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大家好：
提起李鸿章，人们就会愤怒地骂到：“这个卖国贼！”的确，李鸿章跟着西太后，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也签了许多屈辱求和的条约，但他也并非是一个只有过而无功的人。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从新的视角审视他的一生，我们发现………………（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李鸿章虽然过于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李鸿章主导洋务运动，体现出他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交成了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
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李鸿章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是19世纪中国对外认识最清醒的人。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然难逃其咎。但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我们不应该将罪责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
观李鸿章的一生，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尽力呼吁改革、实行改革，与整个洋务运动相始终。而他的后继者也跟随着他的脚步，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实行着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我方今天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谢谢~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vs传统帝国的裱糊将孰是孰非？
核心提示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与他的老师曾国藩行程迥异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他不计毁誉，办交涉、修铁路、建工厂、组海军，最终的目的却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对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始终站在时代浪尖的改革者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清朝以往成法的触动清统治者忌讳的措施。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查看详情】
19世纪中国对外认识最清醒者：李鸿章
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李鸿章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查看详情】
李鸿章绝非旧秩序的维护者
李鸿章是一个改革者，而非旧秩序的维护者；近代国家改革所要遵循的各种规则，李鸿章的近代化方案虽然有不少缺陷，却是基本遵循了这些规则的，也切合当时的中国实际。他的近代化活动所以收效甚微，不在于他的思想有何缺陷，而在于他的主要方案未能得到采纳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否则，是可以挽救中国的。【查看详情】
李鸿章：晚清“破屋”的“裱糊匠”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办工业富国的洋务运动vs兵强而民困的明治维新孰优孰劣？
核心提示李鸿章的身后，人们常以他所主导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有说制度不如人的，也有说社会结构、思想意识不如人的，然而，大众在看到甲午战争结局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日本人的“维新”是将本国人民压榨到如何的地步才赢得豪赌，更没有看到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于今天你我生活变化的开创之功。
李鸿章:商困民穷改革以“求富”为先
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列强加紧了对华经济侵略。而这种经济侵略使得刚经历了“洪杨之乱”的清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李鸿章更认为此时的中国“历经搜刮”已经“商困民穷，势已岌岌”了，因此改革的首要目的就必须是以“求富”为主，振兴工商了。【查看详情】
李鸿章首创轮船招商局初战告捷挤垮外商
轮船招商局成立不久，各国在华轮船公司立即降低运费，企图扼杀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几经较量，外国公司疲惫不堪，被迫妥协，在1883年、1893年两次签订“齐价合同”。轮船招商局的成功不但使得原本高昂的海运费云低廉起来，也证明了李鸿章求富之路的必要性。【查看详情】
“求富”的洋务运动工业产值超过日本
洋务运动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0～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新式产业的产值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4%。这样的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同时期的日本了。【查看详情】
明治维新的真相：强兵而民疲的军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