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写给报考英语专业的同学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 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
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 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 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 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 g yields wisdom. ”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 A f 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
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邱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邱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 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 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是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十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的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 （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三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登一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 You’re a complex person. 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变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
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现在的考试，多半是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易于测词汇、语法知识，不容易测出语言运用能力。再加上写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没有口语考试，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很高，但语言运用能力却十分低下。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学习者：“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划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我劝学习者不要太在乎拿个什么证，那不过是中国的‘土粮票’，是自我安慰。中国加入WTO后，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
动笔之前，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以免愧对读者。但写完之后回头一看，不过是一本流水账。可见，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因此，以上文字，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还不如说是在重温自己的学习经历，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交往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
独眼将帅们的爱国典故故事 刘伯承元帅：挖眼手术不用麻药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周纯全上将：带眼伤上战场致失明 辽沈战役前，周纯全担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完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但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右眼最终失明，被战友们戏称为“周瞎子”。 李文清少将：从腿到眼7处伤痕 1932年2月，在鸡公洲十里铺战斗中，时任红3军19团3连连长的李文清左上背中弹在洪湖柳关四医院疗伤，伤未痊愈便归队参加反围剿战斗。在红3军19团与湖北军阀夏斗寅部在瓦庙集7天7夜的浴血激战中，李文清右眼被炮弹皮擦伤，简单包扎后，用左眼继续瞄准射击，指挥战斗。战役刚结束，又投入到与川军刘湘部的反围剿战斗中。李文清的眼伤因为战事频繁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右眼已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最要命的是眼伤引发的头疼，经常伴随着征战南北的李文清，令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至1945年8月，李文清任晋绥边区二军分区司令员时，右眼已完全失明，头疼加剧，还是在贺老总的关心下，他才住进医院治疗眼伤并做了眼球摘除手术。戎马一生的李文清从腿到眼全身上下7处伤痕，解放后被鉴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周九银少将：右眼负伤仍坚守火线 周九银参加红军后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等职。他作战勇敢，先后两次负伤。在瓦庙集战斗中，红3军与敌人鏖战7昼夜，包围了敌军两个旅，周九银奉命率一个加强排阻击敌人的援兵，他身先士卒，率部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右眼负伤，仍不离开火线，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周九银右眼负伤致残后，先后任红7
精心整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课讲稿 同志们：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这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要做好这次学习教育，就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风向标”意义，把这项活动作为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作为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政治任务来对待。 二、两学一做开展的背景 如今，在我们国家，要攀登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山头”只剩下最后几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也胜利在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跨越这样一个历史瓶颈，需要全体共产党人凝心聚力，坚持下去，不断地开展工作，引领和感召全国人民一起来“爬坡过坎”。这也就是中共中央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的大背景。 三、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有 四、两学一做的主要要求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增强针对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
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课讲稿 同志们：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这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是面向全体党员从集中性教育活动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今天，我在这里讲一次专题党课，我结合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我们干部队伍实际，谈谈自己对两学一做的认识和体会，跟大家交流、共勉。 一、深刻认识两学一做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 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为的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几年，中共中央从作风建设入手，一方面通过出台八项规定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巡视工作与“铁腕反腐”并举，目标直指我们党内的“关键少数”。已取得的成效，可以说是有目共睹。而如今开展的“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却是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的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的延伸。要做好这次学习教育，就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风向标”意义，把这项活动作为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作为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政治任务来对待。 二、两学一做开展的背景 如今，在我们国家，要攀登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山头”只剩下最后几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也胜利在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跨越这样一个历史瓶颈，需要全体共产党人凝心聚力，坚持下去，不断地开展工作，引领和感召全国人民一起来“爬坡过坎”。这也就是中共中央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的大背景。 三、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学党规党章，学系列讲话，这是每一个党员的“基础课”。按说，这应该是大家都学习过的，为什么这一次还要大张旗鼓地从头学起？这起码说明，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学得不扎实、做得不到位。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目前，我们党执政时所遇到的危机与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问题正是出在这里。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蔓延，我党就势必变为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一入此衙，则行踪难觅。倘若如此，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会蜕变成官民之间的一道巨大鸿沟，甚至还会激化出相互对立的危险。普通党员群体的理想信念缺失与党性修养下降。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平均16个中国人里就产生一名党员。这一庞大的群体本应是一个先锋队组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现实情况中，却充满了悖论。试想，目前有多少中共党员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信徒？又有多少人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真正体现出先进性，发挥了先锋队作用？ 四、两学一做的主要要求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增强针对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着力解决
第4章句法 I.Fill in the blanks. 1.IC is the short form of immediate_____used in the study of syntax.（北二外2003研） 【答案】constituent 【解析】直接成分分析法是一种句法分析方法。它指先把句子分析为直接成分——词组（或短语），再把这些直接成分依次切分，得到各自的直接成分，层层切分，直到最终 成分为止。 2.______refers to ties and connections which exist within texts.They are also called formal links between sentences and between clauses.（人大2007研） 【答案】Cohesion 【解析】衔接不是一个句法概念，它指文本中存在的一种意义上的联系或关系，也包括句子或分句之间存在的一种形式上的联系。 3.A______sentence contains two clauses joined by a linking word，such as“and”,“but”,“or”. 【答案】coordinate 【解析】并列从句是指一个句子由两个分句组成，这两个分句通常是由如but,and,or这些并列连词来连接的。
4.A clause that takes a subject and a finite verb,and at the same time stands structurally alone is known as a______clause. 【答案】finite 【解析】限定性从句通常有一个主语和一个限定性动词，且在结构上是独立的。 5.Syntactic movement is dictated by rules traditionally called_____rules,whose operation may change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a sentence. 【答案】transformational 【解析】句法移位是一种转换规则，指一个句子的任意成分从原来的位置移到另一个新位置。 它可能会引起句子句法的变化。 6.The level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that exists before movement takes place is commonly termed______structure. 【答案】deep 【解析】深层结构是指一个结构体的句法属性的抽象表述，即不同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深层结构一般指移位前的结构。 7.A______is a structurally independent unit that usually comprises a number of words to form a complete statement,question or command. 【答案】sentence 【解析】句子在结构上是一个独立的单位，通常包括许多词用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陈述，提问或者命令。
北外刘润清教授 寄语英语专业学生 我（刘润清）今天跟大家谈谈我在英语学习中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 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 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
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 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 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北外求学第二年】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
2016两学一做发言稿 习近平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中讲到，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认识、宗旨认识、执政认识、大局认识、责任认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对党员干部来说，学习《党章》是正己修身的终身必修课，《党章》作为党员干部的为政修身之本，不仅要把《党章》揣在胸口，还要自觉把《党章》置于心间，使其真正成为党员干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和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党员干部把《党章》置于心间，要在修己正身上求深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回首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在我们眼中的负面典范比比皆是，究其根本无一不是因为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讲规矩，不守纪律，信仰缺失，最终导致锒铛入狱。因此，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学好《党章》，熟知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常学常新，躬身践行，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侵蚀，始终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和自身形象的正派。只有这样，才能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做到一尘不染。同时，党员干部还要主动地思考问题，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增强实干争先的动力，切实担负起“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使命，主动投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工作中，推动各项工作走在前列，落到实处。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履行8项义务，同时享有8项权利，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具备6项基本条件，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这些，都是我们要牢记的基本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然而当前，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虽然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坚定了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但少数党员干部还有“四风”回潮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严不实的情况也并未彻底扫清。因此，把《党章》置于心间，党员干部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党章》为遵循，切实在工作中发挥
克拉申输入假说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2009-05-01 11:42:10) 标签：校园分类：英语 摘要：克拉申输入假说对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该假说的提出和验证，探讨其对中、小学英语教学产生的影响。 这么多人学英语，却这么多人学不好，如何提高中、小学英语教学质量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英语教育界。中、小学英语教育是基础，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大学的英语教学。在英语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的大学毕业生，到外资企业应聘，面试时招聘者用英语问了应聘者几个问题，他却不知如何回答，最后他向招聘者说：“我听不懂，不知如何回答，你能不能出几道选择题给我做？”其结果可想而知。无独有偶，笔者的一位同事曾抱怨，他在上英语课时因讲英语太多，捱学生告他的状。由此可见，我国英语教学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改变目前的状况，抓好中、小学英语基础教育是关键。本文试图通过对克拉申输入假说的提出和验证，探讨其对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启示，从而引起广大中、小学英语教师的重视，以便能运用该理论指导英语教学，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1、克拉申输入假说 克拉申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是第二语言习得的一种理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要算克拉申（S. D. Krashen）。克拉申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师，他从70年代初开始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并多次在他的著作及文章中阐述他的输入假说。克拉申认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信息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如果习得者现有水平为“i”，能促进他习得就是“i+1”的输入。根据克拉申的观点，这种“i+1”的输入并不需要人们故意地去提供，只要习得者能理解输入，而他又有足够的量时，就自动地提供了这种输入。按照输入假设，说话的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达到。[1][P122] 克拉申的理想输入应具备四个特点：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既有趣，又有关联（interesting and relevant）；非语法程序安排（not grammatically sequenced）和要有足够的量（i+1）。 可理解性，是指理解输入的语言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不可理解的输入对学习者无用，只是一种噪音。对初学者来说，输入那些不理解的语言等于浪费时间。 既有趣又有关联，指的是使语言输入对语言的习得有利，必须对它的意义进行加工，输入的语言材料越有趣，越有关联，学习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地习得语言。 非语法程序安排，指的是语言习得重要的是足够的可理解的输入，按语法程序安排的教学是不足的也是不必要的。 要有足够的输入量，指的是克拉申提出的i+1原理。[2][P9] 2.输入假说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克拉申在美国对外国移民第二语言习得进行多年的研究后，提出他的输入假说，然后在西
第10章认知语言学 10.1 复习笔记 本章要点: 1.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 2. Categorization and categories 范畴化与范畴 3.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概念隐喻与转喻 4. Iconic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象似性与语法化 常考考点： 认知语言学定义；范畴化与范畴定义分类等；概念隐喻与转喻的定义，层次分类；象似性的分类以及语法化等。 本章内容索引： I. Defini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I. Categorization and categories
1. Definition of categorization 2. The classical theory 3. The prototype theory 4. Levels of categorization III.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1. Conceptual metaphor 2. Conceptual metonymy IV. Iconicity 1. Iconicity of order 2. Iconicity of distance 3. Iconicity of complexity V. Grammaticalization I. Defini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定义) 【考点：名词解释】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natural language that focuses on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for organizing, processing, and conveying information. 认知语言学是一种研究自然语言的方法，集中研究语言组织，处理与传达信息的作用。 II. Categorization and categories (范畴化与范畴) 1. Definition of categorization and categories (定义)
美联英语提供：英语阅读：如何选择正确的英语课外阅读材料 小编给你一个美联英语官方试听课申请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a615373804.html,/?tid=16-73374-0我们常说的英语阅读就是读者利用相关的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去解读包含一定英语知识和非英语知识的阅读材料。英语知识是指读者英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篇章知识的总和，而非英语知识是指读者英语知识以外的背景知识，即直接或间接获取的知识经验的总和。 在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听说读写过程中，阅读能力的提高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是重中之重。诚如刘润清教授所总结的那样“正式的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一样，要想真正掌握一门外语，需要大量的阅读，有独立的思维过程和分析总结过程”。 课外阅读是高中英语教学的必要补充。高中英语大纲明确指出：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单纯通过教科书的课文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地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一定数量的课外读物。理由是：第一，现行的课文教学篇目少，篇幅短，不能保证充分的阅读活动;第二，精读教学担负着语言知识教学的任务，所以，课文生词和新的语言结构的密度大，不适用于流畅阅读的训练;第三，精读实际上综合训练，大量的时间用于为语言点的掌握而安排的听、说、读、写操练上，读的专门训练不够。因此，大纲的指出实际上对我们的外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更全面的要求。 我们的理解是，这里的课外阅读即泛读，让学生独立阅读，但又不是“放羊式”的阅读，而是在教师有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的课外阅读。因此，我们认为泛读既是阅读材料的问题，也是阅读方法的问题，老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给学生选择时应掌握以下原则：(1)思想性强,内容健康; (2)材料难易适合学生的实际水平; (3)题材涉及面广，材料新颖，具有趣味性; (4)文章体载多样化; (5)语言地道、规范。
CHAPTER 1 INTRODUCTION Definition : linguistics can be defined as the scientific or systematic study of language. It is always guided by the three cannons of science:exhaustiveness, consistency and economy.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versus traditional grammar: Scope Microlinguistics Phonetics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Macro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Neurolinguistics Stylistics Discourse analysi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Definition: Ding-Dong Theory: human speech developed from primitive man giving vocal expression to the objects he encountered. Sing-Song Theory: language developed from primitive ritual songs of praise. Pooh-Pooh Theory: language came from interjections, which express he speaker ’s emotions. Origins Yo-He-Ho Theory: language came from the cries uttered, during strain of work. Ta-Ta Theory : language came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certain gestures and tongues movements. Bow-Wow Theory: language came from imitation of animal cries and other sounds heard in nature. Design features Linguistics describes languages and does not lay down rules of correctness while traditional grammar emphasizes correctness. Linguists regard the spoken language as primary, not the written while traditional grammar emphasizes the priority of written language. Traditional grammar is based on Latin and it tries to impose the Latin categories and structures on other languages. Linguistics describes each language on its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arbitrary vocal symbols used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s a system---elements in it are not arranged and combined randomly, but according to some rules and principles. Language is arbitrary --- there is no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ord . pen) and the thing. what we write with).Language is vocal---the primary medium for all languages is sound. Language is used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it is human-specific, very different form Arbitrarines s: this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logical or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a particular sound and the meaning it is associated with. For example, English should use the sounds/d?g/ to refer to the animal dog, but Chinese should use “gou ” to refer to te same animal. A dog may be called a pig if the first man happens to name it as a “pig ”.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nds and their meaning is quite accidental. Of course, onomatopoetic words such as “quack-quack ” and “bang ” are exceptions, but words these are relatively few compared withe the total number of words in language. Duality: language operates on two levels of structure. At one level are elements which have no meaning in themselves but which combine to form units at another level which do have meaning. Productivity : productivity or creativity refers to man ’s linguistic ability which enables him to produce and understand an infinitely large number of sentences in our native language, including the sentences which were never heard before. Interchangeability : interchangeability or reciprocit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man can both produce and receive messages, and his roles as a speaker and a hearer can be exchanged at ease. 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is a property of language enabling people to talk about things remote either in space or in time. Specialization : specialization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man does not have a total physical involvement in the act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 language is culturally transmitted. It cannot be transmitted through heredity. A human being brought up in isolations simply doesn ’t acquire language, as is demonstrated by the studies of children brought up by animals without human contact. Animals transmit their cries simply from parent to child, while human baby doesn ’t speak any language at birth. What language a baby is going to speak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普通语言学 授课对象：全校硕士生 授课语言：汉语 授课时间：2010年春季学期周三下午16:00-18:00 授课地点：逸夫楼第三阶梯教室 课程组织：陈国华 课程秘书：谢娟（电话88816824） 课程内容与安排 课程参考书 George Yule (1996/2000). The Study of Language (语言研究).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考核方式 (1)每一次讲课最后留10分钟做一小测验，共15次，每次5分，共75分。 测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 (2)每人提交一篇课程论文，题目须选自每一讲所给的思考题，长度为5000 字左右，格式遵照《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论文格式手册》。提交日期 最迟不晚于第17周周五下午5:00，提交地点是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学生作业信箱。 论文成绩占总成绩的50%。
课程简介 1 什么是语言和语言学？ 首先介绍语言的定义。‘语言’一词有多个用法，如，指讲话行为；指某人的语言；指某种文体的语言；指某国的语言；泛指人类语言。由于对语言的认识还不很全面，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很难。到目前为止，能被许多人接受的定义是：‘语言是用于人类交际的一种任意的声音符号系统。’区别人类语言与动物的呼叫系统时，常用语言的设计特征。如：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语言即来自物种本能，也来自后天教养；语言具有任意性；语言有创造性；语言有位移性；语言有双重性；语言有系统性。 然后介绍什么是语言学。定义：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科学性有5条原则：系统性；客观性；前后一致性；语料充分性；简单明了等。语言学中的几个重要区分：描写性与规定性；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语言与言语；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形式与功能；语言的社会性与心理因素；语言的可变性与不变性。语言学有许多分支，其实就是研究语言的不同层次或语言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语言学还有许多流派，就是用不同的理论观点去观察语言。 推荐参考书 王德春（2001），《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思考题： (1) 讨论4条语言的设计特征，要用具体例子说明。 (2) 讨论4条语言学中的科学性原则，要用例子说明。 2 语言的起源与演化 语言起源部分从介绍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传说（包括《圣经·创世纪》里的相关传说）、猜测和理论（包括“汪汪理论”）入手，进而综述近30年来对语言起源的科学考察，包括古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人体解剖学的相关研究，论证语言的起源与人类起源的同步性。 语言演化部分介绍语言谱系的发现和语言的进化，包括语言的演变和语法化。语言的演变从语言的区域变异、社会变异和历时变异这三方面加以介绍。 推荐参考书 Jean Aitchison (2000/2002). 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言语的萌发：语言起源与进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思考题 (1)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与语言起源是否相容？“汪汪理论”和“语言的图标性（iconicity，又称“相似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语言的起源？ (2) 语言演变的动因是什么？有什么规律可循？ (3) 什么是语法化？语法化是否有方向性？ 3 语言、文化与认知 本讲从介绍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入手，侧重探索语言与民族文化和认知的关系，涉及民族学、语言类型学和跨文化交际。本讲以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实例论证语言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人类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各语言有许多共同
下文的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寄语所有英语专业的朋友。静下心来，看完本文，尤其注意大学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几年时光中，刘润清教授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的。诚然，刘教授当年经历的教学法、师资、学习环境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但不变的是学习英语的过程，若想追寻的大师的足迹，必须抛却浮躁，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条漫长的学习道路（当然，对于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no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
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
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与民族整合 戴曼纯刘润清 【内容提要】由于历史原因及政治因素,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语言政策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为民族整合服务。语言法照顾到人们的语言能力和兴趣,调动了不同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权利再分配的作用;对入籍者提出语言要求很好地表达了民族标准。这些国家的语言政策在政治和外交上都蕴含着丰富的启示。 【关键词】波罗的海国家语言政策民族整合 【作者简介】戴曼纯,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刘润清,1939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一引言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20世纪经历了至少六次大的语言政策变化:(1)沙皇时期严重的俄语化及随后短暂的自由化;(2)第一次独立后重申民族语言地位;(3)1940~1941年苏联统治第一阶段的俄语 化;(4)1941~1944年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强制推行德语;(5)1944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期间回归“社会主义语言平等”的俄语化;(6)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后将民族语言确立为唯一的国语[1]。20世纪的波罗的海国家几乎成了语言政策的试验场,民族语言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威胁。 波罗的海国家与原苏联、现今的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20世纪初同为沙皇帝国的行省,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混局中争取独立,此后在1940年进入原苏联的版图,在1991苏联解体变革中又重获独立。三国在20
世纪的历史基本相同或极其相似。它们的语言渊源略有不同,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是印欧语的近亲;与斯拉夫语系、日耳曼语系不同,爱沙尼亚语则是芬兰-乌戈尔语的一支。不过,三种语言都使用拉丁文字,立陶宛语据称是保存最完善的古印欧语之一。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是硕果仅存的现代波罗的语言(另一最大的波罗的语言普鲁士语,18世纪末期已经消亡),虽然它们在斯拉夫语及日耳曼语环境包围中生存下来,但是后两种语言对其词汇和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语言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语言环境和语言接触。 原苏联时期,其他共和国的一些民众迁徙进入波罗的海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爱沙尼亚的原住民族由战前的88%降低至1989年的61.3%,拉脱维亚从77%降至52%,立陶宛变化不大,由80.6%降至79.6%。 人口变化必然带来语言使用者群体结构的变化,本地人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开始学习俄语,少部分俄语移民开始学习本地语言[2]。俄语成为该地原苏联时期的主要语言。当地开设俄文学校,非本地共和国语言使用者的子女只好在俄文学校和共和国语言学校就读,但是通常会倾向于前者。 俄文学校不教授当地语言,而俄语是当地语言学校的必修课,这就导致了一边倒的双语制[3]。当地人不得不掌握俄语,比如在爱沙尼亚,俄语成了工作场所和行政机构使用的语言。有政策规定要求人们在提交学位论文时使用俄语;俄语甚至成了获得职业资质或入党资格的条件;俄语在银行、统计、机场、采矿、能源、军事、国家计划、克格勃等许多行业或机构取代了当地语言。 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国家重新独立。从语言和政治角度讲,三国开始重建其社会格局,原有的少数民族通过政治主权的变化转变为语言多数民族[4]。
艰苦的科研历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润清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题目为“外语中的实证研究”。我写“漫长的学习道路”后，感到余言未尽；学习写了，科研还没写，于是又写了“艰苦的科研历程”，成为“漫长的学习道路”的姊妹篇。但是，我不好意思都让《外国语》给我发表，于是就投到《外语与外语教学》那里去了。发表时题目改为“谈外语的实证研究”，这次收录时又改为“艰苦的科研历程”。这里记载的，与其说是我自己的体会，不如说是许国璋、王佐良等前辈的关于科研的教导，也是北外多年来形成的重视科研的伟大传统。] 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取决于其教师的科研水平。一位优秀的大学教师能够把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从事教学活动是有益的，因为教学给他以灵感，让他发现课题，验证理论或开展实验。而科研活动又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前沿性及时代感。一定量的科研活动能使教师保持对教学的高度兴趣，这样，他就不会有“教书匠”的感觉。科研使教师在学术上永葆青春。 然而，教师在业余时间搞科研有不少困难。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料，没有机会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懂行的老师指导你，你自己又没有兴趣，决心和适当的科研方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你有没有兴趣和吃苦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其他条件都可以争取或创造。 从1980年写第一篇文章起，我的科研历史已经有23年了。这段科研历程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坎坷的，但同时也是给人教益的，令人欣慰的。 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名师指点至关重要。1980年，通过许国璋先生，我结识了赵世开先生。赵先生当时在《动态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当时在读许老的语言学研究生，就把他刚刚得到的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美国著名的法位学理论的创始人）的《语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一书转给我，让我写篇评介。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来就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写出一篇像样的评介文章发表了。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首先是老师选题选得好。赵世开先生知道，那时，法位学理论在中国还不曾有人介绍过，但在美国已经出了不少书和文章。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与派克先生取得了联系，很快，他就来信表示希望来中国讲学。我把邀请派克先生的报告打上去，王佐良先生立刻就批准了。就这样，派克先生就来北外讲学了。派克先生的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调查生疏语言有一套高超的技术，这是传教士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训练使然。一是他有办法准确地记录下生疏语言的发音。如，他让我们用中文说“我有一个苹果”，几遍之后，他就可以准确地重复出来。二是他有一套调查语法系统的方法。如，他让我们说“我打他”、“他打我”、“我有两个苹果”、“我有三个苹果”等，他就知道了中文宾语不变化，多数不变化的规律。派克先生知道我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并提出与他见面的想法。我陪他去见王力时，这两个大学者交流起来，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他们二人关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谈话，也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与派克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懂得，在语言学的探索中，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我又写出好几篇关于法位学理论的文章。赵世开先生的指点不仅让我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引导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碰巧成了第一个把法位学语法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