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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翻译症可译性第三讲：翻译症可译性主要内容第一：翻译症1、症状2、根源3、如何克服第二：可译性1、英汉差异决定了翻译的限度2、语言的共性决定了可译性翻译症什么是翻译症(translationese; translationsyndrome)?翻译症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好的习惯或者不恰当的做法,主要特征是文笔拙劣，即翻译出来的东西不自然、不流畅、生硬或者晦涩难懂。
It was an old and ragged moon.He blurred the ink on the letter with his tears.Improve Your Study Habits参考译文A: 那是一弯又老又破的月亮。
B: 那是一弯下弦残月。
A: 他的眼泪把信上的墨水弄的模糊不清。
B: 他的眼泪把信上的字迹弄的模糊不清。
A: 改进你的学习习惯B: 改进你的学习方法C: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翻译症的主要?°症状?±1、词不搭配2、表达失误3、理解错误4、洋腔洋调5、白水翻译症状一：词不搭配 1When I told him what I had just done and why, his weathered face slowly changed?-A:我把刚才做的事告诉他并解释原因，他那饱经风霜的脸慢慢的变了。
B:我把刚才做的事告诉他并解释原因，他饱经风霜的脸上，脸色慢慢变了。
症状一：词不搭配 2And the body lay white and still beneath the pines.A: 这具尸体苍白而安静地躺在松树下。
B: 这具苍白的尸体静静地躺在松树下。
症状二：表达失误11) The old scientist is physically weak but mentally good.A: 老科学家身体虽弱，但思想健康。
B: 老科学家身体虽弱，但精神尚佳。
表达失误12) There is the bell; someone is at the door.A: 那里有个铃；有人在门口。
英汉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作者：程姝娴来源：《教育界·下旬》2013年第05期【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桥梁。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界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
随着人类对文化和翻译知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能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键词】英汉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早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评论界的兴盛，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
因而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学翻译学派，在译界也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之根植与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蓬勃而起。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过：“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
”翻译理论必须解决这个最原则的问题。
否则，一切翻译理论都无从谈起。
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译与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化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不断在向可译转化。
事实上，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十几年前，日本某游戏公司制作了一款名为《Enemy Zero》的游戏，此处的“Zero”便是隐喻，以比喻游戏中从头伴随至尾的“看不见的敌人”，对于此题目，香港的处理办法是照搬原文，不作翻译，而台湾则是商业化的将其乱译为“绝命凄杀”，不值一提。
只有大陆的某高人，先将“Enemy Zero”简化为“EO”，再以音译形，译为“异灵”，做到了形美、音美和神美的和谐统一。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可译论，因为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化和思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和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文化有时又不是完全可译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引言世界万物都是矛盾体的集合，可以说，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翻译中自然也不例外，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对矛盾。
在讨论这对矛盾之前，首先了解一下何为翻译?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 曾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
”( 谭载喜，1984) 。
从这定义来看，翻译是可行的，但是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概括起来就是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
坚持可译论的人认为，语言是人类在其居住的区域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的产物。
虽然世界人类因其居住的区域不同、发展进程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因而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类在思维认识等方面便产生了许多共性，使得各种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成为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和翻译的基础。
二、可译性乔治?斯坦纳(George Stainer) 在他著作《通天塔》(AFTER BABEL中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以下分析：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之一。
一个个国际组织纷纷成立，一个个独立国家先后诞生，一个个跨国公司不断涌现，给翻译赋予了政治上和商业上的重要性。
可以这样说：没有翻译就没有近二百个不同语言国家和睦相处的国际家庭。
这一客观现实已使“翻译不可能”观点的人无立足之地。
卡特福德也认为翻译的可译性有其理论依据：(1) 能超群认识所指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人类意识相通的基本的思维结构机制是同构，这个基本条件使操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语际转换，进行思想感情的相互传递。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方法都完全不同，这些绝大多数都无法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对等语。
如果在英汉互译中，有时无法将原语或源语（source language)翻译成译入语或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而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即称为“不可译性”。
它包括“语言上的不可译（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和“文化上的不可译（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英语属印欧语系,而汉语属汉藏语。
在这两种非亲属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结构上的语言手段显然不存在信息相通的渠道。
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所说, “当某一信息的表达形式是该信息所含意思的实质性成分时,需把这种意思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很困难,通常这种类型的意思是不可译的。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语音、字形及语言修辞等方面。
1、语音的不可译性从语音角度看:首先,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英语却是集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为一体。
其次,汉语是多声调语言,讲究平仄;而英语无声调,只有语调的升降之分。
正因为如此,将汉语中对仗工整的诗或对联译成英文,既要追求其意美、形美,又苛求其音美,实在是不可能。
现举翻译家翁显良的译作《春晓》来说明。
原诗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翁先生将此诗译为:“Late! ThisspringmorningasI awake Iknow, / All aroundmethebirdsarecry2ing, crying. / The stormlast night , I senseditsfury, / How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dearflowers. ”原诗主要写的是一点惜春的情绪,从翁老的译文来看,也确实传达了这种为花木担忧的惜春惜花之情,特别是后两句的翻译把原诗作者经风雨而替花愁的惜春情绪真实地传达出来。
第三部分汉译英的标准与可译度相关参考：语言之间的词汇空缺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给翻译造成很多困难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一、由于生活环境、经验的差异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二、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四、由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五、由于语言或非语言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词汇空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语言常常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现象。
人们生活、劳动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语言。
如果某一事物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里不存在，那么语言中就可能出现空缺。
比如在英国，竹子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植物，因此，语言中就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词汇。
汉语中的“笋”字只能译成“bamboo-shoot”（意即“竹芽”），甚至连bamboo这个词也是从外来语接引过去的。
又比如“salad”（色拉）这种凉拌蔬菜源于法国，英国人最先没有这道菜，语言中也不存在这个词，只好从法语中原封不动地移过来。
其次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出现相对的词汇空缺现象。
中国人把生孩子、娶媳妇、贺生日称为“红喜”，把死人的事称为“白喜”，语言中也有“红白喜事”的表示法。
对于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或佛教文化的欧美人来说，把死人也当成一大“喜事”，令人大惑不解。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一切也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
而在传统中，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爷。
“上帝”（God, Dieu, Gott）和“天老爷”所代表的东西不相同，含义也不一样。
特别是“上帝”这个概念，它具有较浓的基督色彩，是欧美文化的个性，虽然我们可以把英语的“My God!”译成“天哪！”把法语的“Dieu soit loue”译成“谢天谢地”，但反过来把汉语的“天”译成“God”或“Dieu”，有时就不很合适。
翻译古典文献时尤其如此。
再如，汉语和英语中都有“龙”的字眼，但“龙”在英语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怕的恶的象征，在汉语中则恰恰相反。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赵云龙刘慧玲翻译中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是常有的事。
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官的。
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城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迥异形成了讲言文字方面的隔腆性、冷僻性和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本文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谈谈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问题。
一、不可译性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
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
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入语言缺乏对等的表达形式。
一种语言用某一形式表达了语义场内的某一意义，同时表达了该形式的某些特征，而另一种语言又恰好缺乏相应的形式既能表达出该意义又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该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可译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原因。
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现象一般都是与语言文字形式相关的一些现象。
如下面的两句:1)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B: The letter B.2)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句中“road，broad，ma，mad”不仅起一般词形的形式作用，而且是作为内容出现的.句中“road”，“broad”和“B”都无法译成汉语.如当英语语言形式本身充当内容时.不可译现象就可能出现.此外，还有与语言父字的形式特点有关的不可译现象。
这类现象大多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达到某种修辞效果。
属于这类现象的有韵(尤其是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和某些实用意义等。
汉语中那些依赖语言音形义结构的修辞手法(如双关、拆词、仿词等)几乎都是不可译的。
文化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文化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文化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文化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有三：认知表达功能( cognitive and expressive function)；文化功能( culture function)和艺术功能( aesthetic function) 。
这三个语言功能是层层递进的，因而也就寓意了翻译过程中要跨越的三道坎。
通常认为，认知表达功能是可译的( general translatability) 。
因为它是一种可以指代的社会符号，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存在的事物、人类的共同情感，另一个民族语言中必定有它所对应的对等语。
人类的遗传方面、历史方面、情感方面、社会经济方面是共通的，这些普遍存在的对等语在哪一种语言当中都有其相对应的对等语。
承认这一点是翻译之所以存在、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性的理论基础。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Robert Burns 写的那首荡气回肠的A Red, Red Rose的其中一段：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a. the seas gang dry. 我漂亮的姑娘如此美丽, 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将永远爱你, 亲爱的, 直到海水干竭。
这其中的意像具有高度的可译性，在翻译语中，我们也可以完全的感受到诗人想要表达的那种不渝的爱情，其可译性可以归结为诗中所用的海水枯竭的形象，具有人类普遍经验、认识的基础上。
在讲不同语言人们的意识中有一个关于认知的同一系统，这一系统被称为同构。
它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基础。
语言的第二个功能：文化功能对于翻译来讲，就存在着相对可译性( relative translatability)这一障碍了。
著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 年曾给文化下了个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