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电气工程学院
班级：硕研— 16班
专业：精密仪器及机械
学号：S14080401003
姓名：王英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追求GNP的增长,在这种狭隘的经济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支配下,经济增长中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大经济观:在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巨大关联网络中,具体把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制衡。实现人的资源观、经济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铸,创新合理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机制,建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首先要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否则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无法解决。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动态制衡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进化发展的产物,离开了这一特定的环境,人类难以生存;人类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改造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能力大大增强,又将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等。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追求GNP的增长,以为只需把“经济馅饼”做大,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狭隘的经济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支配下,经济增长中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毫无顾忌地浪费资源,边生产边污染,将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这种被经济学中称为“外部性”效应的现象,实质上是以增大产品的资源环境成本为代价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是一种大经济观,一种新的经济理性。物质资料的生产必然带来一定的环境压力,在大经济观中环境压力的缓解、改善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动态中的制衡,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与大经济观相联系的是可持续的生产力观。有学者认为,在劳动对象中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力系统,即生态的经济结构,研究在一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包括地理、气候、土壤、资源等等)形成的人口分布、工农业布局、城乡结构、能源开发方式和能量利用的生物化学循环,生产活动和水、碳、氢等生命物质循环机制的关系,以及人类生产、科学、军事活动对人类、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生产工具是技术的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就是建立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研究各地区适宜的农业技术结构(农、林、牧、渔)和食物构成,工业技术结构(材料、动力、加工、传输),生产、流通、服务、信息行业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等等。上述两方面与劳动者结合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则反映社会经济形态)。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与稀缺相结合产生了价值,当今全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环境价值尤显重要。大经济观要求将环境资本归入物质生产的资本存量系统,将环境成本计产成本,把企业生产行为的价值放在环境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大体系内进行考察,扬弃了增长论经济学家把GNP视为衡量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的观点。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所遇到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在我国“后发”现代化的初期就已出现。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地形复杂的大国,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生产力水平和布局严重不平衡,虽说中国的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储量分布在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一线以北约占总量的94%,以南却只有6%;在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西为总量的89%,以东只有11%,所以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将长期存在。又如,我国属缺水国家,人均拥有水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全国水资源81%集
中分布在占全国耕地面积36%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我国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在黄淮海平原,分别以北京、石家庄、天津、沧州、德州和衡水为中心的六个地下水位下降地区,其中天津、沧州、德州和衡水的地下水漏斗相继衔接,整个下降区域面积达万余平方公里。全国500个城市中300个缺水,日缺水量1600万吨以上,每年因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近千亿元。农业因灌溉水不足每年减产250多万吨。大量的水能都集中在大西南的横断山脉地区,约占全部水能资源的50%~60%。日益脆弱的人口—资源关系,不仅削弱了中国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环境的破坏又成为限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地大物博”与“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呈逆向分布的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保护环境、创造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双重任务。1992年6月世界环发大会后,国务院即着手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它汇集了国务院52个部门和机构,涉及300多位专家两年的工作成果。一位学者指出,“在中国政府以往的纲领性文件中,还没有一个像《中国21世纪议程》这样把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并为此正视中国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和潜在危机。在这个议程中构筑的综合的、长期的、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以及相应的对策,实际是指向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和一个新的体制。”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21世纪议程,它生动地体现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大经济观。事实上,从70年代后期中国就在建设防护林体系、绿化荒山荒地、治理荒漠和水土流失、建立生物多样性体系、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可持续利用草地、治理“三废”排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上述种种,对于今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社会的矛盾这双重矛盾,表面上看,它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实质上则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实现人的资源观、经济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铸,创新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建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不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无法解决。
实现人的资源观、经济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铸。对我国环境状况,既不能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需要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观念的更新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新的“四观”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不是以排斥工业文明模式中的开放性、多样性、竞争性为代价(不然就成了向农业文明回归),而是在工业文明模式的转型中注入有序性、统一性、综合性因素,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体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体制。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深深地依赖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我们是以能源、资源、环境、人力、财力五大高投入为代价的,总体上经济发展还是粗放型的,质量不高。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后,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却出现了“经济行为政绩化”和“行政功能经济化”,为了追求“能写在纸面上的政绩”,产生了只顾局部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甚至是连本地方的利益也肯牺牲的“超短期行为。”各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趋同,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开发严重,资源和环境损耗巨大。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情条件决定了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比如我国台湾省经济崛起迅速,但污染严重,若根本治理需耗资4000亿美元,是其外汇储备的5倍。如何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轴心,设计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地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