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的起源
多元系统理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提出，然而其源头却可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形式主义对多元系统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形式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概念，形式主义认为，系统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其构成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Baker， 2005: 176)。形式主义者给文学研究带来革新，提出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次序、分等级的结构，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他们看重的不是元素本身，而是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形式主义概念中，文学革命的推动力是用陌生的取代熟悉的，用新鲜的取代传统的那股持续力量。”
在形式主义思想中，Yury Tynjanov 的思想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关系最为密切。Tynjanov是将文学视为“系统”的第一人。他认为一个“文学事实”是一个相对的实体。他声称“一个‘文学作品’、一种‘文体’、一个‘时期’、一种‘文学’、或者‘文学’本身，都代表了各种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在与其它元素构成的网络中获得自身价值”。他还提出了“中心/边缘对立”的概念，这一概念后被Even-Zohar采用。
多元系统理论的重要概念以Tynjanov和其他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为起点，Even-Zohar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启了他自己的系统方法。当时他的直接目标是解决与翻译理论以及希伯来文学的历史结构相关的问题。他在这些领域对形式主义概念的运用最终导致了“多元系统理论”的诞生。根据Even-Zohar的观点，“多元系统”指异质的、分等级的多个系统的聚合，各个系统相互作用，整个多元系统维持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发展状态。在这种模式中，有三组对立：（1）“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和“非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的对立，类似于“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的对立。“经典化”的或“高级”的形式指“被一个文化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即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Even-Zohar， 1990b:15)“非经典化”的或“低级”的形式指“被那个阶层视为不合正统的规范和作品，其产品通常最终被社会遗忘（除非其地位有所改变）”。对Even-Zohar而言，正统性并非文本固有的特征，而是个人、集体和组织赋予文本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可能发生改变。在一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在其它领域不一定占主导地位。
（2）系统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阐述这组对立前有必要了解“形式库”这个术语。在Even-Zohar的定义中，“形式库”是“支配文本制作的一切规律和元素（可能是单个的元素或者整体的模式）” (1990b: 17)。在Even-Zohar 眼中，“中心”等同于最权威的经典化形式库，比“边缘”强大，且更有条理。（3）“一级”活动和“二级”活动的对立，“一级”意味着“革新”，而“二级”意味着“保守”。这组对立会制造冲突，导致变化的产生，给模式注入动态的、历时的因素。“一级”活动导致“形式库的积累和重建”，而“二级”活动首先会带来稳定但最终会造成僵化和无效。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构成一个多元系统的各等级成分为获取主导地位相互竞争，这就是文学系统进化的原因。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经典化的”形式试图维持它们的中心地位，而其它“非经典化的”形式试图篡夺前者的主导地位。Even-Zohar认为：通常情况下翻译文学是一种“非经典化的”形式，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从边缘移至中心：“(a) 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形，即一种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b)（在由大量相关文学构成的大多元系统中）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或两者皆然；(c)一种文学中有转折点、危
机或真空出现。”
第一种情况下，新兴文学最初会从古老文学中寻求各种现成的文本类型，翻译文学因此成为最重要的系统之一。第二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一个弱国的文学被一个强国的文学的光芒遮盖时。在最后一种情况中，更古老的、基础更坚固的模式变得难以获得，留下一个真空地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注入新观念，填充真空。Even-Zohar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占据的地位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在以上三种情况中，译者最有可能采取异化策略，为本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而在其它情况下，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维持传统的或者甚至是过时的模式。一个时代的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有相同的取向，对此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给与了适当解释。
多元系统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在维护翻译文学的地位方面发挥着有效作用。它为翻译研究开辟出一条描述性的、动态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受到广泛赞誉。它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它建议我们将翻译视为更为普遍的系统内转化现象中的一个特例，这拓展了我们进行翻译研究的背景。
（2）传统翻译理论总是围绕目标文本是否和原文对等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多元系统理论将我们从中解放出来。翻译学者现在可以把焦点转移到目标文本上，目标文本被看成是目标多元系统中一个独立的实体。译文不再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普通翻译程序的体现，翻译程序受到目标多元系统中各种条件的制约。（3）一旦我们意识到，目标文本不仅仅只是从现成的语言选项中选出的产品，更是受到各种系统限制（不仅有语言结构本身的限制，而且包括文体和文学品位方面的限制）的产品，多元系统理论就能在更广阔的背景（即系统内转化的背景）下为我们解释各种翻译现象。(Baker， 2005: 178)
自从多元系统理论被提出以来，它激起了广大翻译学者的极大兴趣。一些学者对 Even-Zohar的理论进行补充，使之达到新的高度。例如，受Even-Zohar 影响，Gideon Toury在他的著作《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提出一种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该方法论是非规定性的，它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规范”，试图探索
翻译中的普遍规律，强调用描述性的范畴确定翻译模式(Toury，2004: 1-5)。Toury的研究是对Even-Zohar多元系统理论最重要的延伸。当代翻译学界著名的“操纵”学派的产生也与多元系统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其中的代表人物，英国翻译理论家Hermans把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也是对多元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他使人们将翻译视为对原文文本的“操纵”。另一代表人物，美国翻译学家Lefevere把翻译研究与权力和思想意识等结合起来，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大陆，多元系统理论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直到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多元系统研究专辑，多元系统理论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中国学者高度赞赏多元系统理论。2002年第4期的《中国翻译》上译者张南峰教授认为该理论“由于强调历史和文化因素的研究，因而提高了翻译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同时也把译本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带到了与其它各种文本平等的位置”(2001: 66)，其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使得翻译研究取得学科地位并进入学术研究系统的中心位置(2001: 67)。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谢天振“用丰富的例证证明了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有效性，最后指出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