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系中的积极价值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在选择刑事和解制度时重点考虑的应当是如何通过科学的设计来对刑事和解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背景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适应了司法领域的新变化，成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各类犯罪案件增加，再犯率仍较高，加上刑事诉讼程序较为繁琐，司法资源显得越来越稀缺。正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指引下，各地司法机关纷纷引入“刑事和解”机制，以求在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之间达成一定协议。而且刑事和解制度的创立和运行是一种更为经济、更有效率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及时地化解矛盾纠纷来预防犯罪，能够有效减少诉讼环节，节约诉讼成本。在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之前，相关司法解释只有一些原则性和倡导性的规定，反映出司法机关要从对抗性司法向合作性司法转变的趋势。本次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总结和立法确认。
三、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解读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出台标志着一直以来饱受争议、褒贬不一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因此有必要对本条的内容规定进行深入的解读。本条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用的条件与案件范围。首先，适用的条件包括两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当事人和解并非简单地以赔偿换取较宽缓的处理，而是要充分关注加害人回归社会，以及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为必要条件。（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被害人谅解且被害人自愿和解。无论是刑事诉讼中的和解还是民事诉讼中的和解，和解双方的意愿决定了和解能否成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表达和解的意愿，而被害人则通过是否谅解表达和解意愿。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方，是和解过程中权利首先需要得到弥补和保障的一方，被害人的和解意愿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其次，条文从正反两个方面对适用的案件范围作了规定，包括：（1）因民间纠纷引发，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并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此规定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公诉案件，同时又严格限制在因民间纠纷引起，以及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故意犯罪案件。（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与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加害人多为无心之失，被害人谅解的可能性也较大。从恢复社会关系、保障被害人权利和促使加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的角度，应当允许一些造成后果相对严重一些，可能判处的刑罚相对较高的过失犯罪案件适用当事人和解。[5]第二款是对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的过失案件范围的扩大。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最为广泛的过失案件是交通肇事和过失致人伤害，而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后将其扩大到除渎职以外的所有过失案件，只是在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