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亡齿寒”，“远亲不如紧邻”，这是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历史经验的写照和总结。
在西方列强来扩张到东方前，中国与周边地区和民族形成了一个和谐共处的关系，史称华裔秩序。在西方列强到达东方以后，先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周边国家的大门，在那里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然后以这些地区为跳板，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蚕食。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部分邻国也获得独立，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状况：一是新中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对周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政治、道义和物资的支持。
二是差不多与中国同时获得民族独立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面临共同的处境，具有有共同的愿望。缅甸和印度分别是第一个承认和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国在解决与印度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向世界各国倡议。
三是反对超级大国利用周边对中国的威胁。在新中国成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着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这种威胁都直接来自中国的周边：最初是美国的威胁，首先来自东北的朝鲜半岛，其次来自东南的印度支那。后一段时期则来自苏联来自南北的战略包围和武器威胁。中国先是派出志愿军赴朝鲜进行的抗美援朝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支持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随后则进行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援越抗美的斗争。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反对苏联来自周边的威胁则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边界问题的解决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中国的边界线总长4万多公里，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其中陆上边界线长2.2万公里，海上边界线1.8万公里，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边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1957年，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以“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为目的，以“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原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和双边关系的大局，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根据这样的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并非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家的边界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此后还引发了战争。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中国的国内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逐步改善了与东盟、蒙古、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冷战结束后，面临西方的压力，中国外交从周边着手，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精神，与周边各国达成或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协定。根据睦邻友好、维护和平与稳定，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与一些国家解决了尚未解决边界问题，或者达成了协议实现了边界的和平，或者即使问题还存在，也达成一致将问题搁置起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思想，积极落实“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化解热点，参与或促成一些多边机制，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
首先是东南。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ARF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协议。如
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
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西北，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苏联解体后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间的信任，不仅促成中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逐步从安全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至今已经在此框架内形成了包括国家元首年度会议、政府首脑（总理）年度会议、外长会议、以及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及执法安全、紧急救灾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在内的多层次、固定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大大改善了中国与西北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西南，中国同南亚国家领导人，特别同印、巴之间互访不断，推动中印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巩固。2000年中印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互利合作，传统友谊不同得到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缓和了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大大改善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环境。
在东北，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的缓和。在朝鲜半岛因为核问题而陷入危机之后，中国派出特使访问美朝和其他相关国家首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进行穿梭外交，积极斡旋，促成朝、美、韩、日、俄、中六方会谈，确定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确认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的途径，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担任东道国，提供设备，主持会议，避免了朝鲜半岛核问题失控，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也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通过改善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外交充分实现了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目的，很好的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启示录
中国的周边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周边。不仅因为邻国数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民族跨境交错,更因为清朝在从泱泱大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衰败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从整个周边全方位侵蚀中国领土,巧取豪夺,造成了数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旧中国遗留给人民共和国的边界,没有哪怕一公里是清晰标定而无争议的。冷战时期,中国又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东方阵营,在中国周边或建立反华军事同盟,或制造矛盾离间中国与邻国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基本条件,就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政府为建立一个安全的周边,军事和外交两手兼备。上世纪50-60年代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除了帮助两个新生的友好邻邦站稳脚跟外,把敌对势力拒之于中国边界之外也是考量之一。外交上,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