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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
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
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
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
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吾所谓情感也。
情感者，文学之灵魂。
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
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
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资也。
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于古也。
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
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
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
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
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
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
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
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
此文之进化也。
文学改良刍议价值胡适《刍议》旨在文学改良，然而文学改良的首要前提就是语言文字的改良，但《刍议》一文却是古文写成。
以一篇古文来提倡文学界突破规范、进行自由创作，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在文中，接触了西方自由体文学的胡适提出了八条操作性极强的文学规范，至今对于文学创作仍有所助益。
文中称，他经过认真研思及与友朋辩论之后得出结论，文学改良必须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而且在他看来，此八事都是“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
事实上，在《刍议》发表一年前，胡适在《寄陈独秀》一信中已经简要阐释过“八事”理论，发表于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
在信中，胡适说明他在寄给他的《新青年》旧报中读到某君的一首长律，诗中使用古典套语至少涉及一百事，且不论诗句本身格调不高，仅以用典而言，单句用典不当，上下用典不切，文法不通等问题层出不穷。
但报中记者按语却将此首长律推为代表国人精神的稀世之音，胡适认为这与陈独秀“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理念相矛盾、相违背，实在不能苟同。
在他看来，当时文学之腐败已经达到极点了：最下品者为追随押韵；其次如南社中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淫琐浮夸，无可称道；上品者如南社陈伯严等之流，虽被推崇，但均为观摩古人，没有思想及形式层面的创新，徒为文学界增加几件赝品而已。
就他追寻文学堕落之原因，莫过于“文胜质”一语，即“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
如何来拯救？胡适认为，“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所以他列出此八事原则，并且将之分为精神上的革命与形式上的革命。
简而言之，胡适旨在提倡思想、精神、意义的提升，于文于人均如此。
因此，与《寄陈独秀》一文中将“言之有物”列为第八条不同，在《刍议》中，胡适将之改列为第一条，更显振聋发聩之意味。
显然，在西方哲学、西方文学的浸淫下，胡适对于“物”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古代文论，在他看来，“须言之有物”的“物”有两项核心内容，一为情感，二为思想。
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之变迁王 锺 陵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戏曲与话剧之间关系的变动史。
过去,由于研究话剧者不研究戏曲,研究戏曲者不研究话剧,因而,学术界至今不能从新、旧剧关系的变动上来把握这一世纪的戏剧史及戏曲理论史。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戏曲与话剧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的角度,来勾勒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一世纪之初,在改良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时事新戏的兴起成为一股新流。
汪笑侬是这场戏曲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一方面从昆曲、传奇和一些地方戏中移植了许多剧本,整理修改了许多京剧老本,新创作了一些历史剧,另一方面,还取材于国内外现实故事创作新剧,如 波兰亡国惨 、 立宪镜 等戏,并让演员着时装或西服演出,念白时用苏白或京白。
由此,汪笑侬等人的改良旧戏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强化了利用戏剧为宣传某种政治主张服务的倾向,二是表现出一种写实的、与现实接近的趋向:穿时装、演时事、创新声。
与现实演出中的变革相一致,在理论上对于戏剧改良的讨论也趋于活跃。
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在 观戏记 中便提出了戏剧改良的主张。
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改乐器。
柳亚子在 二十世纪大舞台 发刊词 中,则以其诗人的激情,抒写了一种孤愤情绪和一种热烈的向往,强烈地表达了想藉戏剧之力唤起民众,完成反清大业的愿望。
陈去病在 论戏剧之有益 中,寄意于不惜垢污,舍其身为社会用的大侠,组织名班,或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灌输尚武精神与民族主义。
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反清革命派,他们都看中了戏剧比之小说、报纸更大的普及性。
在政治意图的支配下,戏剧被赋予了强烈的教化的以至振兴国家的作用。
话剧之传入中国有两条线:一是西方侨民在上海组织业余剧团,盖起正规的剧场,以及日本一些新派剧剧团之来华演出,使得一些中国人接触到了话剧。
《易卜生主义》:一种新型的现代性戏剧话语范式作者：宋林生来源：《人文杂志》2010年第02期内容提要本文对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在中国近百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大致疏理，而且对该文所具有的双重启蒙功能进行了说明，并试图指出胡适在该文中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戏剧观，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话语形态。
这种话语形态不但依附于现代性的真理观，而且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性知识，在西风东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在一定时期和特定的语域中形成具有权力特征的话语范式的可能。
关键词易卜生现代性戏剧话语范式中图分类号J80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2-0189-0319世纪20世纪之交，话剧引进中国时，真正打出具有现代性意义内涵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大旗的是《新青年》派，特别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
“这篇文章的意义跟易卜生的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恰如鲁迅对该文曾做出的评价，他转引日本青木正儿在《支那文艺论丛》中的一篇论文的观点说：“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专号》。
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
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
虽然胡适不是第一个将易生剧作及其戏剧理念引人中国的人，但该文对当时中国戏剧、文学乃至文化界所产生的震撼力却是前所未有的。
一、近百年的研究状况在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中，中国戏剧、文学乃至文化界对胡适在该文中所表达的戏剧理念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上世纪20年代，经过以胡适为代表之一的《新青年》派的鼓吹和渲染，“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爱他(易卜生)，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
”尽管由于三四十年代“普罗”戏剧观念及其运动和民族戏剧主张及其实践的风起云涌，革命、“救亡”主题将“启蒙”主题推向边缘，然而，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所鼓吹的重要观念之——实主义戏剧观，作为一种显在或潜在的戏剧运行规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很大程度上一直左右着中国现代戏剧的创作和舞台呈现。
胡适与鲁迅悲剧观念之比较摘要：胡适与鲁迅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发表过对于文学中悲剧精神的看法。
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贫瘠的悲剧思想和“大团圆”的悲剧结局，二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反对。
在树立新的悲剧观念上，针对西方古典悲剧观中的英雄悲剧，二人皆提倡现实主义悲剧观，并都认同进化的文学观，并且都不认同把西方的悲剧模式完全照搬到中国。
尽管二人的悲剧观念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在西方悲剧观视野的观照之下，依旧有着不同于对方的独立主张，以西方悲剧观念发展的历史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胡适的悲剧观同亚里士多德有相似之处；而鲁迅的悲剧观更加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与果戈理。
论及悲剧问题的具体实施时，二人的悲剧理论中都缺乏具体举措，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文学观上来整体把握，发现鲁迅在悲剧理论的建构上明显比胡适丰富。
关键词：胡适鲁迅悲剧观念一、对中国传统悲剧的批判胡适和鲁迅作为“五四”一代知识界的旗帜性人物，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作出了批判，特别是对其中“大团圆”的悲剧结局的特点，都进行了无情的批评。
在他们的眼中，大团圆的结尾和中国国民性中的落后面是分不开的，这必然会影响到悲剧的艺术效果。
中国传统的悲剧艺术确实有二人所指出的问题。
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乐于接受超现实的慰藉的审美心理，在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之中，窦娥虽然冤死，但是六月忽降飞雪，遮盖住死者的尸首，这件事情已经使得窦娥的冤情昭告天下。
人民群众借用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逐渐形成一种历史的意识；人间到处都是冤屈不平，但是上天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1}在第四折中，窦娥的冤情被窦天章翻出，但是窦天章是一个糊涂的官员，还是在窦娥鬼魂的提示下才发现女儿的冤案。
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团圆”结局，作者借用人们心中普遍的迷信观念，通过艺术加工，强化被压迫者的反抗意志，将主人公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加以升华。
通过对《窦娥冤》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关汉卿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同样也是一个包含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笔下也会描写诸多黑暗，但那些只是作为“希望”或“光明”的衬托而存在。
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积极贡献摘要：胡适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
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本文对胡适在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积极贡献进行了简要的概述。
键关词：胡适新文学运动首举义旗倡导白话文艺贡献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和文艺理论方面，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札记，做了多次讲演。
胡适为了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促使新文学运动开花结果，还从事创作实践，用白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和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特别是这一运动的前期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你承认它与否，它是客观存在。
一、“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文学革命作为一个运动兴起，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封建的经济结构及其大部分上层建筑，尚未受到触动。
随着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必然要求在思想上有一个解放运动，来揭露当时还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思想。
以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
文学革命，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胡适要求“文学革命”，有它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并且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实践阶段的。
早在美国留学时期，他就已在留学生间论辩文学革命问题，并同国内陈独秀等保持密切联系。
他从文学进化观点出发，认为“新时代的要求”，文学必须革命。
表现新思想、新事物，需要新的文字。
“文以载道”的旧文学是担负不了这时代的任务的。
旧文学只为少数文人所私有，而用文言文表达新思想也不易为“最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只有用白话文表达新思想的新文学，才能为“最大多数人都能欣赏”，才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直到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序》时，仍持此观点。
他说：“文字之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为最成功。
简论《文学改良刍议》摘要：胡适先生是推动白话诗的先驱，他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积极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八项主张，为新文学形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事”论及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的贡献，胡适先生的思想及论述常被提及，而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的贡献之一。
《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改变了中国文学根深蒂固的文言文模式，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
一、胡适思想的来源胡适思想的形成是在进化论时代孕育而生的，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较多，即“物类起于自然的选择，起于生存竞争里最适宜的种族的保存”[1]。
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难理解胡适对白话文的积极提倡了，即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发展环境下，“最适宜的”应当是白话文，而非文言文。
胡适对他的思想方法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杜威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2]二、《文学改良刍议》的形成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宣扬科学与民主，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中收录着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这就是后来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文学改良刍议》，其形成源于胡适在美求学期间倡导文学革命时将其“年来思虑观察所得”总结成八条，即“八事”，后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将“八事”成文，便有了《文学改良刍议》[3]。
《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发表，“八事”的内容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读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有感胡先生在新文化运动萌芽之时，提出“今日之文学”对比“过去之文学”应当要有的八点改良，在下读了之后感触颇多，在此将一己之陋见分享给大家，看看是不是会有些共鸣。
胡适提出的八点改良意见如下：1、须言之有物注解：胡先生提出的“言之有物：与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是有区别的，胡先生认为“物”有两样，一样是“情感”，另一样是“思想”，没有情感与思想的文章，犹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看上去还可以，一旦接触，立生嫌恶。
这一点放之今日之网络文学，亦是如此。
说个粗俗的比喻，看小白文就好比看A片，看得时候挺爽，看完了依然觉得寂寞独孤，而且A片看得多了，一旦成了习惯，即便去电影院看《色戒》这种片子，恐怕也是奔着某些片段去的。
一个作者老是去写这些教人不能有助益的东西，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2、不模仿古人。
注解：胡先生说，先秦有先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宋、元、明各有特色，多姿妖娆，所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
今日之中国人，就该造今日中国之文学，不必摹仿过去之人，如此才能造就当世“第一流”的文学。
金庸封笔古龙逝，江山待有才人出。
即便是武侠小说，若框定在过去之人所抒写的情感与思想体系内，那也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必不是“第一流”的文章，有志于文学的人，惟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才能成真文学，一味模仿这个，临摹那个，又有什么意味呢。
3、须讲求文法。
注解：文章是有结构的，句子是有长短的。
不通的文字是不能读的。
至理，不做评论。
4、不作无病之呻吟。
注解：胡先生这段话说地直白点就是，少年往往做悲观之文——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即是典型的无病呻吟。
胡先生问，倘若少年人都这么写，那老年人要怎么写？少年不思奋发有为，报效家国，却只知发牢骚之音，喟叹之文，此乃亡国之哀音也。
感叹：王国维先生曾细数宋词，哀怨之音多，欢愉之词少，大概是因为哀怨的文字好写，欢愉的文字难写的缘故，恰巧宋代这个朝代，的确是一个苦难比较多的年代。
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1、“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提出的。
2、“戏剧改良”走了两条不同的探索道路：一是曾得到过梁启超赞许的：汪笑依式的旧剧改良，一是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新派剧和上海春阳社等以话剧中渗透戏曲因素的表演，称为“文明戏”。
3、梁启超是本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新文体”的成就足以囊括一时代，立一界碑。
4、章太炎等的革命派散文，与“新文体”一样依赖现代传播媒介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5、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辞《敬告青年》中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6、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2月《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他明确提出“三大主义”，把文学改革运动推向高潮。
7、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激烈地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以引起社会的重视。
8、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沦》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此为文学革命的宗旨。
9、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在另一篇文章《平民文学》中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
10、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
11、胡适、沈尹默、刘半农进行了第一批白话新诗的尝试(《新青年》第4卷第1号)，有《鸽子》《月夜》《相隔一层纸》等。
12、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推出《易普生专号》，主旨在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作品《娜拉》、《国民公敌》，恰好和五四精神相吻合，形成了巨大影响。
13、五四文艺团体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14、南国社是出自创造社的田汉领导创立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社团。
论胡适的戏剧改良观内容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基于文学进化论，针对当时戏剧界的不良倾向，在《新青年》上提出了自己的戏剧改良观；此外，胡适创作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剧《终身大事》，无论是艺术特色还是思想内容，这部戏都有积极的影响。
胡适的戏剧改良理论及实践对中国话剧的发展功不可没。
不过，他的理论也有偏颇之处，从中反映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弊端，后人当引以为戒，促使文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戏剧改良《终身大事》弊端一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后，在中国文学界“暴得大名”。
同年胡适到北京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
具有新思想、又有学术抱负的胡适于是积极地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并一度成为主要的领导人物。
如果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理论，如他所讲是“逼上梁山”的话，那么当他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漩涡之中时，就变为有意识地对整个旧思想、旧文化宣战，全面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在各个领域的斗争。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到，新文化运动有两种趋势，一是研究问题，一是输入学理。
学术界最为重视的是胡适在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五四”期间，胡适提倡戏剧改良的主张同样值得重视，这是对他力主白话文学和文学进化论的重要佐证。
发表于《新青年》五卷四号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是胡适戏剧理论主张的集中体现。
当时《新青年》正是这一期正式提出戏剧改良的问题，付斯年、欧阳予倩都明确提出了戏剧改良观，宋春舫更是选出一百种西洋名戏作为中国新戏的模范本。
胡适的加入使这一期《新青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戏剧改良号”。
针对当时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中“欲观升平，当复昆曲”的谬论及崇拜皮黄戏的风气，胡适明确提出了他的文学进化观，“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
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①每一类文学在进化的途中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类文学的历史便是摆脱束缚力争取自由的历史，或完全去除羁绊，或局部成功，中国的戏剧发展属于后者。
胡适认为中国戏剧从古代的“歌舞”演变为戏优，再变为杂戏、元杂剧、明传奇。
至近代“俗戏”兴起，一千年来力求摆脱乐曲的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
而且文学在进化的过程中往往带着以前时代的“遗形物”，如元杂剧中科白已占重要位置，至明已出现“终曲无一曲”的传奇――屠长卿的《昙花梦》。
在胡适眼中，中国旧戏留下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束缚了戏曲艺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因此中国的旧戏必须改良。
至于改良中国戏剧的主要途径，胡适认为在于向西洋戏剧学习。
他认识到中国戏剧的变迁是域外文学美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西域文学美术多为幼稚的，所以也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影响。
一心向往西方文明的胡适自然主张西洋戏剧为学习的范本，“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②中国戏剧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浓厚西化色彩的体现。
胡适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戏剧改良的具体方法，即着重引入“悲剧的观念”和“文学的经济方法”。
引入“悲剧的观念”之所以必要，主要因为中国戏剧总是有着美满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证明，是只图纸上大快人心的说谎文学。
在这一点上，胡适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要通过戏剧观念的改良使国人睁开了眼看，从自欺欺人的迷梦里惊醒起来。
至于必须引入“文学的经济方法”，也是鉴于中国旧戏不懂得也不讲究“经济方法”，如编的全本戏，受时间的限制，都不能唱演全本；编剧时，不知剪裁，用的是从头至尾的笔法等等。
因此胡适提出“时间的经济”、“人力的经济”、“设备的经济”、“事实的经济”来补救中国旧戏的不足。
胡适关于戏剧问题的意见，是针对当时中国戏剧界的不良倾向提出来的。
清末以来，除了已经程式化的旧戏之外，“文明戏”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已经“堕落到成了游戏场的附属品，供堕落的姨太太、妓女们消遣去了。
”③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戏剧改良的必要性，胡适的观点适时地呼应了“文学革命”的时代口号。
正如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洪深稍后所评价的那样：“胡适的教人去学习西洋戏剧的方法，写作白话剧，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这“对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广大的。
”④二胡适不仅仅在理论上主张戏剧改良，而且创作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剧作――《终身大事》。
无论从副标题“游戏的戏剧”，还是语言、矛盾冲突，均可看作是胡适以西方戏剧模式为范本创作的现代话剧。
这在形式上对中国戏剧的发展无疑是有着革新意义的。
同时这部戏又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的。
这部独幕剧名义上是一出笑剧，实质上是触碰到了当时极为敏感的话题――婚姻自主、妇女解放。
在该剧的跋中，胡适不无讽刺地提到了这幕戏最初未能排演的原因，即女学生无人敢演田亚梅这种“不道德”的角色。
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尚不能解放思想，何况他人。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终身大事》的出现使人们心中有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的形象，自然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个独幕剧，《终身大事》达到了思想内容上的丰富性：批判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揭露了中国封建传统遗毒的持久性，强调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自由，这分别是通过田太太、田先生、田亚梅三个剧中人物的言行彰显出来的。
自然在当时最引起轰动的是婚姻自由观，“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田亚梅这句话无疑给那些仍被旧思想束缚着的国民们巨大的思想冲击。
胡适通过田亚梅之口阐述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而这种思想的重心是女子要做人。
早在少年时代，胡适便犀利地指责“我们中国的人，从前都是把那些女子当作男子的玩物一般。
”⑤那时妇女们身受数重压迫，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如秋瑾所说的，中国妇女是“一室之囚徒，半世的牛马”。
1918年6月《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登载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议的《娜拉》全本剧本，十分推崇娜拉。
自此胡适大力提倡易卜生主义，强调女子无论如何，务必做一个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人。
他指控：“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⑥女子要做人思想的另一核心是提倡自由，不仅争取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而且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
胡适是将妇女解放和改造国民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女子的‘自立’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渐渐地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
⑦胡适的妇女解放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后来巴金的长篇小说《家》里曾提到过《终身大事》这出戏的演出，可见其影响深远。
作为一日草就的作品，《终身大事》在艺术构思上有明显模仿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痕迹。
不过胡适在模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这部独幕剧篇幅虽短，但紧凑简洁，且戏剧矛盾冲突张驰有致，体现了“文学的经济”的原则。
如布景中“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夹着两块西洋荷兰派的风景画”，寥寥数语便为田先生半新半旧、貌新实旧的思想性格埋下了伏笔。
且其中有些剧中人物的台词是很有警醒意味的，“管他有理无理，这是祠堂里的规矩”，这句话暗合了鲁迅的名言“从来如此便对吗”。
另外，作品中出现的田先生等艺术典型，在同时期的其他体裁的新文学作品中尚未出现过。
总之，《终身大事》的出现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曾说：“当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这时有伊孛生剧本的介绍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便使得“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因而诺拉似的跑掉了。
”⑧洪深也说过，当时中国的戏剧界，“理论非常丰富，创作却十分贫乏。
只有胡适底《终身大事》一部剧本是值得称道的。
”⑨三毋庸置疑，胡适的戏剧改良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为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的因素。
不过在将近一个实际后的今天，反观胡适的戏剧改良理论，不难从中发自暗一些过于偏激的言辞。
胡适很形象地将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等传统戏曲成分成为“遗形物”，并嘲弄视这些“遗形物”为精华的国人实在缺乏文学进化观念。
具有讽刺性的是，今天我们仍将戏曲舞台上所谓的“遗形物”视为国粹。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胡适的一句名言。
然而，针对中国传统戏曲，除了文学史的记载，胡适似乎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便急于推翻旧戏。
留美多年的胡适一心向往西方文明，是“五四”时期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以西方戏剧代替中国传统戏曲便是其表现之一。
那么胡适一定要把戏曲和戏剧对立起来，非此即彼，其原因正如戏剧家张庚所言，“这些主张出自文人和思想家而非出自戏剧家，因此对于戏剧界的实情了解得很少，对于剧运的实践方面想得更少。
”⑩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为了给中国输入西方的新鲜的“少年血性”，往往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采取激进的否定态度，这是一种普遍的策略上的选择，出现一些过激言论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胡适主张废除乐曲、嗓子、身段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传统戏曲因素与宣传新思想无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有一种过于看重思想而轻视艺术审美性的倾向，例如“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等均把文学作为宣传思想的工具。
“五四”新文学在本质上是启蒙文学，是为了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乐曲、嗓子、身段等这些成分是纯艺术的，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胡适对它们的轻率否定，表明当时文艺界急于破旧立新，往往顾不上仔细审视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
胡适所言的“遗形物”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与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存的。
所以如何区分历史“遗形物”与精华是需要后人仔细斟酌并加以辨析的。
因而，从胡适戏剧改良观的偏颇之处，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的。
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一味守旧是不足取的，反过来不加选择地西化也会走入误区的。
我们要做的是发掘本国传统于西方文明的深层契合点，这样既保存了本国文化精华，又注入了西方文明的新的活力。
此外，文学的发展是不应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的，那种所谓“时代传声筒”的文学是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掉的。
唯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达到相当高度的文学，才能是恒久的。
总之，胡适以其戏剧改良理论和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这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肯定的。
胡适对剧运的推进，特别是对于文明戏末流的积弊的矫正，是具有绝大作用的。
同时后人要从胡适的理论不当之处来思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引以为戒，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
引文出处：①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②同上③郑伯奇《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④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⑤胡适《竞业旬报》第3期⑥胡适《易卜生主义》⑦胡适《美国的妇人》⑧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⑨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⑩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戏剧报》1954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