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理论的视角看印度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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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1期No 11
2010
南亚研究季刊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总第140期Sum No 1140
从发展理论的视角看印度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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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立33
王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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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崛起,常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式改革的结果。
但本文分析指出,这种观
点有失偏颇。
尽管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印度经济崛起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它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借鉴其它发展理论来对发展政策加以修正和完善。
[关键词]印度经济;崛起;新自由主义;改革;局限
[中图分类号]F1351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10)01-0046-05
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来以经济持续高增长
为标志的崛起态势,常常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式改革的结果。
这种见解俨然再度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学派能在当代发展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绝非偶然,印度不过是其中的又一个成功案例而已。
然而,从印度的崛起实践中,我们真的只能学到新自由主义畅行无阻的浅显经验吗?正如近期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恶果一样,我们同样需要深入思考新自由主义在印度经济崛起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事实上,我们认为,各种发展理论皆有其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即便是从印度的经验中我们亦难得出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适价值的结论。
一、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要回顾
具有以研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为主要对象的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其时代背景是非殖民化运动和新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出现,由此引发了为这些国家提供用以制定“发展政策”的经济理论基础的浓厚兴趣。
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经济
发展理论经历了浮沉兴衰的演变过程,其中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流派分支。
但扼要而论,其中最有影响的仍当属新古典学派、结构主义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学派等。
它们分别构成了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中的三大重要支柱。
恰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在所谓正统学派的新古典学经济学家看来,发展被视为主要是一个经济学问题①,是增加资本存量(通过吸引外资或提高国内的储蓄率)和改善资源配置的问题。
资本存量和资源配置的改变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加和持续的高增长率。
而欠发达国家被认为除了在资源配置方面无效(与市场缺失和市场失灵有关)外,与发达国家并无不同之处。
新古典学派的观点还强调了要依赖国内外自由市场机制的
优越性。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1赫斯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1958年在《经济发展
战略》一书中指出,发展的任务就是刺激投资②。
哈罗德-多玛模式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可以由S/V 这样一个简单的比例来求得,其中S 是指储蓄的平均率,V 是指边际资本产出率。
按照这一公式,发展的中心问题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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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33333①②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印度经济崛起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项目批准号:09Y J A G J W013)的中期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王燕燕译:“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1期,
第1-12页。
[美]赫希曼,曹征海、潘照东译:《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从发展理论的视角看印度经济崛起
是增加专门用于投资的财源①。
假如政府想要达到5%的增长率,如果边际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 1,那么,只要能保证15%的纯投资率(由储蓄转化而来)就大功告成了。
换言之,发展政策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努力增加国内储蓄和争取更多的外援。
然而,新古典学派对发展问题的乐观主义看法并没有结出丰盛的果实。
许多国家都并未如罗斯托于1960年发表的《经济增长阶段》中所描述的那样,进入到显著的经济起飞阶段(国内储蓄率提高到得以自我维持的水平的阶段)。
这样,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论调的依附论观点在60年代出现了。
从渊源上讲,依附论源于那些力求使民族经济摆脱发达工业国控制的拉丁美洲学者和研究帝国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作家。
正如戴约(F rederic C1Deyo)所言②,尽管依附论的作家们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存在尖锐的分歧,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发展中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即第三世界)与核心国家(即工业国)的联系,导致外围国家遭受剥削与经济停滞,而不是增长。
其主要论据是,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加入扩张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会鼓励供出口的农业和矿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并使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同外国资本及市场建立起相应的联系;第二,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但从长期来看,对核心国家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不断依赖会形成遏制发展的力量;第三,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境内“飞地”的发展,还会加大地区和部门之间的不平等。
因此,在依附论的指导下,发展策略越来越转为内向型和进口取代型或相似的类型。
一如拉格纳・诺克斯指出的,由出口导致的增长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也不能期望贸易成为一种“发展的动力”;劳尔・普雷维什也呼吁在拉丁美洲实行“进口替代型”政策③。
这种对促使国内发展过程进行的外部环境抱悲观主义态度的观点在打美的三个新兴工业国,即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中得到了最坚决的反映。
尽管依附论在许多方面是有用的,比如它对阐述发达和不发达性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作了有效的批判,另外也改变了世界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种种论点等,但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发展又对依附论提出了更为根本的挑战。
这些国家(地区)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为世界市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事实上,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与依附论主张截然相对的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就逐渐走红,成为现今经济学的主流④和发展理论的轴心。
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对强调国家干预作用的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⑤。
总的来说,它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
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发展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第二,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对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同时使市场作用绝对化,国家职能最小化。
不同国家将这三个基本方面分别加以具体实施。
如发达国家主要实施的政策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打击工会等。
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在国际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全球化,实现世界范围内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和商品等的自由流动。
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以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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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贾格迪什・N・哈格瓦蒂:“发展经济学:我们学到了什么?”,选自:[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著:《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贾格迪什・N・哈格瓦蒂:“发展经济学:我们学到了什么?”,选自:[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著:《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Chang,Ha-Joon,“How important were the‘initial conditions’for economic development?:East Asia vs1Sub -Saharan Af rica”in Ha-Joon Chang: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1The Miracle,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London:Zed Books,2006.
何爱国:“正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show.php?id=2445,2008-02-141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No 11 2010
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全球,虽
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常受抨击,但时至今日仍影响巨大。
二、对印度经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阐释
如同丹尼・罗德里克等所指出的①,独立之后的30年里,在社会主义政策和许可证、配额
制度以及进口替代政策等的束缚下,印度常被作为错误发展战略的反面典型。
但是,随着过去20余年里印度发生的巨变,印度已变成了一个模范生,人们用她作例子,来说明如果转向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经济增长潜力可以得到多么大的发挥。
因为自1980年开始,印度的人均增长率已经由1950—1980年的117%上升到1980—2000年318%,增加了一倍多。
尽管许多学者(尤其是印度学者)在印度迈向崛起的时间转折点上有着争议,但无论是支持印度从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抑或是支持印度从9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的观点,都一致同意自由化改革对于印度经济崛起发挥了最为积极的作用。
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认为②,80年代印度经济的高增长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经济自由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涉外领域里,进口政策的放开和更符合现实的实际汇率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国内,某些部门的投资许可证的取消也促进了进口自由化和更快的工业增长;其次,政府通过内债和外债保持了高水平的公共开支,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增长。
而自由化改革举措之所以能够在此推出,有两方面因素起了催化作用③:一,在8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不惜代价地推行结构主义取向的进口替代政策,这尽管使印度建立起了极其广泛的产业体系,实现了高度自给,但许多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高昂,质量低劣和技术落后的情况普遍存在,原有的某些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产业反而遇到了困难,比如纺
织、服装、皮革等轻工部门以及棉花种植等第一产业部门。
与此同时,进口替代政策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却导致了更多的对设备、技术以及国内供应不足的原材料的进口需求等。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家对原有体制的束缚越来越不满,纷纷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出现了呼吁放松原材料和机器进口的游说集团;二,由于出口状况的好转,以及在西亚工作的海外工人的汇款,外汇储备余额增长到了理想的水平,让一直担心外汇支付危机的政策制定者和官员们有了更强的信心。
这样,从70年代末开始,印度政府陆续出台了放松产业管制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一系列措施。
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80年代的改革给政治家们树立了信心,让他们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某些改革政策———例如货币贬值、贸易自由化、放松投资管制等———来刺激增长,而不至于引起动荡④”,另一方面,受1991年外汇危机的巨大冲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 )的压力,印度政府发动了以稳定宏观经济和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自由化改革。
其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工业许可证制度,为公营、私营企业提供接近平等的竞争条件;修改《反垄断法》,减少对大型私营企业的投资限制;改革公营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加强市场调节功能,加速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调整外资政策,改革外贸体制,促进印度经济国际化等⑤。
印度自由化经济改革的影响是显著的。
首先,促进了进出口需求的提高和外资的流入。
印度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GDP 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12%弱增加到90年代初的17%左右,到2000年再增加到30%左右⑥。
外国直接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
其次,提高了生产率。
如同日本学者小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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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①②③④⑤⑥
丹尼・罗德里克,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扬:“印度经济增长转变之谜”,《比较》,第14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53-83页。
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印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改革”,《比较》,第14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85-104页。
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印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改革”,《比较》,第14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印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改革”,《比较》,第14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王学人:“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比较”,《天府新论》,2008年第5期。
[日]小岛真,杨维中摘译:“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存在的问题”,《经济资料译丛》,2006年第2期,第22页。
从发展理论的视角看印度经济崛起
所指出的①,“经济自由化的实施,使市场原理、竞争意识渗透到生产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极大的影响。
公共部门大幅削减,民间企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意味着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此外,产业许可证制度事实上的废止,意味着民间企业的自由度大幅度提高,贸易、外资政策的自由化也有利于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资本设备和中间产品”。
而自由化改革对产业部门所带来的最为突出的影响则在于刺激了某些重点部门的发展,带动了其增长率的提升。
尤其是服务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在80年代达到了619%,而到90年代,则增加到了811%②。
在服务部门内部,增长的动力又主要源于通信、金融和企业服务等。
在这些部门中,管制的放松和增长率的提高是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的③。
三、印度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局限
印度的自由化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的高增长,增强了国家的总体实力,使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到全球前十二强位置(按汇率法计算的2005财年数据),但是,若与发展的要求或发展的目标相比较,这种改革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带来了不少问题,充分暴露出了新自由主义式改革的局限和问题。
首先,各产业发展不平衡,就业增长缓慢。
尤其是有助于提高就业水平的工业部门发展较为缓慢。
如C1P1Chandrasekha指出④,自从印度自1991年出台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以来,其支持者认为,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将会推动印度进入新的产业高增长轨道。
其原因在于,有三大供给方面的机制会引发这种积极效应,一是解除了政府对生产和价格等方面的限制后,有望增加国内竞争,引发产业重组,消除非经济性生产,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并带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二是进口自由化会使国内工业直面国际竞争,从而诱使国内产业调整,转向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这样一来,又会带动出口的快速上升,从而刺激增长;三是贸易自由化和政府对外资政策的变化,有望吸引大量的国内产业转移资金,实现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产。
其所带来的出口增加又将带来出口和就业的更高增长。
然而,自从实行新的产业政策十年以来,他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工业增长有任何主要的变化。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1992-2002)的工业(含采矿和电力)增长率基本相同,分别为619%和615%,从趋势上看甚至呈下行态势。
另有数据表明⑤,在整个90年代,印度服务业取得了大发展,其占GDP的比重继1951—1990年共40年间才累积上升了13个百分点后,又继续上升了8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的是,工业部门的份额,却在90年代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上升。
此外,由于对农业增长至关重要的公共投资水平的下降,如灌溉和排水系统、土壤保持、水利管理系统和乡村道路建设等,导致为60%的印度人口提供生计的农业部门也境况不佳。
结果是整个就业增长呈现下降趋势⑥。
就业增长率从1983—1993年的2104%迅速下降到1993—2000年期间的0198%。
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增长率远低于劳动力市场的增长率,导致了贫穷和贫困的增加。
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的一项研究统计⑦,截至2005财政年度,印度失业人口将达到3600万人,失业率高达911%,而仅仅五年之前,即2000年财政年度的失业人口不过是2700万,失业率为713%。
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
现任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的阿鲁瓦利(Montek S1Ahluw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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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④
⑤⑥⑦[日]小岛真,尤冬青摘译:“印度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课题———与中国之比较”,《经济资料译丛》,2002年第1期,第19页。
Rupa Chanda,“G 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Making”,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Apr119,2003。
张立、王学人:“印度服务业的增长绩效、原因与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C1P1Chandrasekhar,“Neo-Liberal Reform and Industrial Growth:Towards Revival or Recession”,Social Scientist,Vol131,No111/121(November1-December1,2003),pp13-22。
张立、王学人:“印度服务业的增长绩效、原因与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
T・S・帕帕拉,阿拉卡恩・沙玛:“印度的全球化与排他性”,《开放导报》,2003年第11期,第9-13页。
陈宜飚:“亚洲之虎中印挑战:中国压力在农村印度头痛失业”,《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5月30日。
指出①,印度经济高增长的利益并没有均衡地带给各邦,各邦的分化反而增大了,特别是一些最穷和人口最多的邦实际上处于衰退之中。
贫穷的省份如比哈尔、北方邦以及奥里萨邦的经济增长率很低,而有些省份如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增长速度则特别突出。
如90年代古吉拉特邦的增长率是比哈尔邦的三倍还多。
贫穷、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很差,导致了这些落后地区的不良业绩,自由化和全球化所产生的力量更加拉大了这些差别。
落后地区不能为它们自身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从其它渠道转移来的资源也很少。
这种状况已经对整个的经济持续发展提出了警示。
其结果将是未来市场缩小,普遍贫穷,落后地区阻碍先进地区的发展。
这正如卢斯所形象地描绘出的,当前“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②。
”
第三,外资的结构和流向不合理。
尽管改革以来对外资的限制越来越少,并且出台了相应的引导政策,但是,实际的数据却表明,在90年代获准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大部分都投向非制造行业,使制造业在FDI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85%下降至1998年初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印度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另外,正如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与计划中心教授樯德拉色克所指出的③,许多外国资本的流入,不是投资流入,而是流入资本借贷市场。
即使是投资资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而是投机资本,或是用于购买股票,或是用于购买某企业的股票进行控制。
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使印度对于国际资本非常敏感,既感到了压力,也感到被控制。
如在政府的税收方面,由于在印度资本投资利率是不收税的,而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则使得印度出现了矛盾:为了吸引外资,政府不敢征税,但如果对资本利率不征税,政府就没有收入,财政压力又加大。
结果是政府没有钱进行教育等公共开支,印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也因缺少公共基础设施等的支持而受到限制,就更加被迫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贫困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去入手解决。
尽管伴随印度经济的崛起,贫困问题确实已有逐步的缓解,但从总体上讲它仍处于低收入国家之列,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
从相对数来看,印度的贫困率已经由上世纪70年代惊人的5415%下降到了2000年的2611%,但是考虑到印度人口增长的势头,印度的贫困率还将出现反弹,预计2007又将回升到2913%④。
印度贫困人数之所以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议程中,对贫困问题的应对方案主要是集中于改进穷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从体制结构入手。
更重要的是,改革土地关系、穷人进入当地政府、区域发展和穷人的福利问题等始终没有被重视。
现有的改革措施远远不符合为消除绝对和相对贫困而应起的作用。
因此,C1P1Chandrasekhar指出⑤,尽管经过了独立以来50余年的发展,但为穷人提供资产的土地改革等仍待进行,同时还需要制定政策使穷人能够在教育、技能、健康等方面取得更高的发展,从而使他们不会在发展的主流中消失。
四、结论
如上所述,印度经济能够实现崛起,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功效。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而非发展的目的。
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需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增长成果的社会分配情况以及贫困问题等。
只有这样,印度经济的崛起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和现实意义。
(下转第60页)
①
②③④
⑤Montek S1Ahluwalia,“Indiaπs Experience with G lobalisation”,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vol139, no11,pp11—13。
[英]爱德华・卢斯,张淑芳译:《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李瑞琴:“印共(马列)成员樯德拉色克谈印度经济改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年第27期。
[日]小岛真,杨维中摘译:“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存在的问题”,《经济资料译丛》,2006年第2期,第21-29页。
C1P1Chandrasekhar,“Neo-Liberal Reform and Industrial Growth:Towards Revival or Recession”,Social Scientist,Vol131,No111/121(Nov1-Dec,2003),pp13-22.
型企业依然面临出口困难的问题①。
另外,印度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就短期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但随着经济逐步回升,在货币大量投放、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情况下,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占据主导。
同时,国际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反弹将导致了输入型价格上涨。
由于印度对初级产品需求仍然十分强劲,加上美元贬值等因素,2009年下半年国际市场原油、初级产品价格可能继续攀升,从而影响国内价格。
这些不利因素将给印度小企业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四、结论
印度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行经济改革时间也大致相同。
虽然印度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不如中国,但印度培育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却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在政府政策方面,一是建立宽松的经营环境。
印度政府不仅为小企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为保障各项政策的执行还成立了相应的执行和监督机构,对小企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二是集中力量扶持重点行业。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经济力量薄弱,不可能采用全面发展的策略,印度政府重点支持有潜力的小型企业发展;三是引导企业发展。
在创新和国际化方面进行积极引导,鼓励开拓新兴市场。
在企业经验方面,一是克服悲观情绪,树立应对信心;二是改善经营管理,对企业进行全面调整;三是积极寻找市场,寻求新增长点。
(上接第50页)
正是基于此,隆德哈拉卡・雷迪指出②,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未解决真正的问题,即人类的发展、生活质量、环境、民族工业的竞争性、研究与发展、教育体系和贫穷等。
事实上,放松产业管制固然可以令被禁锢的生产力得以释放,但那也不是问题的全部。
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不可能逾越工业化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这就离不开政府需要扮演主导角色来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支撑。
因此,增加储蓄并使其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仍应成为印度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这说明早期的发展理论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价值。
此外,印度的对外开放实践也证明,依附论也并未完全过时。
如果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论调行事,向外资和外来商品敞开大门,那么,经济风险将可能大大增加。
实际上,印度发展最为耀眼的产业之一———软件外包业已经呈现出“飞地”式发展态势,即主要靠外包,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国内市场份额仅为1/5,从而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形成与国内无关的“体外循环”③。
总之,从印度经济崛起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没有哪种发展理论具有无所不适的作用,即便是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
在“发展”这个硬道理面前,我们应当客观冷静地看待不同理论的优劣短长,并因地制宜地借鉴利用之。
①②
③http://www1ef u1com1cn/data/2009/2009-07-31/2772921shtml1
[印]隆德哈拉卡・雷迪:“印度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尚待解决的问题”,《开放导报》,2001年第7期,第19-23页。
杨正位:“软件大国印度软件出口快外包多”,《中国企业报》,2009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