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摘要：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早期小说；思想内涵；叙事风格
汪曾祺先生以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享誉文坛，广为人知，在文学史上奠定了牢固的地位。当我们沿着他的创作道路探寻其轨迹时，汪曾祺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些作品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它们特有的风神气度打动着读者。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早期创作对其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着一种重要的引领意义，就像《狂人日记》之于鲁迅和《大堰河》之于艾青一样，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是其早期作品思想底蕴的延伸和发展，他们后来成熟的艺术风格也均发端于其早期作品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因此，研究汪曾祺早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对其作品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总体评价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出版于1947年，集子收有《复仇》、《老鲁》、《落魄》、《戴车匠》、《艺术家》、《鸡鸭名家》、《邂逅》等八篇小说。作品通过对普通人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抒发生活内在的诗意，表达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作者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即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这也是汪曾祺一生追求的至高境界。正因为汪曾祺作品中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才使得汪曾祺小说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和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同时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一、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与民族的深层心理积淀
汪曾祺早期小说以满注感情的笔调，描写他的家乡那些古风尚存的生活场景，那些富有情趣的市井风情，刻画那些生动平易的人物形象。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殷实富户到升斗小民，他们简单古朴，是一些善良的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汪曾祺说：“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普通人，平常事。因为我对这些人事熟悉。‘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阶层的。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①汪曾祺与他笔下所熟悉的小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他尊重这些身边的小人物，关注其生命的状态和人性的内蕴，从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中来挖掘我们民族心理的特征。
汪曾祺《邂逅集》中的人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生活难免不尽如人意。虽然他们平凡而卑微，甚至充满着苦难和坎坷，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顽强、乐观、自然、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没有因为外在环境的恶劣而诅天咒地，没有愤世嫉俗和义愤填膺。虽有大喜大悲却能淡然处之，欢乐的日子犹如熟藕飘香，哀伤的日子一场号啕大哭之后，卖唱的还去卖唱，打豆腐的还去打豆腐。他笔下人物的孤独是淡淡的，凄凉是淡淡的，苦涩是淡淡的，欢乐也是淡淡的。比如《老鲁》中的老鲁，《落魄》中的扬州人，他们的命运都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社会的战乱和动荡使他们的命运颠簸沉浮，所以他们身上都带着淡淡的悲剧色彩。但他们却能够淡然处之，在苦难面前没有哭泣哀号，在欢乐之时也未曾开怀大笑。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顺乎自然地生活着，生命对于他们，就是在和谐中自生自灭。这其实是最底层的小人物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作者通过对他们平凡的命运和原始的生活状态的描绘，意在挖掘我们民族精神中内在的品质，那种五千年古中国深厚文化底蕴滋养的民族性格特征。温文尔雅，内敛自省，早熟细腻，静观淡泊的性格，自然真率浑厚质朴的天性，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追求和谐与宁静。这种顺乎自然的生存意识是根植于我们民族心理中超个人的极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民族集体性格，这种“集体性格并不仅仅只关系到个体的心理因素，而是涉及到人的全部功能，这些集体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意义上超过了纯粹的个体态度。”
②所以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都带有作者的人格理想与民族集体性格的特征，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是对国人人生况味的高度概括。比如《老鲁》中忠厚淳朴的老鲁是个校役，他见多识广，生活中历经坎坷，可他很少谈到自己，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显得非常从容，充满了蔑视苦难的信心和乐趣。每天不辞辛苦地上山挑水，供全校三百人连吃带用，却毫无怨言；战乱时期缺粮，他就和教师们一起挖野菜，并热心地为大家鉴别野菜，甚至发明用一种豆壳虫做小菜，竟乐在其中。《落魄》中潇洒超脱的扬州人虽是开饭馆的，但却衣冠楚楚，连头发都梳的一丝不苟。他把烹调当作艺术，煎炒烹炸竟是一种享受。闲时出入茶馆酒肆，手执香妃扇出去蹓蹓弯，顺天知命，随遇而安，生活得悠徐闲散，极有情趣。虽因时局混乱战事频繁而破产落魄，但落魄中透露着一份清高，一份善良，一份安守本分，一份自得其乐。《艺术家》里的哑巴画师天生爱画，无师自通，对艺术爱的执着而痴情。他能够在画之前就把看到的东西留个样子下来，深深刻在脑子里。“他见什么，画什么，有什么，在什么上画”，一画画，他就痴了，他能够把自己说不出的感情溶进他的画里，所以“他画得活，画里有一种东西，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看久了，人会想，想哭。”《戴车匠》中那个善良热情的戴车匠，用灵巧的双手为人
们制作最普通的用具：烧饼槌子，擀面杖，衣架、捻线锤、木碗 勺…… 他工作时全身心地投入，甚至和他那张车床子融成了一体，“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
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这种平凡的工作到戴车匠手里成了一种充满艺术情趣的劳动创造，成为一首生机盎然又和谐自然的生命之歌。还有《鸡鸭名家》中两位能与动物对话的普通人的神奇技艺；《邂逅》中盲艺人发自肺腑的淡雅静穆的吟唱……
作者极力在小人物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描写中发掘一种自然和谐之美，追求一种如陶渊明田园诗那样真醇的诗意。他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无尽的悲伤和烦恼，但他们能够顽强地生存，回到最简朴的价值基线上思考人生，并悠游于静穆淳朴的风俗中，寻觅着生活的慰藉。所以汪曾祺小说中的这些普通劳动生活的过程成了一种生活的境界，一种具有传统民族心理积淀和深厚人文内涵的生存方式。而作者与这种民族心理和生存状态有着天然的联系，他是作为一种先验的集体文化意识的传承者而存在，他的创作就是他超然世外的逍遥之梦的展开与演绎。正像汪曾祺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③所以当汪曾祺把自己的生存理想和人格气质融入他笔下的人物时，“通过使本来是无意识的东西成为意识到的东西，一个人就可以与他自己的天性保持更大的和谐”。④
二、和谐温馨的精神家园与民族的典型情境
汪曾祺早期小说表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老中国的生活，在社会剧烈颠簸、政局变幻莫测、道德日渐沦丧、生存价值面临威胁的时代，汪曾祺只有把眼光瞄向社会最低层的闾巷村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童年和家乡，在凝滞不动的生活底色上，描写童年世界的亲朋好友、故里旧识，描绘他们世代不易的饮食男女和生老病死，只有在这里他能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找到他向往的温馨和谐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以宁静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在纷繁负责征在《邂逅集》中描述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同时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来阐释一种处世态度，一种人生理想：“一是热爱生活，在任何逆境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二是要在事业、职业、日常劳作中追求一种人生境界。”⑤《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四十年代描写故乡风情，刻画市井人物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通过两个小人物——余大炕房的大师傅余老五和养鸭能手陆长庚表现了劳动者与大自然的水乳交融。人物出场前作者用田园牧歌式的风土人情描绘来营造渲染一种氛围，小说从杀鸡吃鸭开始，点出这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江南江北，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卖菱藕、芡实、芦柴、菱草的”，都系着一条青布鱼裙，“系了这样一条大概宋朝就兴的布裙，戴上一顶瓦块毡帽，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行业的”。他们虽然为生计忙碌劳作，但又显得从容不迫，心平气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