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及其作品风格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其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桥》（1926-1937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后两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且后三者皆有极高的造诣。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其作品风格如下：
一是散文化倾向。
废名的诗往往是兴笔所致，挥洒自如，行乎当行，止乎当止。
同时废名又是运用经济的文字，废名说：“我过去写的新诗，比起随地吐痰来，是惜墨如金哩！”（废名：《谈谈新诗》）废名将古文言字词运用到新诗的语句当中并活用典故，即是极大的尝试和探索。
如“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将吴梅村的诗句直接引入，嫁接得多么自然，毫不费力气。
二是以禅写诗。
1922年废名怀着一颗极大的向往之心来到北京，不久却是面临新文学阵营分裂、论争之时，于是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随后1927年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北平文人纷纷南下，北方文坛显得格外冷清寂寞，废名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心理由苦闷趋于封闭，性格更内向，思维方式侧重于内省，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废名找不到可辩清方向的思想作指导，于是躲进西山参禅悟道。
汪曾祺、卞之琳都曾以此时的废名为原型刻画一个“深山隐者”形象。
此时废名思想艺术的变化很明显表现在他的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上，以至他的朋友温源宁教授怀疑他受英国的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小说大家的影响，然而不单是小说，这一变化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上。
至此废名诗风大变，内容颇费读者猜详。
废名以禅写诗，读者应该以禅读诗。
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废名的许多诗句看似半通不通，无逻辑可言，其实他的诗像李诗温词一样，表面不能完全文从字顺，但骨子里的境界却是高华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谁又能只通过字面而不借助想象和领悟去理解呢？废名大约是最早将禅引入新诗的诗人，1947年黄伯思在《关于废名》中指出：“我感兴趣的还是废名在中国新诗上的功绩，他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中国新诗近于禅的一路。
”废名的这些诗大多成于一时，“来得非常之容易”，有的是吟成的游戏之作，不可与之较真，亦不可轻易放过，因为里面“实在有深厚的力量引得它来，其力量可以说是雷声而渊默”。
如“我倚着白昼思索夜/我想画一幅画/此画久未着笔/于是蜜蜂儿嘤嘤地催人入睡了/芍药栏上不关人的梦/闲花自在叶/深红间浅红”。
废名的诗像晚唐诗词一样有“担当（寂寞）的精神”和“超脱美丽”（废名：《关于自己的一章》）。
三是美与涩的交织。
废名的诗美是天然的，诗情是古典的，往往令读者有一种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的美丽，有仿佛得之的感觉。
这是废名的诗晦涩的表现。
废名的诗融儒释道为一体，并有现代主义之风，使得废名的诗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
废名就曾以《掐花》为例说它是“新诗容纳得下几样文化的例证”（废名：《〈小园集〉序》）。
废名有的诗确实难懂，如“黄昏街头的杨柳/是空中的镜子/对面小铺子的电灯/是寂寞的尘封/晚风将要向我说一句话/是说远天的星么”。
真是诗人将要呓语，是说一首诗么？
抗日战争胜利后，废名再一次经历思想大变，这一时期尽管只有四首小诗，却不可小觑。
废名经历九年跑反、避难，开始同情于“人类的灾难”，痛恨于“人类的残忍”，呼吁和平，诅咒战争，追求真理。
废名禅学思想由“观心看净”到“无相无念无住”的转变，导致其创作由空灵静寂转向自由洒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
这一时期的小说从整体上看是远离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即使有，却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后来，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当时甚为时尚的作家主观的对于现实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议。
《菱荡》所描绘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
小说《桥》更是废名精心营造的通向宁静禅境的美丽桥梁。
作品中的史家庄，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宁静，人们男耕女织、知足常乐，人性淳美，古风习习。
小林、琴子、细竹无论是儿时还是长大后均天真、纯朴，他们和睦相处，一反一般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三角恋爱的生活模式，丝毫没有情人与情敌之间的种种猜测、怀疑与色心斗角。
废名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静美的中国画，却并不引导人们去着力思考社会现实问题。
静寂意境的营造是这个时期小说的另一个美学特征。
《菱荡》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总
《废名选集》
《废名选集》
是那样的宁静，它深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一道河水，一个水洲使它远离县城的喧嚣与热闹，偶尔听得见深林中斧头砍树的声响，水的唧唧声以及聋子、张大嫂们那些似断非断的三两声打趣，给人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一切最终还是消融在无垠的静谧之中。
废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壮年却也是半聋半哑，如《菱荡》中的陈聋子，《桥》中的三哑等，他们的单纯、质朴、少受尘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们没有如簧的巧舌去制造那些令人作呕的噪音，他们精神丰富而形式却简单宁静。
陈聋子便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因为耳聋，他的世界永远是宁静的，尘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闻，也不见他轻易说话，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体认世界万物的真如本相。
在静中弥漫着一股孤独、清冷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孤寂之感，是废名意境的重要特点。
在废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坟、送路灯、落日、箫、孤雁、庙檐上的风铃、碑、树荫等意象符号，以造成一种神秘、清幽、孤独的气氛。
《桥·习字》写小林看雁阵，也引发出一种孤独之感：“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两手抚着母亲的发，尽尽的望。
”仿佛那天底下便只有这“一人”了。
小林一开始认字便是这“一人”二字，在废名也许是颇有深意的。
废名这一时期的创作消解现实意义，隐逸了情感倾向，突出的是静寂的诗的意境，而构成这静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于自然、人生的直觉与顿悟。
废名小说可以说是直觉的大串联，《菱荡》中这样写菱荡的水：“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
停了脚，水里唧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在废名小说里，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通感与联觉的运用，如“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由视觉而听觉，二者融为一体，这种通感，联沉正是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废名的语言是跳跃式的，简洁而空灵，因其空灵，如果没有充分的联想、想象，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隔”的感觉，令读者如坠云里雾里。
比如写花红山，“没有风，花似动，——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
”如果说前一个比喻“花山是火山”还不是很出格的话，后一个比喻却如同飞来巨石，一不留意便会砸得晕头转向。
废名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独特性与他强调主体的感觉、顿悟直接相关。
要传达出独特的感觉必须需要独特的语言。
因此，在废名那里，独特的语言与独特的感觉是那么浑然地融为一体。
第二阶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两个未完成的长篇以及部分诗作与散文。
现实性加强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前期他尽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现
实功利意义，尽量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梦”境，但之后我们从废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会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正如莫须有先生所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不干我事，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白云忙。
”《莫须有先生传》尽管在创作时间上与《桥》相去不远，但即使是在写《桥》的时候，废名的思想也已开始显得“凌乱”，一方面，他留恋于“拂尘即净”的“梦”，那便是《桥》，另一面却又显示着对现实实有世界的莫大兴趣，预示着其思想上将朝着新的一路发展，《莫须有先生传》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莫》是一部在风格上与《桥》截然不同的作品。
废名曾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与鹤西的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
他们似乎不象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
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
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辛茹苦，随处可以实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
……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
”在废名看来，顶会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现实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应该是“逐水草而居”，应该是“经验派”。
《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卞之琳评价说“是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
废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们想起禅师们的“饥来则食，困来即眼”的生活态度。
对真实性的自觉追求是这一时期废名创作的另一重要特征。
此一时期，作为整体性的“菱荡”、“桥”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荡然无存。
他的创作是真实的、随意的。
《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除了“莫须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自传式的小说。
如果说废名前期的小说多写自然之景并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体验、感觉与直观顿悟的话，那么，此一时期作者更多的注重叙事，并在这些自传式的事件中渗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真实。
废名这一时期对于散文的钟情亦可见他在创作上的倾向实有自然之境。
因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写实的，非想象非虚构的，他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
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注：《冯文炳选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
后来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说如《浣衣母》、《河上柳》等还原为散文，其目的便在于欲摆脱前期小说的虚影而使其所叙人事更原始、更真实、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时期，语言的无所顾忌与先期简洁、晦涩形成鲜明对照。
废名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敛自己的情思了。
其情感思辨常常毫无顾忌，毫无遮拦地倾泄出来。
如果说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尔有些零星式的点缀的话，在《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是大段大段地抒发了。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散文创作，理由之一正是出于一种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考虑。
他把《浣衣母》《河上柳》还原成散文，也正是在这篇题为《散文》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表达自己情感思想上与小说的不同而显得更为直接。
这一时期，废名语言的句式越来越符合常用的语法规范，语句较长，较缓，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词也力避奇僻生辣。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
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文学大师产生过影响。
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
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
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
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
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
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
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
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
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