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教育思想与荀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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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教育思想与荀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摘要】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其教育思想呈现出不同之处。本文主要围绕两者的教育理论基础、教育目的、教育作用、教学方法这几个方面,比较孟子和荀子在教育思想上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孟子;荀子;教育思想
一、描述
孟子(前372―前289),战国中期鲁国人,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子思和孟子之学,被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孟子一生崇拜孔子,以“孔子之道”捍卫者自居,其经历也与孔子十分相似。他一生聚徒讲学,曾周游列国,名列稷下学宫,虽得各国君主礼遇却始终不受重用,晚年著述讲学不辍。孟子主张“仁政”,以“民本”为中心,利用教育手段得民心。孟子亲自参与著述的《孟子》,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其主张学习要深造自得、循序渐进、博约结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等。本文将孟子的教育思想按照理论基础、教育目的、教育作用和教学方法来进行解释。
荀子(前313―前238),战国末期赵国人,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青少年饱读诗书,曾周游列国。他
曾在稷下学宫长期执教,讲学“最为老师”,在学宫“三为祭酒”,被齐国君主授予“列大夫”头衔。荀子曾著《荀子》一书,主张“仁义”,“明礼仪而化之”,重视教育的作用,提倡“学思行结合,知行合一”,“学以致专,贵在持之以恒”。本文将荀子的教育思想按照理论基础、教育目的、教育作用和教学方法来进行解释,并与孟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
二、解释
(一)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时局方面,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思潮方面,儒学衰微,法家兵家如日中升。孟子痛感于当时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严酷,一方面是王公大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一方面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不公。他主张施行“仁政”去求得天下的统一。
孟子教育理论的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人人具有“良知”、“良能”,人性是先天所固有的,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善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要做一个完善的人,仅有同情心、正义感、礼让态度和道德判断能力这四个善端是不够的。人之贤愚,还取决于对这种先天的善端能否存而养之,
扩而充之。如果自暴自弃,或者受到不良的影响,就会失掉这种善端,这就是他所说的“陷溺其心”。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教育在社会上的作用也要大于政治的作用,可见,孟子的“性善论”还强调了善的社会习得和对教育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善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孟子认为,任何人只要肯接受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把先天的善端充分发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上》),关键在于为与不为,肯定了教育在其个人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其理由就在于人人都有善端。
孟子认为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通过建立起以“孝”、“悌”为中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以伦理为教育内容,最终培养出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大丈夫”。而何为大丈夫?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有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就可以顶天立地。
孟子认为教学活动要遵循和发展人的内在能力,强调学习中个体认识的自觉,体现出“内倾性”。他认为学习的基本要求是“深造自得”,学习和钻研须蕴含着自己的收获
和见解,如此方可形成稳固深刻的智慧。只有自求自得,方能彻底领悟,心有所得,运用自如。在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上,他提出“盈科而进”,循序渐进,不揠苗助长。“教亦多术”是对孔子“因材施教”的继承和发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告子下》)。一切因人而异。
(二)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时局方面,社会呈现统一的趋势,诸侯割据局面行将结束,秦、齐、楚三国对峙鼎力。思想方面,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吕氏春秋》是杂家,而荀子可以称为是春秋战国思想的理论总结者。荀子主张“仁义”,通过德与力的结合,去实现统一。
荀子批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战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子・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疾恶的,并不存在仁义礼智等先天道德品质,如任其发展而不加节制,必然使社会产生混乱,这就否定了先天道德论。那么,人之善从何而来?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指人为,泛指后天一切人为的努力而使本性发生的变化。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起伪”。人性本恶,任何人的道德观念,都不是本性固有的,而是“积伪”的结果,其过程就是由“性”向
“伪”转化,最终“长迁而不反其初”。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学习是人的素质和命运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人的成为禹,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教习俗,相顺后行”(《荀子・大略》),各方面协调有序,人的再造就是可能的了。
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荀子提出了多层次的教育目的:从“士”到“君子”、“圣人”的要求,即是培养“俗儒”、“雅儒”和“大儒”三个不同的层次。大儒是最理想的人才,“以浅持薄,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荀子・儒效》),以已知推未知,自如应对新事物,德才兼备,言行并重。
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闻见是学习的起点,使进一步的学习活动成为可能。知的阶段实际上是思维的过程,解蔽纠偏,兼陈中衡,虚壹而静,专心有恒,方能达到“大清明”的境界。而后“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行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儒效》)在他看来,由学、思而得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