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排评审过程中，高新院的领导曾经三番两次地请求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派出专家到南航讲学。在卫星项目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面前，讲课这样一种缺乏针对性，耗费时间的学习方式必然会严重干扰项目的工作安排，影响卫星的研制进度。好在作为一项重要的评议结论，专家们一致表示，南航已经基本掌握了卫星设计的原理和方法，无须再以讲课方式推动卫星工作的开展。尽管如此，就在我脱离卫星项目工作之后，讲课与听课还是热热闹闹地成了项目组一段时间的工作主题，极度紧迫的卫星研制工作被完全搁置到了一边。
对于卫星研制而言，项目的规范管理极其重要。为此，我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高新院领导要求，制定一些必要的项目管理制度。也许制度的存在会限制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妨碍领导随心所欲的言行，就是这些对科研活动进行自我约束的合理建议也从未得到领导的首肯。
4
尽管我在南航的工作极其艰难，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绩。
卫星项目的另外一个合作单位是江苏省内的一所大学，在南航的经费支持下，负责卫星有效载荷的研制任务。虽然这所大学具有一些专项技术储备，但缺乏研制卫星产品的工程经验。南航原本在航天领域就是一片空白，本应通过与行业内相关单位的技术合作缓解卫星研制的压力，但选择的两个合作单位不仅没有为卫星研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南航卫星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的精力和时间。
在二○○五年三月，学校为了赢得国内航天工业部门对南航卫星项目的理解和支持，安排我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领导们汇报南航卫星的任务定位、设计思想、技术指标、总体方案及研制进展情况。虽然我无从知晓会后领导们的意见，但通过间接渠道得知，领导们在返回北京后立即召集会议，明确要求下属相关单位，尽快开展相应的卫星研制工作。这种侧面的快速回应也算是对南航卫星工作的正行业工作了十三个年头。原本以为做些自己喜爱的事、做些对集体有贡献的事、做些对国家有价值的事，是自己人生理想的完美体现，也是自身价值的具体实现。然而，在经历了多年走南闯北的坎坷与磨难后，终于悟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做事实在不易、做人大不相同。为了对得起自己往日的付出，为了唤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将真实地记述我那充满曲折而又有些悲凉的航天经历。
半年过后，学校人事处会同高新院开始与我协商后续的工作合同了。或许是工作效率的低下、或许是繁杂事务的干扰、或许是在等待学校相关人事政策的出台，又过了半年时间，才终于形成了各方一致认可的《×××聘用备忘录》（以下简称《聘用备忘录》）。又是由于我的工作繁忙，一直到了二○○六年底，我的人事档案才按照学校人事处的要求转到了南航。接着又是几个月不知原由的拖延，最终，我在南航这种不确定的工作关系引发了一场人事争议仲裁。
工作伊始，我接手的唯一资料是由南航六、七位教授，历时一年半，花费了三十万元研究经费完成的一份卫星项目校内立项建议书。总计二十九页的报告，版式混乱、文法不通、语义含糊，除了对项目意义和任务做了些不着边际地空洞描述外，非但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参考价值，反而给后续工作带来了不尽的干扰。
由于中国航天行业特有的封闭性，在当时，我或许是南航改变卫星研制状况的唯一人选，但我却从未想到利用这种有利形势谋取任何非分利益。相反地，在等待的过程中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也许工作的进展实在不如人意，南航负责卫星项目组织实施的高新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高新院）的副院长在二○○四年底辗转与我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希望我参加卫星项目的愿望。研制卫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名利双收，学校内部已得先天之利者不会轻言放弃，垂涎三尺者也会跃跃欲试，研制工作不陷入山穷水尽，实难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我这样的局外人。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寻求发展机遇的技术人员，尽管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我还是欣然决定接受人生的又一次挑战。不过，一直经过了九个月的漫长等待，我才真正开始在南航的工作。
2
卫星的工程研制必须依靠航天系统相关协作单位的鼎力支持。
项目初期，南航有过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研究院，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共同投资，联合开展微小卫星的工程研制。在我负责项目技术工作后，为了使合作从原则落到实处，曾经先后七次专程前往北京向合作方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协调方案的设计细节，双方技术文件的往来多达十余次。即便在明确得知对方合作经费不会到位、合作内容无法落实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维系这种形式上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只是因为高新院领导对合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和推诿的态度，而损害双方高层领导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又是我个人无力承担的责任。经过一年多的无谓消耗，这种务虚形式的合作自然地解体了，但已经给卫星研制工作造成了太多的负面影响。
时至今日，尽管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仍然认为这是南航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决策，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相对较小的代价，促进学校航天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拓展学校与国内外航天部门的合作，使学校尽快具备参与国家航天科研活动的能力。
卫星研制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相关科研单位的积极配合，也更需要领导的直接参与和正确决策，否则一切美好愿望也只能是付之东流。
6
说起我在南航的工作，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南航高新院的院长、卫星项目的副总指挥。为了便于叙述，在这里姑且称其为L院长吧。
L院长在南航是个风云人物，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江苏省的劳动模范。虽然我无从知晓在这些光鲜外表下有多少真实的内涵，但从两年来的工作接触看，L院长不过是时下庞大学术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不学无术、无所作为、好出风头、利欲熏心。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对我的尖刻言词嗤之以鼻，甚至冷嘲热讽，但实话就是这么令人沮丧。
3
经过前期准备工作，在二○○六年七月，南航正式决定投入三千万元经费开展微小卫星的工程研制，并组建了卫星项目的行政指挥系统和技术队伍，南航校长担任项目的总指挥、一位副校长担任项目的常务副总指挥，高新院的两位领导担任了项目的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我被任命为项目的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卫星的技术工作。
为了实现卫星工作从方案设计转入工程研制，发现、修正和完善方案工作的不足之处，在二○○七年初，我书面建议项目指挥系统，正式委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对南航微小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进行全面的技术评审。二○○七年四月初，南航微小卫星的十五份、总计六百余页的方案设计报告在北京接受了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二十五位卫星技术专家的开放式技术评议。评议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许可以用来衡量南航卫星工作的成效，那就是南航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已经全面超过了国内一所重点航天院校卫星项目的同期水平。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除了项目组人员的常规工资支出外，在一年半时间里，南航卫星方案设计工作的直接经费开支约为十五万元，主要用于支付项目组大约一百五十人次的出差费用。
一场彻底败诉的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终止了我的航天事业。作为仲裁的申请人，我在二○○七年九月，向江苏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了人事争议仲裁申请，目的是维护我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工作期间的合法劳动权益。
我是在二○○五年九月到南航工作的，经过短时间的工作磨合，开始负责学校微小卫星项目的技术工作。
由于卫星研制工作的特点是系统组成复杂、专业门类齐全、协调内容细微，对于一个人才储备贫乏、技术基础薄弱、没有任何卫星研制经验的大学，研制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为了推动卫星项目的顺利开展，经过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学校特别颁布了《关于加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小卫星研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原则上明确了参研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关系。令人失望地是，由于高新院领导狭隘心理的作祟，《若干意见》中没有任何一项内容得到了落实，明文规定的项目总设计师负责制也是形同虚设。 技术队伍从最初几位教授组成的课题组，到学校正式任命项目的总设计师和四名副总设计师，再到由我带领几位年轻教师和提前留校工作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主要工作，组建的过程历尽了波折。几位副总设计师，原来都是课题组里的核心成员，参与意识很强，责任意识极差。有的公开声称不做任何具体工作，有的私下表示不做无利之事。这些人的存在不仅没有为项目做出丝毫贡献，反而妨碍了项目组里年轻同志的工作自主性。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不正常工作状态，高新院领导却是熟视无睹、袖手旁观。为了推动工作的开展，我只有下决心摆脱教授们对项目的干扰，义无返顾地发挥起年轻同志的作用。这种做法无疑把教授们排除在了项目运作之外，不可避免地招惹了教授们的众怒。
按照计划，南航微小卫星将于二○○八年六月搭载发射。这就意味着，在评议工作结束后，南航毫无退路地必须在十五个月内完成卫星的工程研制，否则不仅功亏一篑，而且名利两空。就是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高新院的领导仍然不顾项目技术系统和合作单位的强烈要求，顽固地拒绝开展实质性的商务洽谈，不仅丧失了对外合作的主动性，更导致研制工作陷入了绝境。对于动辄数百万元的卫星产品研制合同，谨慎从事当属必要，但在毫无原由的回避、毫不作为的拖延面前，实难窥视高新院领导的真实用意。
有鉴于此，尽管卫星方案设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我最终还是主动提出辞去卫星总设计师的职务。就我个人而言，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只是无奈的，也是面对责任时的必然选择。
5
每个人的做人之道不尽相同，但为了做好一件事、做好一件困难的事、做好一件困难重重的事走到一起的人们，在做事的态度上总该有些一致之处吧？为了宣扬自己，也为了剖析他人，更为了揭示社会一个角落的现实，我再以人为本，追忆一些在南航工作期间的人与事。
两年来，我到西安不曾目睹过兵马俑、到洛阳不曾拜访过白马寺、到苏州不曾欣赏过拙政园，每一次出差不曾有半日的闲暇，每一次协调不曾有片刻的安宁。人云，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又有几人知晓，我也曾有过三次回沪而未入自家门的经历？出差补贴全无、加班时间不计、手机费用自理，这些就是我在南航作为卫星总设计师的真实生存状态。选择这一切、接受这一切、忍受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时间在等待中过去，工作在等待中延误，卫星项目也在等待中陷入了被动。在中国，这样的责任很少有人言及，这样的责任人更是无从追究。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曾三次接受邀请自费来到南航，介绍我过往的卫星工作，座谈对微小卫星的技术看法，还为南京军区干部培训班做了《空间技术的军事应用与实例分析》的专题讲座。虽然每一次这样的交流都有助于增进了解，但也隐含着潜在的职业风险，随时都在考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对于卫星研制而言，项目的规范管理极其重要。为此，我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高新院领导要求，制定一些必要的项目管理制度。也许制度的存在会限制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妨碍领导随心所欲的言行，就是这些对科研活动进行自我约束的合理建议也从未得到领导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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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南航的工作极其艰难，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绩。
卫星项目的另外一个合作单位是江苏省内的一所大学，在南航的经费支持下，负责卫星有效载荷的研制任务。虽然这所大学具有一些专项技术储备，但缺乏研制卫星产品的工程经验。南航原本在航天领域就是一片空白，本应通过与行业内相关单位的技术合作缓解卫星研制的压力，但选择的两个合作单位不仅没有为卫星研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南航卫星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的精力和时间。
在二○○五年三月，学校为了赢得国内航天工业部门对南航卫星项目的理解和支持，安排我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领导们汇报南航卫星的任务定位、设计思想、技术指标、总体方案及研制进展情况。虽然我无从知晓会后领导们的意见，但通过间接渠道得知，领导们在返回北京后立即召集会议，明确要求下属相关单位，尽快开展相应的卫星研制工作。这种侧面的快速回应也算是对南航卫星工作的正行业工作了十三个年头。原本以为做些自己喜爱的事、做些对集体有贡献的事、做些对国家有价值的事，是自己人生理想的完美体现，也是自身价值的具体实现。然而，在经历了多年走南闯北的坎坷与磨难后，终于悟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做事实在不易、做人大不相同。为了对得起自己往日的付出，为了唤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将真实地记述我那充满曲折而又有些悲凉的航天经历。
半年过后，学校人事处会同高新院开始与我协商后续的工作合同了。或许是工作效率的低下、或许是繁杂事务的干扰、或许是在等待学校相关人事政策的出台，又过了半年时间，才终于形成了各方一致认可的《×××聘用备忘录》（以下简称《聘用备忘录》）。又是由于我的工作繁忙，一直到了二○○六年底，我的人事档案才按照学校人事处的要求转到了南航。接着又是几个月不知原由的拖延，最终，我在南航这种不确定的工作关系引发了一场人事争议仲裁。
工作伊始，我接手的唯一资料是由南航六、七位教授，历时一年半，花费了三十万元研究经费完成的一份卫星项目校内立项建议书。总计二十九页的报告，版式混乱、文法不通、语义含糊，除了对项目意义和任务做了些不着边际地空洞描述外，非但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参考价值，反而给后续工作带来了不尽的干扰。
由于中国航天行业特有的封闭性，在当时，我或许是南航改变卫星研制状况的唯一人选，但我却从未想到利用这种有利形势谋取任何非分利益。相反地，在等待的过程中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也许工作的进展实在不如人意，南航负责卫星项目组织实施的高新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高新院）的副院长在二○○四年底辗转与我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希望我参加卫星项目的愿望。研制卫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名利双收，学校内部已得先天之利者不会轻言放弃，垂涎三尺者也会跃跃欲试，研制工作不陷入山穷水尽，实难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我这样的局外人。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寻求发展机遇的技术人员，尽管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我还是欣然决定接受人生的又一次挑战。不过，一直经过了九个月的漫长等待，我才真正开始在南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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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的工程研制必须依靠航天系统相关协作单位的鼎力支持。
项目初期，南航有过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研究院，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共同投资，联合开展微小卫星的工程研制。在我负责项目技术工作后，为了使合作从原则落到实处，曾经先后七次专程前往北京向合作方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协调方案的设计细节，双方技术文件的往来多达十余次。即便在明确得知对方合作经费不会到位、合作内容无法落实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维系这种形式上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只是因为高新院领导对合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和推诿的态度，而损害双方高层领导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又是我个人无力承担的责任。经过一年多的无谓消耗，这种务虚形式的合作自然地解体了，但已经给卫星研制工作造成了太多的负面影响。
时至今日，尽管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仍然认为这是南航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决策，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相对较小的代价，促进学校航天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拓展学校与国内外航天部门的合作，使学校尽快具备参与国家航天科研活动的能力。
卫星研制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相关科研单位的积极配合，也更需要领导的直接参与和正确决策，否则一切美好愿望也只能是付之东流。
6
说起我在南航的工作，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南航高新院的院长、卫星项目的副总指挥。为了便于叙述，在这里姑且称其为L院长吧。
L院长在南航是个风云人物，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江苏省的劳动模范。虽然我无从知晓在这些光鲜外表下有多少真实的内涵，但从两年来的工作接触看，L院长不过是时下庞大学术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不学无术、无所作为、好出风头、利欲熏心。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对我的尖刻言词嗤之以鼻，甚至冷嘲热讽，但实话就是这么令人沮丧。
3
经过前期准备工作，在二○○六年七月，南航正式决定投入三千万元经费开展微小卫星的工程研制，并组建了卫星项目的行政指挥系统和技术队伍，南航校长担任项目的总指挥、一位副校长担任项目的常务副总指挥，高新院的两位领导担任了项目的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我被任命为项目的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卫星的技术工作。
为了实现卫星工作从方案设计转入工程研制，发现、修正和完善方案工作的不足之处，在二○○七年初，我书面建议项目指挥系统，正式委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对南航微小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进行全面的技术评审。二○○七年四月初，南航微小卫星的十五份、总计六百余页的方案设计报告在北京接受了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二十五位卫星技术专家的开放式技术评议。评议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许可以用来衡量南航卫星工作的成效，那就是南航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已经全面超过了国内一所重点航天院校卫星项目的同期水平。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除了项目组人员的常规工资支出外，在一年半时间里，南航卫星方案设计工作的直接经费开支约为十五万元，主要用于支付项目组大约一百五十人次的出差费用。
一场彻底败诉的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终止了我的航天事业。作为仲裁的申请人，我在二○○七年九月，向江苏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了人事争议仲裁申请，目的是维护我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工作期间的合法劳动权益。
我是在二○○五年九月到南航工作的，经过短时间的工作磨合，开始负责学校微小卫星项目的技术工作。
由于卫星研制工作的特点是系统组成复杂、专业门类齐全、协调内容细微，对于一个人才储备贫乏、技术基础薄弱、没有任何卫星研制经验的大学，研制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为了推动卫星项目的顺利开展，经过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学校特别颁布了《关于加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小卫星研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原则上明确了参研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关系。令人失望地是，由于高新院领导狭隘心理的作祟，《若干意见》中没有任何一项内容得到了落实，明文规定的项目总设计师负责制也是形同虚设。 技术队伍从最初几位教授组成的课题组，到学校正式任命项目的总设计师和四名副总设计师，再到由我带领几位年轻教师和提前留校工作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主要工作，组建的过程历尽了波折。几位副总设计师，原来都是课题组里的核心成员，参与意识很强，责任意识极差。有的公开声称不做任何具体工作，有的私下表示不做无利之事。这些人的存在不仅没有为项目做出丝毫贡献，反而妨碍了项目组里年轻同志的工作自主性。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不正常工作状态，高新院领导却是熟视无睹、袖手旁观。为了推动工作的开展，我只有下决心摆脱教授们对项目的干扰，义无返顾地发挥起年轻同志的作用。这种做法无疑把教授们排除在了项目运作之外，不可避免地招惹了教授们的众怒。
按照计划，南航微小卫星将于二○○八年六月搭载发射。这就意味着，在评议工作结束后，南航毫无退路地必须在十五个月内完成卫星的工程研制，否则不仅功亏一篑，而且名利两空。就是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高新院的领导仍然不顾项目技术系统和合作单位的强烈要求，顽固地拒绝开展实质性的商务洽谈，不仅丧失了对外合作的主动性，更导致研制工作陷入了绝境。对于动辄数百万元的卫星产品研制合同，谨慎从事当属必要，但在毫无原由的回避、毫不作为的拖延面前，实难窥视高新院领导的真实用意。
有鉴于此，尽管卫星方案设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我最终还是主动提出辞去卫星总设计师的职务。就我个人而言，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只是无奈的，也是面对责任时的必然选择。
5
每个人的做人之道不尽相同，但为了做好一件事、做好一件困难的事、做好一件困难重重的事走到一起的人们，在做事的态度上总该有些一致之处吧？为了宣扬自己，也为了剖析他人，更为了揭示社会一个角落的现实，我再以人为本，追忆一些在南航工作期间的人与事。
两年来，我到西安不曾目睹过兵马俑、到洛阳不曾拜访过白马寺、到苏州不曾欣赏过拙政园，每一次出差不曾有半日的闲暇，每一次协调不曾有片刻的安宁。人云，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又有几人知晓，我也曾有过三次回沪而未入自家门的经历？出差补贴全无、加班时间不计、手机费用自理，这些就是我在南航作为卫星总设计师的真实生存状态。选择这一切、接受这一切、忍受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时间在等待中过去，工作在等待中延误，卫星项目也在等待中陷入了被动。在中国，这样的责任很少有人言及，这样的责任人更是无从追究。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曾三次接受邀请自费来到南航，介绍我过往的卫星工作，座谈对微小卫星的技术看法，还为南京军区干部培训班做了《空间技术的军事应用与实例分析》的专题讲座。虽然每一次这样的交流都有助于增进了解，但也隐含着潜在的职业风险，随时都在考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