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趋势：阶层
间封闭性的强化
程启军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的强化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关键词]：阶层；社会流动；封闭性；阶层边界
社会阶层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一种阶层间的固化结构，或者说是封闭化的阶层结构。在这种阶层结构中，尤其是社会底层，只有通过少量的途径，如农转非，参军转业等方式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并逐步成为一种主导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从底层促化出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事实。
随着调查资料的丰富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我国社会阶层的流动与阶层结构的复杂性也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社会阶层流动是开放化与封闭化同时并存的过程，在各种制度（如再分配制度，市场转型、教育机制等）的安排和角逐过程中，学者们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化的研究和对社会阶层结构分层的类型化与因素化研究颇多，而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封闭化研究不足，虽然有学者零星触及了这一问题，但是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明确的探讨。笔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流动存在着明显的阶层间封闭性强化的趋势，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尤为必要。
一、阶层间封闭性：理论解释
阶层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马克思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为标准，提出阶级的概念来区分社会群体。韦伯以经济、权力与声誉的三维度来区分社会群体。布劳——邓肯以职业为标准区分社会群体。由于职业是经济收入、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复合体，现阶段，学界所采用的是以职业来区分社会群体，并进行类型化的分层。笔者认为，社会分层实质上的依据是阶层之间的差异或者
程启军（1978——），湖北武汉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不平等，正是这些差异的模式化或类型化，或者说特定阶层有自己的固有属性，才构成了社会各阶层。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只有在打破各阶层固有属性后，才能得以实现。
有学者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概念，来解释阶层的定型化，并认为这种定型化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1]。笔者倾向于把这种阶层固有属性称之为“阶层边界”，并以“阶层边界”的概念来描绘阶层的封闭性。
对于社会成员来讲，实现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尤其是向上的阶层流动，就必须突破“阶层边界”。
因此，阶层本质上就包含着某种“边界”，且这种边界具有封闭性。
现阶段，涉及社会阶层封闭性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制度性变迁会不会突破“阶层边界”？突破“阶层边界”的动力何在？突破“阶层边界”的现象存在于稳定社会之中，还是存在于变迁社会之中？
对于制度性变迁的问题，现阶段主要指的是市场转型的问题。关于市场转型，最初认为市场对社会底层具有“普适化”的效应，即能最大化的催化阶层间的流动，且市场比计划似乎更具有“平等化”的作用，它使大多数人都能获益。随着认识的深化，有学者对市场的“普适化”与“平等化”进行了质疑，认为“市场”不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还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逻辑和权力的实施[2]。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当市场是地方市场时，它才具有平等化的效应。随着市场更深地渗透到经济中，它们就变成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源泉[3]。也就是说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只限于转型的一段特定时期，即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初期。随着新社会秩序的确立，那些处在上层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维持原来的地位，而那些处在底层的人也将最终呆在原地[4]。有学者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研究阶层代际间流动，认为现阶段的阶层相对模式是一种双重再生产[5]。处于再分配边缘的群体，代际之间的社会地位则表现为“直接再生产”的特征，而处于再分配核心地位的群体，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其原有的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性得以保持。
可见，制度性的变迁并不必然创造打破“阶层边界”
的力量，“阶层边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政治运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变革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都有可能成为打破“阶层边界”的动力，但对于社会成员来讲，只有实现向上的社会地位变化才具有正向的意义。
现阶段，有学者用“权力衍生论”来解释当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安排下，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权力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收入分配，此三个维度的特权构成了人们在收入方面的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6]。收入水平作为核心的经济指标，往往是划分阶层的基础依据，尤其是在大众消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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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具备这些特权的群体，成为精英循环、再生、创造的主体。然而，这些特权群体在整个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毕竟是少数，对于多数社会成员来讲，要获得向上流动甚至精英创造是很难实现的，或者说，这种机率较少。相反，具备这些特权的群体通过“精英循环/再生”将其阶层封闭化。
能够充分体现阶层的封闭性的主要是阶层特征（如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和阶层意识等内容。在阶层间封闭性的社会背景上，有学者认为，稳定性是各阶层走向封闭性的前提，在稳定社会中各阶层有走向封闭的趋势[7]。同样，也有学者指出，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出现了复归的倾向[8]。因而，稳定的社会背景似乎构成了社会阶层间封闭化的前提条件。
然而，有学者认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阶级/阶层分化的程度可能会相当的显著，但未必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而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使之敏感于自己的得失，更有可能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9]。甚至有学者认为，“无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往往是例外的结果，而社会秩序的复制将是常规。”[10]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阶层的封闭化是社会的常态，而阶层的开放化则是一个过渡形式。因此，不管是在稳定的社会，还是变迁的社会中阶层的封闭化都是广泛存在着。
二、突破阶层边界：力量的弱化
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对于社会成员而言才具有正向的或者说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向上流动质的提高和量的多少更能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反映出社会阶层在突破各自阶层边界上的容易度。有数据显示：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有41.4%，职业流动率为92.4%，不流动率是58.6%，也就是说，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职业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54%，其中上升流动率为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超过父辈的职业地位上升的社会流动。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前，从前职到现职总流动率只有13.3%，这就是说，有86.7%的社会人员在改革前往往是一个职务定终身很少流动。而到了1980-1989年这一阶段有18.2%得到了升迁，1990-2001年则有30.5%得到了升迁，获得了更高职位[11]。这组数据总体上反映出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的机率明显增加，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量也呈现出增多的态势。
但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量的数据并不能反映出社会成员向上流动质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成员所属阶层存在着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的差异。如在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人员等社会成员，按照阶层分类的标
准可以看作是中产阶层，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类中间阶层”
[12]，这类人群的所占的比例是远远超过当前中产阶层所占
10%的比例。同时，现阶段这类社会成员能否归于中产阶层是值得商榷的。可见，阶层的具体标准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的标准将不断提高。因此，向上流动质的规定性与量的频率性的结合才能正确认识社会成员是否真实和准确的实现了从较低的阶层向较高的阶层的流动。
现有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准确的反映出已变化了的阶层地位属性，结合向上流动质的规定性，当前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量应低于上述比例。抽除掉社会流动的过程，从社会流动的最终结果和实际效用来看，突破阶层的界限和实现向上流动无论是质的规定性还是量的频率性都是十分有限。
一般认为能够催化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市场转型，制度转型，再分配权力，教育文化资本等等。同时，这些因素也成了突破阶层边界的基础力量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当前，对这些因素的现实作用，作用的范围，作用的效应等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对社会成员突破阶层边界上的作用和力量有明显减弱的趋势，甚至成为突破阶层边界实现向上流动的阻碍。
现阶段，社会改革已终结了早期社会阶层普遍受益的状态，而形成特权阶层独享收益和边缘阶层承担改革代价的局面。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利益调控等手段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挥其作用，社会阶层结构中已形成了广大的边缘群体。除非力量与利益格局进行再次配置或者是较大变动，否则，市场转型与制度转型似乎已终结了它们在初始阶段的“普适化”的效应，即打破阶层边界和实现向上流动的作用，而成为优势阶层通过寻租获得自身利益和固化自身阶层地位的力量和工具。
在突破阶层边界的要素中，再分配权力作为国家进行利益调整的主要工具，其作用力和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我国行政主导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分配的资源往往通过“竞争”才能被少数地方所占有，如经济开发区的设立，重大项目的立项，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家财政支持与投入等，大量的可供再分配的资金被强势地区所消耗掉。从而，可供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的再分配资金又十分有限。同时，一方面当前所进行的再分配的作用范围往往是所有民众都能获益的领域，再分配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阶层区分，使社会的强势群体很容易的搭上便车；另一方面再分配针对弱势阶层的主要涉及层面是最低生活保障的层次，在弱势阶层发展的层次却较少触及，从而再分配对弱势群体的阶层地位的提升作用力很弱。因此，对于社会成员面言，再分配最多充当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而并不具备阶层获得向上流动的正向作用和意义。
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作用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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