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观念性反思

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观念性反思

摘要：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文艺复兴哲学长期因为其“混杂”、“不均衡”和“缺乏深刻性”而备受冷落。19世纪末以来，布克哈特、卡西尔、加林等现代思想家逐渐扭转了这一偏见，重新赋予文艺复兴哲学以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一方面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西方文艺复兴学界的问题意识及其发展线索，澄清文艺复兴哲学对汉语学界的现代性研究以及西方哲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出发，勾勒文艺复兴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启示。最后，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性地提出汉语学界文艺复兴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

文艺复兴素来是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重要阵地，相关的学者、流派和专著层出不穷。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与历史学等领域门庭若市的热闹场面相比，对文艺复兴哲学研究即便在西方也曾相当冷清。[1](P15-37)在论及这一现象的原因时，汉金斯戏称，哲学家眼中的文艺复兴时代好像一条夹在“两座山峰之间的峡谷”，后方的山峰上坐着中世纪伟大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司各脱和奥康姆，前方的山峰上坐着17世纪伟大的体系建造者笛卡尔、霍布斯、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2](P339)换言之，夹在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之间的文艺复兴哲学，被尴尬地忽略了。

一、西方文艺复兴哲学研究钩沉

文艺复兴哲学陷入此种处境，其“罪魁祸首”无疑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一方面高度肯定文艺复兴的价值，称赞它“表面上看来这好像是一种返老还童的现象，但其实却是一种向理念的上升，一种从出自本身的自发的运动”；[3](P336)但另一方面，在论及彭波那齐、费奇诺、皮科等主要文艺复兴哲学家的思想时，态度却极为鄙夷，宣称“我们从这些努力上面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们只是与文学史和文化史有关”，[3](P342)将他们的思想完全排除在哲学之外。相反，他认为布鲁诺、康帕内拉才能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哲学尝试”。不过，在黑格尔看来，他们虽然具有“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3](P343)缺乏内在统一性，在哲学上仍属于“过渡时期”的人物。概而言之，黑格尔对文艺复兴哲学的论断包括三点：一、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哲学家并无真正的哲学，有的只是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观念；二、文艺复兴哲学“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缺乏内在统一性；三、文艺复兴哲学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尚不真正具备现代哲学的特质。这几点，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对文艺复兴哲学的分析和判断。

19世纪无疑是文艺复兴研究的转折时代。雅各布·布克哈特几乎以一己之力推进了文艺复兴的研究水平。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不仅从艺术史、

政治史、经济史等历史学的视角全面探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且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之上，首次勾画出了文艺复兴的现代性特征：人(个人)与自然的发现。不过，必须看到，虽然布克哈特从历史研究出发论证了文艺复兴的意义，但他却并未给这个时代的哲学留下应有的位置。对布克哈特来说，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只是对中世纪哲学和宗教等“已死传统的延续”；文艺复兴的划时代意义，与其归于理论上的革新，毋宁归于僭主、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活生生的实践；[4](PP3-4)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结果，布克哈特虽然开创性地揭示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史价值(这些线索亦为后世所用)，但他没能从理论的视角对它做出澄清，更无法建立作为理论的哲学思考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深度关联。文艺复兴哲学作为一门独立于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学科，在布克哈特那里仍未可能。

真正使得文艺复兴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具有重要哲学史研究价值的思想家，当属卡西尔。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奉行的却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坚信不是历史、文学和艺术，而是哲学构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华。在卡西尔那里，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消失了：文艺复兴哲学作为一种理论，而且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种理论，并不与实践相分离，而是推动实践的根本动力。基于这种认识，卡西尔彻底纠正了黑格尔对文艺复兴哲学的轻视态度。他认为，首先，费奇诺、皮科和彭波那齐等的思想并非仅仅是“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观念”，而且具有相当深刻的哲学内涵；其次，文艺复兴哲学家的思想也并非混杂的拼凑，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自我包含的统一性”；[5](P11)再次，文艺复兴哲学并非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最后一点上，卡西尔强化并发展了布克哈特的论述。在《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一书中，他充分使用了尼古拉、费奇诺、皮科等人的哲学文本，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文艺复兴哲学的现代特质：主体性和个人的自由。卡西尔的努力，使得文艺复兴哲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对象与方法，为整个20世纪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典范。

在卡西尔研究的基础上，加林进一步细化并推进了文艺复兴哲学的研究。在加林的时代，虽然卡西尔的研究已经开始为人所知，但整个文艺复兴学界仍然弥漫着一股黑格尔的幽灵。Sarton、Nardi、Billanovich等历史学家的态度与黑格尔如出一辙，他们或者认为文艺复兴哲学是“模糊观念的堆积，缺乏真正的价值”；或者直接把人文主义者等同为修辞学者和语法学家而加以忽视。然而，通过对中世纪哲学和文艺复兴特别是人文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细致对比之后，加林旗帜鲜明地指出，“指责人文主义哲学的那些所抱怨的东西，恰除是人文主义想要摧毁的，也就是‘观念的殿堂’，庞大的逻辑学—神学体系化”。[6](P3)换言之，人文主义者的哲学没有中世纪哲学的体系化特征，这并不能表明它缺乏哲学上的价值；而是说，它的这一表达形式本身就是出于对中世纪哲学体系化的反动。对人文主义者来说，中世纪哲学早已因为其枯燥的程式化而走进了死胡同；他们从事的哲学研究具体、精确、有生命力，因而注定在形式上与前人不同。加林敏锐地看到，文艺复兴哲学遭遇的批评首先在于其非体系化的形式；因此，他首先从

形式入手，论证了人文主义哲学自身相比于中世纪哲学的合法性。这一点，是加林对于文艺复兴哲学的第一个贡献。

加林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他高度强调人文主义之于文艺复兴哲学的重要性；在某些时候，甚至将人文主义哲学和文艺复兴哲学等同起来。这种视角使得他能够更为集中和深入地挖掘人文主义的哲学内涵，也使得他更为充分地把握文艺复兴哲学内部的不同线索和张力。相比之下，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尤其重要。在加林以前，人文主义者的“语言学(Philology)”，只被当作一种语法上的贡献来看待。然而，加林却认定，在人文主义者的语言学背后，蕴含着极其重要的新哲学。因为所谓的“语言学”，并不仅仅是认识古典语言和古代文本的一个工具，更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哲学方法”。[6](P4)通过语言学，人文主义者对原始文献和历史精确性的要求日益增长，开始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解释抛诸脑后，向古典、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回溯。而当人们开始回溯古典，他们就自觉地将自己的时代与古典区分开来，由此形成明确的历史意识和自我意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人文主义对古代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难以区分，因为准确来说，它们就是一回事”。[6](P15)不难看出，《意大利人文主义》对费奇诺、皮科和彭波那齐等哲学家思想的考察，正是沿着上述人文主义的视野和路径来展开的。纵观加林的文艺复兴哲学研究，既融合了布克哈特的历史学方法，又融合了卡西尔的形而上学方法，可谓史学和哲学结合的典范，对后世的文艺复兴哲学和人文主义研究均有重要启发。

作为加林的同代人，克利斯特勒的文艺复兴哲学研究与前者并驾齐驱。和加林一样，克利斯特勒高度重视文艺复兴哲学研究。在其与John Randall合作的《人的文艺复兴哲学》一书的导言中，克利斯特勒虽然承认“文艺复兴没有产生一流的哲学家”，但他坚持认为，这些所谓的“小思想家(Minor thinkers)”同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为“这些较小的思想家填补了更伟大心灵留下的空白，从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它们，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7](PP2)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就像是高山之间的峡谷和小山；要想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不能直接跳跃，而是必须首先经过这些地方。换言之，文艺复兴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我们把握中世纪哲学到现代哲学转变的重要准备。

按照克利斯特勒的观点，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哲学思想主要由人文主义、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组成。与加林相比，克利斯特勒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有很大不同。首先，他将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区分开来，而不是像加林那样，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都包括在人文主义这个大的范畴之内；其次，更为主要的是，即便就狭义的人文主义来说，克利斯特勒的理解也与加林很不一样。克利斯特勒所理解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与教育的活动，主要关心的是以不同形式发扬雄辩修辞的学问”；而在加林那里，即便是人文主义之中的语言学，也是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至于加林和克利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