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战101222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及其当代启示作者：徐绮蔚张传有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5期[摘要]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彻底批判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完全接受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才能实现旧中国的救亡图存。

支持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低，应当以继承传统礼教为主，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

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和辩证看待，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 “五四”前后;五四运动;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西方文明互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5-0014-07“五四”前后发生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围绕中外文化问题进行的一场大讨论。

其持续时间之长、争论范围之广表明我国向西方的学习不只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还扩展为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层面。

科学和民主从而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这场文化论战不仅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且为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提供了重要基础，还为我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和重要借鉴。

一、第一次论战：文化差异之争发生于1915年至1917年间的有关东西文化差异的争论，拉开了“五四”前后文化大论战的帷幕。

表面看来东西文化之争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欧美西方文化的比较，其核心则是主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派与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并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印度文化虽然有所涉及，但并非主流，论战的焦点仍集中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1915年陈独秀首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文化差异的观点，主张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接受西方先进文化。

中西文化论战是由1915年《新青年》创立而开始的一场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论战。

它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中西文化的冲击以及爱国人士要求从思想方面改变中国固有之传统的争论，却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代表性阶段。

这场论战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的觉醒和发展。

首先，论战经历了由认知单一走向多面评价的阶段。

杜亚泉和陈独秀分别站在东方固有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边。

但由今天来看，二者都没有全面地为当时文化发展找到合适的道路。

故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有人提出了“中西调和论”，不能仅认为这种想法是中立的，此论具有了客观，公正的意义。

它既避免了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认识不全面，也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文化传统。

其二，论战随战争的发展而起伏变化。

但随此更为深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

甚至有许多人产生了向东方文明靠拢，寻求东方文明解救的想法。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西文化论战的焦点已不仅限于文学文化，而是深入到了国家制度，进入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传统之下所诞生的文化互相探索，融合，交流的阶段。

也是近代史思想上的一次碰撞。

最后，中西文化论战虽没有定论。

但却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初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落之时的思想主张，也告诉了我们无论何时，因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产生的思想文化变革才是真正可以引起社会改变的途径，这场文化论战本源于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其结果却迎来了社会风气的开化，思想的解放和诸多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碰撞，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争鸣的高峰。

一言陈之——文化的碰撞，融合，变革，争论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缩影，同时也是影响之后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主张是保守的，实质上仍然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新文化的主张者们如陈独秀等认为中西文化势不两立，不可调和，主张全盘西化。

梁启超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作者：周可来源：《江汉论坛》2010年第07期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

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

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现代技术;文化;制度;革命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66-05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这场论战于1915年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后逐渐演变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思想论战。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论战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与理论贡献关注较少,未能从根本上厘清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之间的差别。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场论战中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勾画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探索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

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屡屡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领土,这一残酷而屈辱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人将西方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并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

从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逐渐深入而全面,受西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①这成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

尽管在学习的内容方面存在争论,如选择何种政治体制与实施途径等等,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无疑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是五四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

这次论战的发生，既是当时民族危机和专制政策双重刺激和诱导下的产物，又是五四以来中西古今文化命题讨论的延伸和继续。

在这次论战中，学者们围绕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文化的演进规律等问题展开了理论上的交锋，对于何为中国文化、何为中国本位、何为文化自觉、文化是否可分、文化需不需要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中，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互相辩驳，一时间颇显出异彩纷呈的争鸣场面，虽然最终未达成学理共识，但双方互相汲取对方的合理之处，从而也使这场论战出现了相近、相通、相同的趋势。

这场论战在思想领域高扬了民族主义，丰富了现代化观念，提出了诸多颇具价值的文化建设意见。

经过这次论战，学者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需性，以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研究在三十年代出现了高潮。

不但如此，这次文化论战在文化政策层面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国统区，它提升了国民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初步酝酿了国民党的文化建设原则及纲领。

这次论战结束不久，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直接参与文化论战的陈石泉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确定文化建设原则与推进方针以复兴民族案》，大会经审议批准了此项议案。

此后国民党以此为蓝本，充分吸收了论战的讨论成果，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文化政策。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论战，但这次论战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养料，为其形成树立了可资借鉴批判的参照体系。

三十年代民族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文化理论方面的历史进步，使这场论战孕育了新时代的诸多因子；而其反动的政治趋向，保守的文化立场，又让其滞留着旧时期的种种恶习。

这种性质的双重性，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的历史功效。

一方面，它也振奋了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信心，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防抗战精神建设之准备，同时推动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在中国文化走向融合转型的过程中提供了些许的有价值的思考。

关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思考作者：俞丽君来源：《科教导刊》2016年第27期摘要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压力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试图在两种文明的比较中为近代中国寻求新的出路。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并将其与国家的发展变革相联系成为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重点。

一战及十月革命后，论战的变化昭示了近代中国的变革有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文化论战五四新文化时期全盘西化保守主义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9.076Abstra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modern China's invasion of the west，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has continued to accept. In the Period of May4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roversy tried to find a new way out for the modern China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How to tre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s the focus of many intellectual thinking. After the war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volution of October， the change of the debate shows that there i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reform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Key words cultural debate； the Period of May4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conservatism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文化论战陈独秀在文化史上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

探讨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正确评价陈独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东西方文化论战实质上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调和、综合创新等各种文化观相互抵制、批判、影响、吸收的过程。

这些观点纷繁复杂：折衷调和派中有派、全盘西化中有完全的全盘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盘西化，新的文化观中有积极的偏激的文化观，旧的文化观中有改良的顽固的文化观。

如果不清楚发起人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就难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观的由来和各种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说不清陈独秀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

一、对东西方文化的辨析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陈独秀做出了贡献，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区别异质。

1915年9月，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将东西方文化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加以区别，在当时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此，才有对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这很像黑格尔写《小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都是矛盾分析法，从浑沌中找出差别，一切矛盾由此展开。

不同的是，黑格尔分析的是精神世界，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分析的是东方文化。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东西方文化与新旧对立联系一起思考，新派内部，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赞同的如汪叔潜（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1卷6号。

），反对的如张煊（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1919年5月3期。

）、常燕生（注：常燕生《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1926年8月9日。

），基本倾向是接受了陈独秀的观点：东方文化是旧，西方文化是新，认识新旧关系即认清了东西方文化关系。

（二）剖析模式。

为什么东西方文化同时存在而又不属于同一时代（东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时代，西方文化代表了资本主义时代）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这场论战于1915年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后逐渐演变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思想论战。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论战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与理论贡献关注较少,未能从根本上厘清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之间的差别。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场论战中的代表人物对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勾画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探索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

一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屡屡凭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领土,这一残酷而屈辱的事实改变了中国人将西方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并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

从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逐渐深入而全面,受西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①这成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

尽管在学习的内容方面存在争论,如选择何种政治体制与实施途径等等,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无疑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

战场上的血腥杀戮,战后的民生凋敝、信仰迷失等社会问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也引发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否定。

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眼里,西方文化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好,哪怕之前被热烈讴歌的先进科技也受到了严厉批评。

一场关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论战由此展开。

1916年到1919年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和《新旧思想之折衷》等文章,鼓吹以东方文明的优势补足西方文明的弊病,从而形成一种调和中西文明长处的新文明。

在他看来,欧洲各国在战争中运用其先进科技所制造的武器来杀戮同类,充分显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病,因此,中国人有必要反省之前盲目崇拜西方的态度,并思考东西文化的优劣。

四、近代文化论争（一）“夷夏大防”与“师夷长技”之争1、两种不同文化观之争“夷夏大防”和“师夷长技”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士大夫阵营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观。

两种文化观都来自华夏中心主义的夷夏观，但“师夷长技”文化观的进步性表现在：它能够审时度势，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中西所处的地位，并能够有限度的承认西方的长处。

而“夷夏大防”观却无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声光化电优越的事实，较典型地表现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顽固的文化保守性。

此两种文化观的分歧和斗争在洋务运动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倭仁和李鸿章就是这两种对立文化观的代表人物。

2、“师夷”与“拒夷”之争1、京师同文馆之争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

奕 于1866年12月11日上奏朝廷，建议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培养懂得“制造轮船、机器诸法”的技术人才。

招生对象从过去只限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扩大到具有科举功名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员。

这一新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清朝中央当权的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态度的一次重大变化，表明洋务派已正式采纳了“采西学”的文化政策。

这种做法，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应不应该采用西学，终于成为文化观念大辩论的公开主题。

顽固派对开设天文算学馆大加反对。

顽固派一贯视洋器、西学为邪术歪道，对设立同文馆本来就耿耿于怀，现在看到又要让有功名、有身份的人来入馆学习“夷学”，当然不能容忍。

山东道御史张盛藻上奏，指责奕 的建议是“重名利而轻气节”，如果让科甲正途人员去习西学，就会败坏“士习人心”，动摇国本。

大学士倭仁也上陈反对意见。

为了遏制顽固派掀起的反对浪潮，奕 等人也上折，再次陈述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指出倭仁散布的反对言论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

同年杨廷熙等守旧官僚继续上书反对意见，再度掀起波澜。

杨廷熙的奏折还对总理衙门进行抨击，直接涉及清朝最高统治者。

清廷发布上谕，以严厉的语气申饬了杨廷熙，并连带责备了倭仁之非，而对奕 一派不得不来一番好言抚慰。

东西方文化论战名词解释
东西方文化论战是指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进行辩论和讨论的现象。

这种论战通常涉及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艺术表现等。

在这种论战中，人们试图解释和理解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评价这些差异对世界的影响。

东方文化通常指的是亚洲文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文化传统，而西方文化则是指欧洲和美洲的文化传统。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中一些差异可能导致文化冲突和误解。

因此，东西方文化论战旨在探讨这些差异，并寻求相互理解和尊重。

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一些常见的名词包括文化相对主义、文化霸权、文化认同、文化冲突等。

文化相对主义指的是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

文化霸权则指的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主导和压制，这种现象可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失去多样性。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而文化冲突则是指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对立。

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论战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议题，比如宗教、政治制度、家庭观念、婚姻习俗、教育理念等。

人们在讨论这
些议题时，往往会从历史、社会、心理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总的来说，东西方文化论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话题，涉及到
多个领域和层面。

通过理性的讨论和交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
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第23卷第l期2006年1月东疆学刊DongjiangJournalV o1.23NO.1Jan.,2006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王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关键词:二次论战;东西文化;第三种文明观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06)01—0052—3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列强的威胁首次使中国人天朝自大的心理受到严重冲击,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一场围绕如何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共同之处,从而展开了东西方文化调和共存的文化论战.如果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东西文化论战,那么五四运动前后围绕在承认普遍的世界文化的前提下,探讨中国文化存在的理由,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寻求定位而展开的又一次大规模论战,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论者们都认识到中国文化已经到了能否存续下去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主义意识. 如果说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时,中国人尚未完全理解东西文化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的方法来对抗来自西方的威胁,那么到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时,中国人已经产生了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性的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并表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的创造意识,这表明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今天中国社会和围绕中国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却又一次面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的难题.在此回顾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的某些观点,或许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也正是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的十余年间.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为阵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国民愚昧,迷信和落后,缺乏民主与科学的基本意识,所以必须大力宣传欧美文明进化的理论观念,向传统的中国封建思想意识开战.他们崇拜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颂扬法国文明的陈独秀还是赞美美国文明的胡适,都是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放在了纵向时间进化的序列上.在他们看来所谓"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并非地域的差异,而是历史发展的时间差异.因此他们试图根据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来解决中国在世界生存竞争中如何生存下去的课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缩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历史发展上的差距的问题.在陈独秀等人看来,东西文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国文明已经腐朽陈旧,正在走向衰落,已经没有任何能够贡献于当今世界之处,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完全摧毁旧的文化,由以科学,民主为核心价值的近代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西方也出现了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的危机意识,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东方思想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而中国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们此时更加强调西方文明以其科学之利器戕杀人类,因此不仅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更需以中国文明加以改造融合.特别是一些顽固的国粹派,更是企图让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实现全面的倒退.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1920年),以他在欧洲实收稿日期:2005一lO一2O作者简介:王青(1964一),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52地考察的见闻为素材,描绘了欧洲在经济萧条和阶级斗争激化中挣扎的实际情况,断言正是自由放任主义政治,唯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学说导致了欧洲的衰退.梁启超指出:西方在自然科学万能的口号下,树立了纯物质和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的自由,把人类从善恶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从而导致了道德的颓废,因此必须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挽救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是以西方文明发展我们的文明,并使之相互作用,从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文明.可以说梁启超的东西文明调和论使东方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关注和评价,对于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是一种有效的批判.原本仰慕西学的梁启超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受到启发,到了晚年开始转变为"尊孔崇儒",强调儒学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中国新儒家思想的先驱.梁启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西方式的"独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近代化国家的建设以高素质的新国民为立国之本,而一民族立国的精神本原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传当中,梁启超受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发,阐述了以启蒙国民思想为目的的"新民说".所谓"新民"包含着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吸收西方新学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试图达到一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梁启超一方面对以科学的方法解释人生的西方文化持否定态度,同时他又承认中国文化恰恰缺乏这种客观的科学精神.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能是如国粹家们所说的单纯的复古, 而是必须吸收西学的研究方法,即提倡"科学的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并进一步吸取西洋文化的精髓之处.即以西学的长处补中学的短处,再以中学的长处补西学的短处,进而"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泰东文明"与"泰西文明"的"结婚",最终产生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的结晶,目的是"把这个新的系统向外扩充,让全人类都受到它的恩惠".也就是说,梁启超的思想不拘泥于一国的范围,而是具有一种"全人类"的普遍视角.比起全盘西化派以及把传统文化视为"圣域"的国粹派,梁启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可以说相当理性.应该承认他提倡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和融合西洋新学的"新民二义",使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对国民思想的启蒙二者互相关联,互相推动,具有促进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积极意义.在这场论战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之一的李大钊于1917年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甲寅>日刊1917年4月12日),1918年7月1日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 季刊第三册)等文章,从而参与到论战当中.李大钊认为由于客观地理环境的制约,东西文明在本质上有根本不同之处,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当然这种分析其实也是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而且有失偏颇.但是李大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不能认同把东西文明的差异归结为种族优劣的民族虚无主义立场,他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东西文明之不同,不能以价值高低来判断,因此李大钊反对陈独秀等启蒙运动者们全盘西化的主张.在《"第三"》(1916年《晨钟报》)一文中,李大钊以一种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循环论相结合的类似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的发展观来批判主张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照搬西方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立场.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大实在",是"无尽之青春",而有限的个体变化过程则为"青春之进程"."大实在的潮流"是在辩证法的方式中前进的,"一成一毁,天之道也".一种文明,一个国家或民族也有自己的青春,新陈代谢也是文明,国家或民族生命周期的基本特征.所有的事物都必须经过对立求得发展,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对立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历史当中完全消失,任何特殊的历史综合都是不一致的,产生对立现象的双方都应当得到保留,无论怎样过去总是现在的一部分.基于这种观点,李大钊强调矛盾双方的调和,否认新旧势力有质的差别,新与旧,进步与保守是"比较而出,其中绝无褒贬之意,亦无善恶之分".但是同时李大钊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危机和中国文化的衰败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也不能同意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的"中国文化复兴"论.他认为东洋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 为拯救东西两文明的危机,只有靠以二者"本身的觉醒"为前提的"真正的调和",来创造"第三新文明".表面看来,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也与梁启超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相似,但梁启超的意图是以东洋文明救济西洋文明,因此他最终走向"先秦学术"的回归.而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出路将是既不同于中国的过去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出路,是东西两文明经过自我扬弃而创造的第三新文明.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兼备东西文明的特质,因此开创第三新文明的希望就寄托在俄国文明身上.而十月革命的爆发,无疑就是宣告了这个新文明的诞生,因此李大钊高度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具有世53界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第三新文明是融合了东西两文明的长处,实现了灵与肉的一致,即兼有工业化带来的先进物质文明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文明的新的世界文明.同时李大钊强调从历史和地理上来说,中国有继承"第三文明的至重的责任",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复活"之道,是"青春中华之创造之道",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作出新贡献的道路.1920年1月,李大钊首次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状,写出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7卷2号)一文.他首先根据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指出"南道文明"一东洋文明,自然条件优越,以农业为本位,营定居生活;"北道文明"一西洋文明,自然条件苛酷,以工商业为本位.而随着时代的改变,"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由于西洋以及进化为工业国如日本的侵略,现在中国即将沦为"世界的无产阶级",而中国的出路就在于"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活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尽管李大钊知道根据唯物史观,"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但他仍然认为地理的自然环境是决定"经济的要件"的因素,这是因为李大钊看到发展阶段论最终会导致东方社会停滞论的弊病,因此他没有把东洋和西洋放在一元的世界发展史中,而是把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列起来,就这样李大钊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认识的工具,同时又坚持认为是地理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东西方经济的异质性,这种地理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折中的立场,可以看作是他避免对东西文化做性急的价值判断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反映.对于李大钊来说,由东西的交流创造单一的世界文化的想法已经是无意义的了,必须从中国国民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中,已沦为"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一冷酷的现实出发,来对中国进行改革.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不再仅仅从东西文化调和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十月革命的意义,他已经认识到十月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革命的先导,而世界革命只能是各国根据本国的现实,基于各个民族的主体性去摸索独自的改革道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李大钊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理解的加深,开始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并且积极倡导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的主要论题是围绕什么样的文化能成为世界文化而进行的,而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世界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把这一问题同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他自身也经过这一时期的求索,扬弃和发展,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证明李大钊所预言的方向是正确的,他的东西文化论是这场论战最丰稔的成果.参考文献:[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新青年,1卷4号,1915(12).[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3]王元周.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观及其对他接受马克恩主义的影响[A]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4][日]后藤廷子李大钊的东西丈化论——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地位与思想史上的意义[A](王青等编译),李大钊思想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责任编校明道] AThirdOutlookonCivilizationintheSecondPolemicsonEast—WestCivilizationsWangQing(InstituteofPhilosoh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InthefirstpolemicsonEast—Westcivilizations,theChineseimagine"adaptingWestern culturetoChineseuse",whileinthesecondpolemicsontheissue,theyhavebredanewgenera1 consciousnessof"worldculture"beyondtheirownculturallimitations.Meanwhile,LiDazh aolinks" worldculture"withhisexplorationintotheChineserevolutionaryroadandthusathirdoutlOo koncivilizationiSformedKeywords:thesecondpolemics,East—Westcivilizations,athirdoutlookoncivillzation 54。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理论界标及其文明启示
樊士博;郑天骄
【期刊名称】《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3
【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使命任务,标志着中华文化发展进入崭新境界。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围绕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展开,探讨东西文化古今之争、义利之辩与动静之别的性质差异,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开辟了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中西结合三条文化发展路径,成为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界标,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主体维度上要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实践维度上要贯彻“两创”方针,在价值维度上要坚持走“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路径,在目标维度上要担当引领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使命。

【总页数】11页(P66-76)
【作者】樊士博;郑天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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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论战中的陈独秀4.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而作5.评《文化选择的冲突——“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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