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谋杀的道德侧面》，原来哲学，也可以如此精彩！
——哈佛大学哲学课《公正》笔记
按：括号里的文字，是我看视频时假想身处现场对问题的回答。
讲课一开始，教授虚拟了一个电车司机和工人的故事。
教授：假设你是一个电车司机，你的电车在轨道上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驰前行，在轨道的尽头，你发现五个工人在轨道上工作。你尝试刹车，但力不从心，刹车失灵了。你感到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冲向这五个工人，他们必死无疑。假设你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感到很无助，直到你看到，在轨道的右侧，另一条铁轨的尽头，只有一个工人在工作。你的方向盘还能用，所以你可以把车转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转到岔道，撞死这个工人，但拯救了另外五个人。究竟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转向）
学生的反应分成两派：多数人选择转向，少数人选择一直往前开。
教授：为什么你会这么做？理由是什么？
（转向能将伤亡人数减至最小）
多数派的理由与我的类似，且看少数派的回答。
学生1：我觉得这和对种族灭绝和极权主义的诡辩相似——为了拯救一个种族，你消灭另一个种族。
这个学生指出了多数派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可能会导致的问题：种族灭绝。每个人、每个种族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能认为多数人比少数人更重要，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更重要。但是果如此，在承认每个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前提下，拯救更多的人是一个相对更合理的选择。此外，这个学生的类比还有两个漏洞：
1、种族灭绝是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去消灭另一个种族，而在例子里，并没有提到两队工人是否属于同一个种族。
2、即使同属一个种族，行为的选择权在第三方——司机手里，他选择牺牲掉一个工人，与五个工人为了生存而杀死另外一个工人是有区别的。
接着，教授变换情景。
教授：让我们考虑另一个电车事故，来看看你们这些占多数的人还会不会坚持原则“牺牲一个人总好过撞死五个人”。这一次，你不再是电车司机，你是一个旁观者，你站在桥上俯瞰轨道。此时，电车沿着轨道驶来，轨道尽头有五名工人在干活。电车刹车失灵了，就快要撞上他们了，把他们杀死。现在，你不是电车司机，所以你真的感到无能为力，直到你看到，在你身旁，有一个非常肥胖的人倚在桥边。你可以推他一把，他会从桥上摔下来，正好掉到轨道上，使那辆车停住。这样他肯定活不成了，但他将挽救那五个人。现在，有多少人会去推桥上的胖子？
（不会）
多数人选择不
会。
教授：“牺牲的人越少越好”，这条在第一种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赞同的原则，出了什么问题？谁在两种情况下都站在多数的一方？你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
（区别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无论怎么选择，司机的行为都是合法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旁观者，尽管他的行为达到了相同的效果，但行为本身变成了谋杀。）
学生2：第二个例子，我认为涉及到一个主动选择的问题。对被推下去的人来说，他本来与这件事情无关，而我们替他作了选择，把他卷入进来。但在第一个例子里，三方——司机和两队工人，已经身处这起事故中了。
教授：但是那个在铁轨上单独工作的家伙，他没有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胖子也是这样，不是吗？
学生2：是的，但是他已经在铁轨上了，而且……
教授：但那个胖子也已经在桥上了啊？
学生2：……
这个学生认为胖子与事件无关，我们不能替他作出选择，把他卷入进来。但是，“是否卷入了事件”的判定标准是可以讨论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教授发现他的思维漏洞，顺着他的思路走：“那个工人也没有选择卷入进来啊？”让他无以应对。不进行正面回应，而是“就你的锅，下你的面”，“用你的逻辑，出你的洋相”，是高手常用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由另一个学生陈述理由。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间接行为，电车失控，司机必须作出选择，工人最终是被电车撞死的，而非司机直接所致；一个是直接行为，是旁观者亲自去谋杀胖子。这个缺乏说服力的理由，很快就被教授和同学驳倒，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不管如何选择，都是当事人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这段辩论，很像《孟子》里的一段文章：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那个学生招架不住，情急之下转而认为，两者的区别是第二个例子中胖子与事件无关，这就回到学生2的理由了。为了引导学生们看清问题的关键，教授于是又变换情景，将司机和工人的例子换成医生和病人的例子。
情景1：让我们想象一个不一样的场景：你是一位急诊室医生，有六个病人被送进来，他们刚经历了可怕的电车事故，其中五个伤势较轻，一个严重受伤。你可以花一整天救治那个受重伤的病人，但同时，另外五个病人会死去，或者你可以照顾这五个人，使他们恢复健康，但同时，那个受重伤的人将会死去。在场的有多少人会拯救那五个人？有多少人会拯救那一个人？
情景2：现在考虑另一位医生的情况。这一次，你是移植外科医生，你有五个病人，每个人亟需器官移植。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分别需要心脏、肺脏、肾脏、肝脏和胰脏，但你没有器官捐献者。你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突然，你想到在你的隔壁房间，有一个健康的家伙过来做体检，他——就像你这样——他在打瞌睡，你可以悄悄地走过去，拿出他的五个器官，这个人必死无疑，但你可以拯救那五个病人。多少人会做呢？有人吗？有多少？
学生的反应与司机和工人的例子相似，而且情景2中学生的选择全部一边倒：不会为了拯救五个病人而去谋杀那个健康的人。
此时，多数派学生终于认识到：行为本身的正当与否，是导致他们的选择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能用谋杀的手段来达到一个看似更好的结果。
由此，教授引出了这门课程将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结果主义和绝对主义道德原则的比较。
1、结果主义：事情的正确以及道德与否，取决于你的行为产生的后果，代表性理论有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
2、绝对主义：道德有其绝对的原则，有其明确的责任和权利，而无论造成的结果是怎样的，代表性理论有德国哲学家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
最后，教授对政治哲学课的特点作了一些简要介绍，其中提到了他对哲学的理解，非常深刻，非常精彩，在此就不详述了。
从整个教学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美国教育重过程，中国教育重结论。美国教育以问题为中心，注重讨论和交流，选取的事例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联，即使是哲学课这样看起来高深玄奥的课程也不例外；而中国教育重结论，强调标准答案，强调单向的知识灌输，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生活，从书本到书本，玩一些虚浮无用的概念，即使是像语文、历史这样有故事情节、本应很吸引人的课程，也可以讲得非常枯燥乏味，令人生厌。
而与之相应的，是教师水平的巨大差距。
细心观察授课过程，可以发现美国教授非常善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学生的思维遇到死结了，教授要么顺着他们的思路走，让他们自己发现自己思维的荒谬之处，要么变换情景，引导他们看清问题的关键所在。总之，教授总是能想出办法把讨论引向深处，深化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维水平。
有句话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老师的作用，就是给学生指路，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关键，理清思路，从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老师要有高超的思维能力，能够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并引导学生学会思考。《荀子》里讲“师术”，认为“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而博习不与焉”，意思是能够见微知著，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关键的人，可以做老师，而那些只是记住了一大堆知识的人不配做老师。由此可见，真正的老师教的是思维，而不是知识。有了良好的思维能力，学生自然能够高效地学习新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很好地运用知识，学以致用，因为他真正理解了知识，打通了问题的来龙去脉。
可惜，中国的老师大多都是“知识贩子”，他们在课堂上只是简单地灌输一大堆死知识给学生，划重点，给结论，强调标准答案。课程考试结束后，学生马上就将知识忘得干干净净，除了拿到几个毫无意义的学分之外，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思维水平没有得到任何提高。这样的教育，除了浪费学生宝贵的青春，浪费家长辛勤劳动挣来的可怜收入，浪费原本就非常稀缺的教育资源外，究竟有什么意义？
更要命的是，经过长期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学习的兴趣完全被扼杀了，思维完全被破坏了。在他们的脑海里，学习就是一件非常枯燥，非常痛苦，非常累人的事情：
阅读就是简单的认字，组词，造句，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想，好好的一篇文章，像一幢被强拆了的房子一样，被卸得七零八碎。这样的教学方式，机械得不能再机械，弱智得不能再弱智。总之，是在塑造一部活字典，活辞海，活的官话复读机。
作文就是一大堆屁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腔话、社论话、新闻联播话，而不是真话、实话、人话。这样的作文，是在培养一个虚伪的人，谄媚的人，喜欢说谎的人，喜欢说教的人，喜欢煽情的人，阴柔伤感的人，装纯装嫩的人，喜欢自恋的人，思维混乱的人，行为分裂的人，精神阳痿的人，迷信教条的人，思想“单纯”的人，服从权威的人。总之，把人变得不像人。
外语就是简单的单词、语法、句型，时态、语态、语气，而不是语言表达、思想传播和文化交流。选择题不会做时就ABCD自欺欺人乱蒙一气，只要能得分就行；作文不会写时就背几个万能模板，再弄几个“高级词汇”、“高级语法”和“高级句型”凑够字数，只要能四平八稳、符合圣意就行。
数理化就是机械式的加减乘除，公式结论，大量解题，熟能生巧。总之，是在培养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不是充满了各种ideas并随时准备付诸实践的大脑。
历史就是简单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不是分析思考能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只要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即使变革图强，励精图治，也只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只要是“农民起义领袖”，即使奸淫掳掠，烧杀屠城，煮食人肉，也是“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剥削压迫，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暴易暴，历史教科书里一路高歌血与火的暴力美学。
哲学就是几个抽象名词翻来覆去的说教：辩证法、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直到把人恶心得想彻底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为止。
……
总之，中国的应试教育，让学生上什么课就对什么恶心，就对什么失去兴趣。
而在哈佛的课堂上，我们发现，原来学习，也可以如此快乐；哲学，也可以如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