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的政治经济学
在美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媒体已成为影响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媒体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信息来源。《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三大广播公司（ABC、CBS、NBC）及FOX和CNN，都是美国政府官员关注的对象，而绝大多数官员的一天的工作也通常是从浏览这些报刊、观看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或浏览互联网上的新闻网站开始的。
另一方面，媒体还通过把精英们的意见、观点传达给政府的决策者而起到推动政策制定的作用。
对华盛顿的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每天早上出现的新闻和评论专栏的内容是他们一天所要谈论的话题。
而这也正是媒体大亨所希望看到的。《新共和》的国际版主编约瑟华•科伦兹克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科伦兹克认为，他们主要的读者，或者说他们主要想影响的人，就是政客、对政治有兴趣的学者和那些可能成为政客的人。他们的影响方式，就是他们杂志的风格：观念杂志（OpinionMagazine）。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观点杂志，比如《大西洋月刊》、《哈泼斯杂志》等等，都是不赚钱的。而在他们的发行人背后，通常都有一个大的集团来支撑他们，这些大集团用其他赚钱的行业来养着这些杂志，就是为了让这些杂志来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更主要的是，媒体还通过影响广大民众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并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在美国，媒体很少被列入国家顶尖级的产业或者金融组织的行列，但媒体巨头们却在美国顶尖领导者的座次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不是源于他们所控制的经济资源，而是由于他们所主宰的信息资源。他们的权力来自他们能够决定什么是“新闻”，来自他们能够阐释新闻，来自他们能够使广大的受众熟悉政治文化，来自他们能够提供说服、规劝大众的工具。
一言以蔽之，媒体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决定、设定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日程表。而这是其他行业组织所望尘莫及的。
电视节目对内政外交的影响
用电视为例来说明媒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很有意义。众所周知，在美国，电视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与报纸等平面媒体相比，电视具有其独特性，它有图像，能够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从而进一步影响观众的看法。在报导危机时，电视的威力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时属于危机一部分的问题和报道会被突出并易于被渲染，它所具有的连续性、戏剧性、即时性对受众情感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也正是由于电视新闻报道的视觉图像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得它成为了多数美国人获取信息和了解国内外事务的主要新闻媒介。
扩大参与者的范围是电视影响内外政策的第一种方式。基于自身的优势，电视以其透明性在客观上将许多非政策制定者卷入到对政策制定有影响的范畴内，从格林斯潘到恐怖份子，都通过对观众和各界人士眼球的吸引间接地影响到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而政策制定者也很清楚电视的强大影响力：在一次调查中，有81%的政府官员认为电视扩大了政策制定参与者的范围，有25%的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比媒体的影响力更大。
出于这种认识，政府官员往往非常重视那些活跃在屏幕上的人物的言行，在制订政策时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和暗示。在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逐渐学会了积极地去利用媒体。自从1972年以来，政府官员们并没有增加多少对大众传媒的信任，但却增加了很多时间关注媒体报道并与媒体打交道。资料显示，从1962年到1982年间，政府官员每周用在与媒体特别是电视打交道的时间增加了2.4倍。
不仅如此，他们学会了利用媒体的力量输出美国的政策，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加快政策制定和修正步伐是电视影响内外政策的第二种方式。在索马里发生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1993年，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在摩加迪沙上空遭击落，10多名美军士兵丧生。愤怒的当地人高喊着反美口号用绳子拖着一具美军尸体在街头示众，羞辱美国人。尽管五角大楼一再否认美军士兵阵亡并遭暴尸，但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保罗•沃特森却冒死拍下现场照片，随后，成百上千家报纸纷纷转载，美国各大电视网也倾力报道，美国民众震惊了，强烈抨击政府。克林顿迫于舆论压力被迫下令于1994年3月从索马里撤军。
这件事情突出显示了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它不仅对人的视觉有很大冲击力，对人的心灵也有极大的震撼力，再次验证了乔治•凯南提出的“CNN效应”。正如波士顿大学交流学院的约翰•舒尔兹所言，这种画面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的。
设定外交议程是电视影响政策的第三种方式。显而易见，电视能够把全球性的话题引入美国对外政策的议程中来，如环境保护、饥饿、难民、人权等问题。而使电视起到这一作用的，一方面是电视对全球问题的广泛关注，及其传播的迅捷；另一方面是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有新闻，也有影视等文化作品，而后者更具有持续而深入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现实是，媒体关注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关注，这也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性早已不是秘密，这一点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证明，媒体特别是电视的这种影响力是十分惊人的，用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的话说，“电视不再是反映现实，它就是现实。如果饥饿的索马里儿童上了电视，全世界都想为此做些什么。如果没上电视，他们就不存在，人们什么也不会去做。当世界上的媒体迫使人们干预索马里的事态时，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有着更大的混乱和更多的饥饿儿童。如今索马里的混乱还是那么糟，但是媒体走了——美国和联合国部队也走了。”
显而易见的是，各种新闻媒介所扮演的都是事实“过滤器”的角色，即使某些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多数新闻界的人士都承认，新闻报道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其结果就是对事实的扭曲，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消息来源和政府“看门狗”的美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提供“加工过的事实”，而正是这种“加工过的事实”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媒体通过影响舆论来影响政府
媒体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是非常之大的。据统计，美国人每天平均花21%的时间在工作上，31%的时间睡觉，48%的时间做其他，这其中78%的时间是花在传媒上，也即8小时52分钟。具体来说，看电视4小时9分钟，听广播（包括驾车时听）3小时，听音乐36分钟，看报28分钟，看书16分钟，看报\杂志14分钟，看录像7分钟，上影剧院看电影看戏2分钟。
有研究表明，65%的美国人每天靠电视了解新闻，就在这65%的人中，有许多人还阅读报刊杂志、收听广播、收到各种各样的简报和小册子（大部分是他们邮箱中不请自来的广告）。现在，他们还要与通讯家族中的最新成员打交道：电子邮件和交互视频。事实上，处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传媒国度，美国媒体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中，媒体就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用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泰德•格拉舍的话说，“新闻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新闻是有关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的东西。”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越战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在越南，媒体与军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和曝光过程中，越战的正义性开始得到质疑，约翰逊总统的声誉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如果说，在白宫里，约翰逊可以从容、精细地面对摄像头的话，在白宫之外，他却是越发感到无能为力了。从越南战场不断传来的不利消息，席卷全国的反战浪潮，都使他意识到，结束政治生涯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与约翰逊的命运相比，美国媒体却是收益颇丰，尤其是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电视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外交决策和国内政治对利益集团来说，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国内政治，是一个重要的实现政治利益的途径。正如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进程》中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新集团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争”，这其中，利益集团是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