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
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江泽民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江泽民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权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