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Victorian Age (1832---1901)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法战士上迅猛上升的时期。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势力范围迅速扩张。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英国，这似乎是现实世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也许是许多维多利亚文学作品的背景。从《简·爱》(Jane Eyre,1847)中女主人公意外地继承叔叔在马地拉给她流下的两万磅的遗产，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中失意后的匹普去埃及经营茶叶，到《名利场》(Vanity Fair,1848)中的利蓓卡第一次施展身手就勾引从印度回国的财主乔瑟夫，人们不难看出，当时去殖民地捞钱是本国人民公认有效的“生财之道”。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是一个能让人梦想“远大前程”的自信的年代。有的评论家，如斯坦纳(Steiner)，认为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像伊甸园，20世纪初的某些评论家则认为它像地狱。一般来说，为研究方便。维多利亚时期被文史家们分为三个阶段：维多利亚早期（1832~1848）、维多利亚中期（1848~1870）和维多利亚晚期（1970~1891）。维多利亚早期也常被称为“多事之秋”(A Time of Troubles)。经济上的繁荣并不能阻止阶级矛盾的产生。就在新兴资产阶级奇迹般地暴富起来时，劳动者却不得不在残酷的压迫下过着穷困的生活。这一时期反抗压迫、争取民主选举权的运动蓬勃发展，在“宪章派”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忠实反映，最有代表性的有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的《民主之歌》(The Songs of Democracy)。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837)和《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钱拜物教和市侩主义对人类道德的腐蚀，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在他早期的小说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反映了英国私有制社会的阴暗面。
维多利亚中期正好处于相对稳定的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天文、地理和生物学等学科的新成果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眼界。这一时期被称为“经济繁荣和宗教分歧的时期（Economic Prosperity 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提出的进化论打破了上帝造物的唯心史观，给传统信仰以猛烈的冲击，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并再次定位；英国国教的势力衰减，新教派林立，福音派吸引了大批小生产者，知识界的所谓“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或“高教派”(High Church)也激烈展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天主教势力的抬头。尽管勤奋和富有责任感仍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价值取向，但全社会都在经历着一场信仰危机。许多文人学者对英国状况深感忧虑。狄更斯等一大批作家继续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弊端进行批判。最激烈的一位莫过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他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1851~1853)预言了维多利亚工商业文明的毁灭，在《直到最后》(Unto the Last,1862)中对自由竟争的经济法则进行了无情攻击。较为客观的要数安索内·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的小说。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在他的著名论著《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9)中，反对对物质的迷信，提倡文化和精神价值。他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反思代表了一代有识之士面对新现实的焦虑和危机感。尽管这个时期存在许多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繁荣时期。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长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
维多利亚后期是大英帝国经理了由盛到衰过程的时期（Decay of Victorian Values）。一方面英国的霸主地位在受到美国和德国挑战的同时，英国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和海外扩张造成国内工农业的萧条和萎缩。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而且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纷纷瓦解，到90年代几乎彻底崩溃。历史学家杨格曾概括说：“当我们注视80年代在新思潮和和旧观念” 旋涡中挣扎，试图寻找一个立足点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茫然、不协调和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也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继斯威夫特之后最重要的讽刺家萨谬尔·巴特勒（Samuel Butlee,1835---1902）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小说《众生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中尖锐讽刺了维多利亚式家庭生活，特别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暴君似的父亲。如果说巴特勒的公开叛逆还不够成熟，那就留待唯美主义理论家和创始人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和他的追随者们解决了。他们宣布父辈们的追求都是无意义的，“我们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尽情享受美和短暂的时光。”90年代的艺术家们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世纪的尽头，常常做出一副“世纪末”姿态。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中表现出一种故做消沉、带者倦容的矫揉造作和对新的表现形式的追求，以吊起读者读腻了的胃口。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和麦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的散文以及恩斯特·道森的诗歌都反映出这些特点《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eild)的主人公大卫曾自己总结：“我一直是十分认真的。”45年后，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中把“认真”一词变成了一个双关语，一个颠覆了整个维多利亚早期价值观的玩笑。
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样化”(variety)，即多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实际上，多样化体现了维多利亚作家的独立性和对文学经验的渴望。面对不断扩大的读者群，作家们几乎都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进行写作，去把握和反映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时代。诗人们在继续使用一些传统的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实验新的、不同寻常的表现形式。最突出的莫过于叙事诗歌艺术的发展了。在小说有力的竞争面前，诗歌也开始寻求以韵文讲故事的新方法，追求史诗般的效果。像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的《公主》（The Princess）《摩德》（Maud），勃郎宁的《圆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就是长篇叙事诗的杰出代表。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丁尼生抒情、叙事技巧圆熟，勃郎宁尤其擅长用口语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倡导诗歌要重返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朴素纯真的“先拉菲尔派”诗人。其代表人物是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1828---1882）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些小说家兼诗人，如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也尝试用诗歌表达小说中的故事和情感。的《现代爱情》（Modern Love）堪称描绘破碎的婚姻和情人间对立情绪的经典。
维多利亚时期的散文也成就斐然.仅一长串散文家的名字就令刮目相看：卡莱尔,纽曼(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穆勒(John Start Mill,1806-1873),罗斯金，阿诺德,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和佩特等等.他们主要的作品,如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过去与现在》,纽曼的《自辩》(Apologia pro Vita sua ,1864)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1859),罗斯金《威尼斯之石》,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批评文集》(Esasays in Criticism,1865-1888),赫胥黎的《人在自然界的位置》（Evidenceas as to Man’s Place inn N ature ,1863）,佩特的《文艺复兴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Renaissance ,1873)等，都应其独具的风格与魅力被载入英国文学史册。佩特在《风格》(Style)一文中指出散文是一门特殊的，恰好适合现代世界的艺术，它更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混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散文家对这一世界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以不同风格在混乱中寻求秩序。卡莱尔在《论英雄》(On Heroes )中非常强调作家的责任，他的写作追求一种预言家的效果，而罗斯金更是事事都发表独到的见解，散文的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美学及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说理方式也各不相同。穆勒和赫胥黎依靠思路清晰的逻辑推理，模仿18世纪散文家崇尚的理智，明快当文风，不带浪漫主义感情色彩。卡莱额外任何罗斯金则更靠近17世纪的文风，他们的所谓的“复调风格”对读者的耳朵和眼睛都有一种感染力，以生动的综合效果打动读者的心弦。
维多利亚时代是个几乎人人读小说的时代。由于受清教道德标准的约束，在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文学作品种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容禁忌。维多里亚早，中期的小说家们在“大众读者口味的期待下，在中产阶级道德的禁锢和出版形式（分期连载）的限制下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在精神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许多评论家认为，从奥斯丁理性的嘲讽道斯各种浪漫情怀的历史透视，从勃朗特姐妹奔放地想象到盖斯凯尔忠视朴素的描摹，从狄更斯的夸张与象征到萨克雷，艾略特的心理分析，总之，从狄更斯到埃略特的一代小说家谱写了英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换言之，自从狄更斯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同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起，小说领域就新人辈出，争奇斗艳。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50年代萨克雷以其《名利场》向魅力加经久不衰的狄更斯提出挑战，60年代特罗洛普成描绘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现实的“肖像画大师”，70年代艾略特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1872)80年代《唯我主义者》(The Egoist,1879)的作者梅瑞狄斯和巴特勒开始受到广泛关注，90年代哈代的一系列富有悲剧色彩的“威塞克斯”小说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然，梅瑞狄斯，哈代和巴特勒生活在心就相替的转折时期，他们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上与维多利亚的小说家们相比，有很大不同，也有很大创新。梅瑞狄斯的小说以喜剧讽刺手法见长，是最先涉及婚外恋和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家之一。他还善于使用殿玉和隐喻，善于对于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巴特勒的小说偏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和家庭进行犀利的批评，他的《艾瑞璜》是一部讽刺社会传统的乌托邦小说，采取颠倒和夸张的讽刺手法，艾瑞璜这一名字就来自于“乌有乡”(NOWHERE)一次地倒写。哈代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宿命色彩”，实际上则表达了作家对工业化所造成喧嚣和丑恶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抗。他善于使用象征手法和心理
描写，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又表现了一个现代作家的艺术创新。他的小说揭露社会的伪善和不公，为小人物的灾难和不辛鸣冤，然而又透射出某种无奈和迷茫。
诚然，还有许多的小说家我们没有篇幅论及，但是，毋庸讳言，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小说大发展期，文学地繁荣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即人们对19世纪不断发展生活画面作出了热切的，积极的反应。维多利亚时期的戏剧，一般认为，求文学成就不能与同时期的诗歌，散文和修奥说相比。我们必须把剧本创作和剧院演出分开来看。维多利亚中时期伦敦的剧院多如牛毛，当时看戏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盛行，但是，在众多的剧作中几乎没有什么长久价值的作品，一般都流行于情节剧和传奇剧的形式，在观众中收获廉价的笑声和眼泪。直到90年代开始出现富有生气的剧作，即奥斯卡。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杰作。
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之所以伟大，首先在于它在于一个千变万化大的世界的艺术把握和真实反映。在这个时期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以琼斯为代表的“宪章派”诗歌，以狄更斯为邻袖的批评现实主义小说，以罗塞蒂位旗手的“先拉斐尔派”诗歌，以韦廉*莫里斯为代表的“乌托邦”小说，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小说和以王尔德为首的“唯美主义小说，它们都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