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私有化中国国企的真面目
曾飞
所谓的“国企改革”，已经被改革者和美国华尔街大亨炒得沸沸扬扬，成了最棘手可热的话题。西方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英美等资本老儿，如今死抓住中国的国企改革的话题不放，有如在破船沉没之际，垂死的船长和依附者死抓住一块烂船板不放的情景。一些迷糊的国人，在那些国企垄断暴利，国企工资特高的蛊惑之下，也咬牙切齿，随之呐喊，非把国企改革了，缩减了，分食了而后快。殊不知，自己毕竟不是美国垄断公司，也不是大权在握的高官极其“内人”，能够在分食国企唐僧肉的时候，分得一块。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企资产据为己有。如果真的缩减、分食、私有化了最后后的这些全民资产，到头来损失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强化的是官僚资本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实力。他们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创造出来的国企资产来加强自己所控制的生产资料，再用这些生产资料去奴役剥削中国的打工仔和科技劳动者，受损的只能是国人自己。因而，国人应当收回对国企改革的话语权，看清楚目前中国国企问题的真实面目，分清利与弊，重新建构全民资产（被称为“国企”的公企）的经营管理，造福国人。
2012年2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世行报告：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就高调唱说：“世界银行与一个中国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似乎只是缩减国企和商业化国企，并没有私有化国企的诉求。
2012年3月1日新京报，香港学者吴木銮也急忙抛出《世行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猛药”来得及时》一文，极力推销《世行报告》猛药：为市场经济建设着想，我国应该重新展开国企改革的讨论和相关政策修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银行的报告来得及时。……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量的国有企业获得各种机会，迅速扩张自我。……恰逢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调整机遇，大量国有企业跃上世界五百强企业。但国企复兴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降低国有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世界银行才会在此时提出改革的呼声。之前有位美国学者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开了药方。他认为，美国的混和型企业（私有和公有结合）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这些企业大多基于特定政策目标而成立，比如为低收入阶层解决房屋问题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模式。
而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模式，2008年7月19日华夏时报《房利美房地美两房危机给中国银行业敲响警钟》就已经警告说：在所有的美国房地产金融的教科书中，“两房”基本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是帮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获得住房，实现“美国梦”的重要支撑。它们拥有或担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一半以上的业务，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在美国次贷危机以前，“两房”债券曾被华尔街金融机构称作“准国债”。也正是这样两家以美国财政部为靠山，在美国住房按揭市场呼风唤雨的金融机构，其股价在经历了一周的腰斩之后，两公司的股价暴跌，并濒临破产边缘。……“两房
危机”已经向中国银行业及政府敲响了警钟，……。——可见“美国学者”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开药方的居心十分险恶。
美国政客或御用学者自身难保，为何有空来关怀中国国企之“顽症”？他们灾难当头，急于寻找生路，抓住吃定中国巨大的财富以救自己，还情有可原。香港学者吴某在繁荣的中国香港安然无恙，竟然也狗拿耗子为美国政客推销《世行报告》猛药？莫非自己也想从美国阻止那里捞一点唐僧肉吃吃？如果想吃自己同胞的血肉肥己，未免太缺德了。其实“大量国有企业跃上世界五百强企业”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巨型航母，造成了美国资本极其害怕的所谓“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才是华尔街最揪心的问题，于是最缺德的“猛药”——缩减国企，商业化国企也就应运而生。
更加缺德是，美国政客或“学者”把美国混和型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模式之类的毒药通过美国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世界银行推销给中国，与中国国务院的机构合谋，图谋在中国“改革”国企，“商业化”国企就更加缺德。世行行长佐利克上个月在芝加哥对经济学家发表讲话时说得很明白：“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打破垄断，让所有制多样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而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们相继拿中国国企说事，指责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危害了“公平竞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前在纽约说：美国希望政府在全球商务交往能够实现“竞争中立”，她发出警示说，国有企业进入全球市场“不仅仅为了获利”，也是在代表国家建立并运用其国家力量。美国国务院的最高经济事务官员霍马茨跟着直接点名中国。他在华盛顿对一批美国企业说：“中国模式（国家拥有企业）造成的贸易扭曲对美国公司不利，对美国就业和竞争力构成了直接威胁”。上个月在瑞士达沃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的“补贴和扭曲”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非常有害”。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在其国情咨文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美国贸易代表去年12月在国会说得更直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正日益可追踪溯源到中国的产业政策上，这些政策以可对贸易造成扭曲的政府行为来提振或保护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内产业”。与此相呼应，掌握话语权的中国精英也站到了前沿，吴晓波在FT中文网上明确提出“中国国企的去留问题”，说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绝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们都已经切身地感受到，控制重要资源以及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也成为中国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障碍。(来源：《世行唱垮国企，意欲为何？》)美国政客的这些张狂的活动表明，美国非常忌惮中国国企的迅速成长，把它视为对美国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因此严令他们在中国的代理势力无比彻底搞垮中国国企，以挽救自己的衰败。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改革者不顾一切地强行改革，遵从美国政客的“敦促”，高唱“救美国就是救自己”的战斗口号，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企垄断”开刀，承诺大量缩减国企，进行“商业化”，暗地里私有化。由此看来，最缺德的是美国政客刻意把自己染上的次贷危机“艾滋病”通过与中国改革者的亲吻传染给中国，以图一逞。
然而，美国政客最终解决中国国企的根本方法依然是“私有化”。《世行英文报告摘录以及翻译——赤裸裸的私有化》其中就有一段《世行报告》原文的译文，“私有化”就赫然出现在其间——“私有化是最好的商业化方法”，直接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