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不仁与仁”的统一对践行和谐发展观的意义
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公共服务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重新拾起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道德经》中“不仁与仁”的话题与和谐发展观有重要联系，在当前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将“不仁与仁”思想统一看待，对国民培养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构筑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标签：老子；不仁即仁；二位统一
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公共服务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多数学者认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为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重新拾起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世纪初提出的和谐发展观认为：个人发展以他人和过去的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为自我的贡献与自我价值实现为标志。从“不仁与仁”的视角来看，和谐发展观实际在传达一种不仁向仁的转向，倡导民众放弃对虚无自我价值的追逐，转向到对他人施仁，对社会有贡献的崇高价值追求上。
一、不仁与仁
《道德经》中论述“不仁与仁”的章节仅有第五章一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历代文人对“不仁”、“刍狗”等词句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存在争议。三国王弼在《道德真经注》中提及：“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北宋梁迥在《道德真经集注》收录了唐明皇的注解“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北宋苏辙《道德真经注》中认为“天地无私，而听万物之自然。故万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南宋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中提及了王安石父子的观点：“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仁也。惟其爱，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盛之以箧函，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近代学者胡适在《中国哲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认为“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
综上，对仁与不仁的分歧在几个方面：（1）仁是无为，不仁是因天地无为存在，便到了仁的境界，也就没有讨论仁不仁的必要（王弼）；（2）仁是仁恩，不仁是不为仁恩也（唐明皇）；（3）仁是无私或者仁爱，不仁是因天地不曾承担作用，也即一切与天地无关，故不仁并非说天地不仁爱或无私（即不是否定爱或无私），只是表达天地的仁爱与否同人无关（苏辙、王安石父子）；（4）天地的仁或不仁是人为赋予的，或许根本不存在（胡适）。
以上不论何种解释，似乎仁的意义总是美好接近于善，也即仁偏向于慈爱和
美善。不仁不是非仁，不是对仁的否定，只是说明一种状态，尚未到达仁或者与仁无关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处于仁的对立面。基于此，有此假设：如果天地缺乏仁，没有做到仁，就会将万物当作是供奉自己的贡品（即玩物），随意支配、享用甚至“愚弄”。圣人（当权者）缺乏仁，不仁时，就会将民众当成刍狗。此假设有一定的偏颇，但仍有借鉴意义。以史为鉴，被视为有仁的明主通常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常施仁政；而残暴乖戾的暴君则施行苛政，陷百姓于水火之中。
老子如何得出“天地将万物当成刍狗”的论断呢？古人生产力低下，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概念，所以看到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后，便产生了对生存无奈的感叹，抑或是对自然“顺天命”的豁达，但不论如何，人与天地自然相比，只能逆来顺受，别无他法，所以在天地面前，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承认，本身就像是刍狗一样。因此有智慧的老子，勇敢地承认了“自我像刍狗”的论断。因此所谓“仁或不仁”的论断实际是指“天地不仁或仁，不论你认为它仁或不仁，它依然高高在上”。天地不需功利，天地无思想，无思想便无法衍生出人的情感与知觉，更不能将万物做刍狗。天地不言不语，也无法言语，只能通过先知与之沟通，即使沟通也是单向联络，所以“仁或不仁”是在借助着天地的名义，为了某种目的的“勾当”，可能是劝诫人们向仁善，抑或预示人生运行规律，抑或是为了宣扬个人的学说。
二、不仁即仁的二位统一
圣人的仁或不仁又该如何解释呢？在皇权社会或者现在的法制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长久存在。与之相应的则是强势群体，高居上位的“贵族”或“当权者”。对于圣人来说，百姓像刍狗，是因圣人的精神状态已脱离人道，没有七情六欲、诸多烦恼，也即处于天地的境界，故此将百姓等同于刍狗也无可厚非。而《辞源》中对“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中的“不仁”释成“残暴，残忍”[2]。钱钟书先生也认为：“圣人不仁，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3]尽管钱先生的论断有争议的地方，却有借鉴意义。如自孔圣人之后，为追求入圣的当权者大多误会了老子“圣人不仁”论断的内涵，为了成为“圣人”，希望百姓将他称为“圣人”，错误地按照老子的标准，简单地推理，即“将百姓当作刍狗”，便可成为“圣人”。但老子的初衷只是希望当权者像天地一样、圣人一样，被民众所敬畏，而当权者毕竟是人不是天地，故综观史志，除了三皇五帝，在无一当权者得“圣人”的殊荣，由此可见钱先生的论断确实有过人之处。
也有学者提出将“圣人不仁”的“不仁”释成“至仁”，并提出“刍狗”在传递一种轻视之意[4]。认为圣人像天地一样对万物众生一视同仁，它不偏爱某物而使其生，却不使其死，即本身是一种轻视的状态[5]。但如果将“不仁”等同于“非仁”，则此释意也有可取之处，是较为接近《道德经》整体传达出的辩证统一的精神内涵。然而毕竟“不仁”与“非仁”有所不同，“不仁”是指尚未到达仁的状态，而“非仁”，则是否定，完全地否定仁。因此对于圣人不仁的解释，应该是“不仁即仁”，当刍狗就是不要当，引导人们走向“入圣”，走向“仁”，“不仁与仁”是二位一体的统一体，像阴与阳、长与短，仅仅是状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本质并未有区别，更没有相互对立和否定。三、不仁即仁的现实意义
配合不仁与仁的论断，老子又提出，“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如守中。”其意是，就算装得很满的东西，假若是静止的状态，也不易流出，相反就算是尚未装满的东西，假若在运动中，也是容易洒出来的。多闻数穷，“数”通假为“术”，“多闻”是对百姓而言，“术穷”是对当权者而言的，为何多闻数穷，这与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有着重要关系，在第三章中，他明确提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因此，多闻数穷，同“虚其心，弱其志”是同一个执政主张，即强调“愚化百姓”的仁政。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或许对管理社会、治理国家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方法，但也不可否认这一观点也诱使当权者走入“鱼肉百姓”的歧途。而这也只是历史发展的误会和必然，从学术层面来说，老子提出的“仁政”是有前提的，即他的执政主张和观点的基点都是对圣人而言的。只是历史上后来的当权者正像钱先生所说，“也是人，也有人心，因此难以入圣”，故造成了历史的误会。那么，在当今倡导和谐发展观，推行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浪潮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老子提出的“不仁与仁”，又该如何看待其提出的“仁政”呢？
首先，直面自己的本心，看轻看淡甚至摒弃个人所谓的面子、功利、名誉、财富等虚无的诱惑，坚决践行和谐发展观，心存仁爱，心存他人，心存社会，志存高远，把一切精力放在对社会发展、与人有利的事业上来，努力进取，积极奋斗。以平常心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逐渐从对物质消费转向对精神食粮满足之上。
其次，心存敬畏，敬天爱人，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敢于像老子一样承认“自我刍狗”，看到个人能力的有限，保护生态。正如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敬天爱人，坚持和谐发展，注重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全社会齐心合力，节约资源，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最后，对《道德经》等传统典籍的研读，“仁或不仁，仁政，无为而治”等观点的理解，应以评判继承的眼光，这也是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每个文化研究者应该秉持的职业底线和职业操守。“不如守中”是影响中国人至深的观点，中华民族是善于忍耐的优秀民族，我们的百姓是最能忍，也是最勤劳、质朴、善良的。只要让百姓有口饭吃，有家可居，百姓便很满足了，但我们也应该反思，假如真的这样下去，一切都是好的吗？应该辩证地看，一味的守中是没有用的。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今，只有倡导和践行辩证统一的和谐发展观，辩证地“守中”，才能逐渐培养起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远离“道德冷漠”，远离各种“诱惑”，实现自我的升华与社会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老子注[M].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共同出版，1988.
[2]辞源[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