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商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郑方
（兰州大学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商法是私法领域的重要板块，它调整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极为重要的商事贸易关系。在现阶段，我国民商合一的制度已与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合，呼吁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则是我国商法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商法民商分立商事通则
一、中国商法的发展现状及争议
（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关于中国商法的发展，“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争议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认为，商法的个性小于其与民法的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决所有商事问题，故不必再制定商法典，应制定民法典统一调整民商事关系, 将商事规范完全纳入民法中。而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则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强调商事活动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商事法律制度和商法思想已经逐渐成为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故应制定商法典调整所有商事关系，不赞成“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和“商事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的观点。[1]
（二）《商法典》和《商法通则》
在我国，实质意义上的商法虽早已大量存在，但尚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关于商法的形式问题，我国法学界又出现了《商法典》和《商事通则》（也叫《商法通则》）的争议。
主张制定《商法典》认为，在民商分立的理论基础上，商法无疑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那么，在立法上，就应当采取二元结构的立法模式，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3]世界上采取民商分立，制定商法典的资本主义国家数量日益增多，似乎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趋势。
主张制定《商法通则》的学者们则认为，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 制定独立的商法典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 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也不切实际。我国目前颁布的均为单行商事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部《商法通则》作为调整商事关系的一般规则，从而指导现有单行商事法律的适用无疑是更佳的选择。
笔者认为，在我国商法不宜法典化的原因在于：商事活动的易变性决定了商法不宜法典化。商法典制定之后不易也不宜频繁修改，无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最新变动作出迅速地回应，频繁地修改或补充商法典将影响其稳定性与权威性，故商法典的规定经常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潮流。可
见，“法典化之后，单行法形式的兴起也是非常正常的。法典化不是法律形式发展的顶点和终结，它只是法律发展的一个阶段。”[4]当代商事交易方式的日趋复杂和多变，增加了制定统一商法典的难度。因此，商法不宜法典化。
二、中国商法的发展趋势
在学界对民商分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大量论证之后，民商合一的观念已逐渐被民商分立的观念所取代，且商法形式上独立的观念已渐渐淡化，正在由形式主义向实质主义转变。[5]如上所述，中国已制定一系列单行商事法律，但始终缺乏在商法领域起到基本法作用的通则性规范，而商法又不宜法典化，那么适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 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制定《商事通则》的必要性
1.从需求上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尚未规定的商主体和交易行为、方式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出现，这些基本制度、基本概念的缺失，不利于商事司法实践的进行和商法在中国的长远发展。同时，由于各个单行商事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法律法规之间出现了“撞车”现象，各个单行商事法律似散沙一盘，难以发挥整体效率，因此中国的商事实践迫切需要《商事通则》的出台。总之，制定《商法通则》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和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以及理论研究成果相互适应。[6]
2.从供给上看，商事通则模式最能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商事活动创造良好的商法环境。一国商法环境的良莠直接关系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与否。面临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单行商事法律而言，可以起到统帅和补白的作用，发挥整体效率，从而为商法活动提供更为良好的商法环境。
（二）制定《商事通则》的可行性
理论上，商法学界就《商事通则》的制定问题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且已经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为《商事通则》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实践中，大量的单行商事法律法规和商事案件，为《商事通则》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立法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也为其提供了相应的经济基础。[7]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商法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并且面临着各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清和正视中国商法存在的问题，并勇于面对和迎接中国商法面临的各种挑战，寻求中国商法发展的正确道路，坚定中国商法前进的步伐，从而为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和法律的发展，发挥出中国商法之独有的重要制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