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素养”
在“标准”中，“音乐素养”已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关于什么是“音乐素养”，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家戴维·埃里奥特在他的《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齐雪、赖达富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音乐素养等同于音乐理解，而音乐素养（总是包括聆听素养）是多维的有效理解（或实践），而后者在本质上是程序性的和处于情境中的。也可这样来表述，艺术性的音乐制作和专业的音乐聆听涉及一种多维的、相关的、连贯的、生产的、开放的和可教育的认识，这就是音乐素养”（见该书67页）。这段文字对中国读者来说，显得有些深奥。如果将“音乐素养”理解为“音乐能力的总和，即音乐理解能力、音乐表现能力、音乐创造能力，以及与音乐相关的文化修养”。这些能力和修养的形态和内部关系，确实如埃里奥特所述，是“一种多维的、相关的”，获取这些能力和修养的渠道，是“开放的和可教育的”，全部产生自音乐艺术本体。
学校实施音乐教育的过程，即是学生音乐素养形成的过程。“标准”在“总目标”中对音乐素养的形成作出如下表述：“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另在“课程设计思路”第三条中亦有与之近似的文字：“强调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所应达到的标准，是发展学生审美体验、艺术表达和文化认知的基础，其本身就是学生音乐素养的组成部分”。在“课程基本理念”中，则强调“学生对音乐表现形式的整体把握，领会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增进音乐素养”。对于获取音乐素养的渠道，“标准”明确提出：“通过音乐艺术实践，有效提高音乐素养”，突出音乐实践的重要性。
“标准”为何如此突出强调“音乐素养”呢？这应该从“音乐素养”与“音乐审美”密不可分的角度来认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是音乐课程最重要的基本理念，而“音乐审美”不是空洞、虚幻的目标或口号，其内涵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沟通、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其中，“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依靠的是建立在音乐听觉能力之上的对
音乐艺术的有效理解。“沟通”和“交流”离不开音乐听赏及以演唱、演奏为主要形式的音乐表演活动。“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则需有“与音乐相关的文化修养”。这一切，均属“音乐素养”范畴。音乐审美能力既是音乐素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由音乐素养支撑的。这种同一性与二元性的重叠，构成了“音乐素养”与“音乐审美”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可以将“音乐素养”与“音乐审美能力”分开解释，那么，简而言之，“音乐素养”是形成“音乐审美能力”的根基。
遗憾的是，在音乐课程10年实验过程中，“实验稿”未能对“音乐素养”与“音乐审美能力”的关系，在文本内容上加以必要的阐述，忽略了对“音乐素养”本身应有的强调，客观上造成实践中“音乐审美”一度被架空的倾向，不利于有效音乐教育的实施。正因为从实践中认识到培育和发展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性，“音乐素养”一词便成为“标准”文本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