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茶道与日本茶道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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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茶道与日本茶道的比较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放吸收的民族。许多外来文化一旦移植到日本本土,经过整合、扬弃,使之更符合其国情之后,往往便会打上“大和民族”印记,成为日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茶道也是如此。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后,它已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在世界茶文化领域中享有相当的声誉。
将工夫茶道与日本茶道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其目的在于增进了解、促进茶文化的交流,而不是为了对两者进行扬抑、褒贬。
茶艺之差别
日本茶道是“末茶”道,工夫茶则是“瀹茶”道,其时代反差极大。
唐宋时代,许多到中国求学的日本僧人,如最澄、空海、荣西等先后把中国的种茶、制茶、烹茶方法带回日本。由于当时中国仍处在“末茶时代”,所以日本茶道至今仍饮用末茶。
其操作方法是:“茶娘把开水倒入一个灰白色的粗糙大碗里,用一根棒子(茶筅)搅拌,碗里浮起了春天里松针一样翠的绿色末,上面则浮着细细的泡沫。”(林清玄《抹茶的美学》)显而易见,他们采用的仍是宋代的点茶法。
品饮环境的差别
日本茶道有专用茶室,茶室前有一个茅屋形式的“山门”,入门后是一小庭园,步过花径即达茶室。室门偏矮,成人入屋一般都要低头弯腰,以示恭敬。茶室中只有:地上的炉子,炉上的铁壶,一支夹炭的火钳,一幅简单的字画,一瓶造型奇逸的插花,此外再无摆设。茶室中不能高声说话,更不能谈笑喧哗。总之,它所要求的,是“清、寂”的气氛。
如此严肃、拘谨的环境,比起工夫茶的随遇而安,应时而设;可厅可房、可立可坐,可动可静,可唱可歌......正成鲜明对照。
品饮观念的差别
日本茶道形成之始,便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由宋代中国高僧佛果勒禅师书写的“茶禅一味”的条幅,颇能代表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
十五世纪奈良僧人珠光首创茶道,初名“茶之汤”,这与中国禅寺的“茶汤会”可谓一脉相承。其后,珠光的第三代弟子千利休(1521—1591)又创立了“陀茶道”。他根据《法华经.信解品》“犹外门外,止宿草庵”的启示,提出了“茶道的真谛在于草庵”的主张,并在禅院主房外搭建庵式的小茶室,这一形式遂流传至今。
千利休生活在一个群雄争霸、战乱不休的时代,他希望通过茶道营造一种和平、礼敬、清醒、寂静的环境,使人们随时反省、自律,以期消弥纷争。这种禅宗式的苦修,需要的是苦寂,惟有苦寂方能求得精神的解脱,因而非但诗词、音乐、花鸟等,连多余的言语都与这一宗旨不相适宜。而相应的礼仪却十分刻
板繁复。
体验茶道的人进入茶室时,推门、跪坐、寒暄有一定的礼节;主人煎水、冲茶、献茶有一定规范;其它如擦碗、接物、品茶、说话等也有细致的程序和规矩。可以这样说,日本茶道讲究的是内在的精神修养,追求的是极度专注、宁静、肃穆的气氛和情绪,使人进入一种类似“禅定”的奇特境界。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美学宗教”。
工夫茶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化的品饮艺术。饮工夫茶,是生理卫生的需要,它“喝”茶,但又不以解渴为唯一的目的,而是艺术化的品饮;它也包涵理趣,但更多的是生活情趣;它讲究烹茶的技艺、程序,但又不是为形式而形式,面是通过形式去更加充分地发挥茶的物质功能和品茶过程中的精神功能,从而使人得到感性和理性的愉悦和享受。
日本茶道有“和、敬、清、寂”四规;工夫茶道则是“和、敬、精、乐”而且它不应称为“四规”,面应称为“四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