响，就是由书院集会、讲学发展而来。所以，北京的文化气息得以日渐丰富。
其次，便是政府主持的图书编纂行为产生的影响，明代，朱棣安排编纂了《永乐大典》，到了清代，康熙主持了《康熙字典》的编纂，同时还有皇子胤祉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而后来乾隆又组织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和修订。因此，北京由于汇集了中国相当部分的文人，因此进一步奠定了成为文化中心的步伐。从此以后，北京这个地方，便对中国的读书人群体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因此，在民国时代，北京就有了一种类似吸引文人的本能。当然，这就不得不提到北大。特别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思路，因此大量当时许多文化领域的大师、泰斗都汇集在北京大学，这也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核心在北大出现并且率先形成力量。
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了各种“有识之士”的圣地，因此，北京凭借首都的便
利地位，能最先贯彻中央的文化政策，因此，北京的高校数量此时便开始增加，特别是院系调整时期，北京的高校数量便已经是全国第一位的了。所以得出结论，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
当然，仅仅依靠政治中心的地位，北京也不可能形成全国的文化中心。同时存在的因素也有很多，还包括不少的传统文化因素。
就比如说，“学而优则仕”是我国文人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就如宋朝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点，而“金榜题名时”也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并列，成为人生四大快事之一，而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可以说，由于科举制造成的“首都文化行为”，也有文人自身因素在内，“习得文武艺，沽与帝王家”，每年的进京“赶考”也就使得文化人对于首都的向往，成文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现象。同时因为常识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人类的社会行为，只有有了人，才会有文化活动，才会形成文化现象。
从这个层面上说，北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形成类比的是，在隋唐时期，特别是“盛唐时代（贞观年间直到天宝年间）”，全国的文人（其中大部分是诗人）都尽自己所能前往首都长安，因此当时的长安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而在两宋时期，江浙成为了政权的重心，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文人汇集，因此，两京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而另一个方面，进入仕途的文人往往能成为读书人的偶像或者是奋斗目标。就比如说，明代的徐阶、高拱、张居正，甚至是严嵩，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全国读书人的榜样，而在清代，成为内阁大学士的张廷玉还有纪昀，都被当世的读书人视为文坛领袖，因此发挥出了首都的引导作用。
因此，在以政治影响为主的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北京便成为了我国目前的文化中心，同时，还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目前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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