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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简单说就是民间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长久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的总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民间生活、文化模式。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构成人类的、民族的文
化史和文化学的一种重要因素”［１］。
民俗的内
容丰富而繁杂，包括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人际关系、宗教信仰、工艺技术、游戏娱乐、巫术禁忌等各个方面。
语言和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态文化形态，语言中积淀着大量民俗文化信息，民俗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民俗学者陶立
说过：“各民族的
民俗事象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所以它
始终离不开语言
［
２］。
”
民俗语言又叫“民间语言”，也有学者称为“语言民俗”，是指广大民众口头传承的，具有浓厚民俗文化特色的俗语和套话。
民俗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既是一种民俗事象，同时又是其他民俗事象的载体。
民俗语言包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称谓语、流行语、吉利语、委婉语、俏皮话、招呼语和在特殊场合或仪式中使用的行话、黑话、隐语、咒语、禁忌语、祷词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逐渐积累和总结出来的，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和自然情感的流露，是值得我们后代珍视和继承的智慧结晶。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民俗语言
与民俗解说
王
端
（大连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２）
［摘要］民俗语言又叫“民间语言”，是指广大民众口头传承的，具有浓厚民俗文化特色的俗语和套话。
民俗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既是一种民俗事象，同时又是其他民俗事象的载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民俗语言往往容易成为交际障碍，影响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
对外汉语教学中，民俗解说是帮助留学生跨越交际障碍，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
民俗解说要充分考虑留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不同学习阶段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民俗解说还要从当代生活中的民俗现象出发，兼顾历史变迁和地域差异。
对外汉语教师只有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饱满的热情、开放的胸怀，才能实现课堂教学中语言与民俗的融会贯通。
［关键词］民俗语言；跨文化交际；对外汉语教学；障碍［中图分类号］Ｇ６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７７２５（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１７－０５
【大学文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王端（１９７４－），女，辽宁抚顺人，讲师，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民俗语言与民俗解说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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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语言承载着深厚的民俗
文化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语言背后
隐含着不同的民俗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民
俗语言往往容易成为交际障碍，影响着人与
人的沟通与交流。
这种交际障碍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对外汉语教学，顾名
思义，是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它是一种跨文
化的语言教学活动，学习者不仅要学习汉语
本身，还要面对汉语语境下的各种民俗文化。
这种特定的民俗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氛围，又
是一种生活模式，长期浸染其中的人已经习
惯成自然，不自觉地按其行事，而对于一个从
未置身其中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则是一种与
自己的母语文化截然不同的，带有神秘性和
未知性的崭新内容。
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
或者一接触汉语言文字，就开始面对各种民
俗语言，进而产生各种疑问和困惑，并在努力
找寻答案的过程中，实现对民俗语言的理解
和对民俗文化的认同。
一位初到中国的留学生，面对周围人的热
情招呼，更多的是不知所措和无法理解，“出
去啊？”、“去哪儿啊？”、“才回来啊？”……
对他来说，这些问题都有些不可思议：“既然
你知道我要出去，为什么还要问我？我去哪
儿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回来的
时间并不晚，你怎么还这样说？”回答起来当
然更要费一番脑筋。
其实这只是熟人之间见
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结合对方要做或正在
做的事情进行问候，表示对对方的关心，让人
觉得亲切。
听话人只要笼统地回答一句“出
去”、“是啊”等等就算是礼貌地回应了问
候。
还有的留学生学了招呼语“吃饭了吗？”，
就不分时间和场合随处使用，结果闹出许多
笑话来。
这些都是初学汉语者只学会了语言
本身而不了解语言背后的民俗文化涵义造成
的。
在汉语词汇中，有相当多的看似简单、除
实际意义外还有特殊文化色彩的词语，留学
生能读能写，可这些词语背后的民俗文化含
义却让他们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位学过
一年半汉语的韩国留学生向笔者讲过他在北
京的一次经历。
他跟朋友去了一家京味十足
的茶馆，一进门就有人热情地招呼“二位爷，
您里面请。
”他听着很奇怪，却也没吱声，坐
下以后服务生走过来殷勤地问：“二位爷，要
点什么？”朋友要了一壶茶，他要了几样小
吃，服务生一边记录一边说：“好嘞您哎，爷，
请稍等。
”这位留学生实在忍不住，说了一
句，“你别叫我爷爷，我还不够年纪。
”这回倒
弄得服务生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朋
友给他做了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
“爷”竟然是老北京的特色称谓，这个再简单
不过的词却有着这么深厚的民俗内涵。
有的学者把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
史文化和民情风俗的语言因素称为“国俗语
义”［３］。
以“老”一词为例，中国有尊老敬老
的传统，对上了年纪的人要称呼“老大爷”、
“老大娘”、“老人家”；有功勋有资格的要称
“老干部”、“老同志”、“老前辈”；“老”字
还暗含着对那些经验丰富、资历深厚者的肯
定和尊敬，如“老板、老总、老手、老大”等，
“您老”这样的称呼更是含有深深的敬意；
“老”字中还流露出无限的亲切之情，“老爸、
老公、老兄、老外”这些称呼拉近了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
在中国人口中“老”这个词已经超
越了年龄的范围，表达的是由衷的敬意和肯
定。
而这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在他们的语言中“老”是个令人不快的词，
它让人想到“没有价值”，西方的老人讳言
“老”，因为承认变老就意味着被逐出主流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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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从此孤独地生活。
所以一些“大龄”留学生，不愿意接受老师和同学的善意帮助，更不愿大家称呼自己“老大哥、老同学”。
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只有依赖民族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词语的含义，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这个词。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民俗解说
《礼记·曲礼上》说：“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讲的是初到异地了解民俗的必要。
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当然也包括学习汉语背后的民俗文化。
如果不了解民俗，就无法跨越由此而带来的交际障碍。
留学生了解民俗的主要途径是对外汉语教师的讲解和介绍。
有的学者称其为“民俗解说”，并进行了定义：“所谓民俗解说，就是指从民俗角度对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解释和说明，从而使外国学生把握汉语词汇的文化意蕴，了解汉语交际的文化规约，以正确掌握和使
用汉语。
”
［４］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的民俗解说跟教材的编排有很大关系。
除专门的民俗教材以外，一般的对外汉语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导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教材直接以文化项目为纲，语言教学作为其次，如吴晓露的《说汉语、学文化》和李克谦、胡鸿的《交际文化汉语》等，这类教材更接近于一种文化读本；第二种是以语言教学为主，把相关的民俗文化因素编为副课文或是放在注释或练习里，随文注释，随遇随说，如陈灼的《桥梁》、杨寄洲的《汉语教程》等，这类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解说明显缺乏系统性。
当然，不论使用何种教材，当一种语言形式因为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成为学生的交际障碍时，对外汉语教师就有
必要进行民俗方面的说明与解释。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留学生掌握的词汇非常有限，对相应的语言文化更是知之甚少，这时候对文化因素的介绍就必须浅显易懂、点到为止。
到了中高级阶段，随着学生掌握的词汇和语法的增多，对相应的民俗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的需求和渴望，这时教师就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宏观上注意民俗解说的系统性。
中高级阶段，学生常会遇到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具有固定形式的民俗语言，它们轻松幽默、通俗生动、富有哲理，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
活经验”［５］
，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
一。
可正因为丰富的民俗文化涵义，让留学生在学习和理解上感到格外吃力。
像“走后门”、“炒鱿鱼”、“大锅饭”、“敲竹杠”、“气管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之类的俗语，只从字面意义上是说不清，讲不透的，必须结合具体民俗文化背景才能解释得清楚而透彻，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民俗解说要从当代生活中的民俗现象出发，兼顾历史变迁。
因为解说的目的是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更畅通地进行交际，所以着眼点应放在鲜活的现代语言上，而没有必要滔滔不绝地从远古一路讲来。
像“老板”这一称呼，旧时是指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和主管者，相当于“掌柜的”
，也用于尊称有名气的戏曲演员，后来这个词一度因为所指称者受到批判和否定而停止使用。
改革开放以后，“老板”一词获得了新生，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从生意场到官场，最后甚至到了学校（有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戏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
这样的称呼语留学生当然会关注并学着使用，但它的来龙去脉却没有必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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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知道。
有的词语的意义是随着时代变迁造
成的民俗嬗变而产生的，这时候历时性的解
释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民俗语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对外汉语
教师在进行民俗解说时，应当充分注意地域
文化对民俗语言的影响。
由于所在学校的地
域原因，留学生会对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和
民俗语言产生特殊的兴趣。
对此教师应给予
积极的引导和指导，让留学生既掌握带有普
遍性的民俗文化内涵又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的
特殊之处。
三、民俗解说对教师素质提出更
高要求
对外汉语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俗文
化交流的过程。
对外汉语教师在这个过程中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会说汉语
的不一定会教汉语，会教汉语的教的不仅仅
是汉语。
作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不仅
要有扎实的语言知识，还要有深厚的文化积
淀。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不论是初级水平的
还是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在汉语学习时，对
更多、更深入地掌握中国民俗文化都表现出
强烈的渴望。
有的人学习汉语的最初动机，甚
至就是因为受到某一民俗文化的吸引。
正是
因为这样，学生常常会从本民族、本国文化的
视角对自己所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民俗现象
提出一些让人始料未及的问题。
这些突如其
来的问题确实会让教师感到头疼。
这就要求
对外汉语教师对语言及其背后的民俗文化内
涵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解。
同时，教师
也应该充分关注教学对象的民俗心理、民俗
习惯，以及学习活动中表现出的民俗特征。
对
外汉语教学中总体设计的第一个环节就是
“全面分析第二语言教学的各种主客观条
件”，这里面就包括对教学对象的充分了解。
知己知彼，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给学生满
意的解释。
一般以语言教学为纲的教材，对所涉及
的民俗知识没有过多的讲解和注释，而学生
可能恰恰对某一点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
就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
上进行必要的补充、阐释和梳理。
比如教材中
涉及到中国人对某些数字（如“８”、“６”）的
偏爱，教师可以顺势介绍一下“讨口彩”这一
中国传统民俗；课文中出现了不同的称谓语，
教师可以由此介绍一下中国人称呼的习惯。
这样，从语言现象自然过渡到了民俗解说，易
于学生理解和把握。
教师还要留意身边的各
种书籍、图片和影视作品，把它们作为生动形
象的教具，需要时可以随时展示。
民俗本身就
是一种生活文化，它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看对外汉语教师如何把握和利用。
对外汉语教师要有发展的眼光和敏锐的
观察力，时刻关注活跃在人们口头上的当代
流行语。
这些生动活泼、新奇多变的语言，体
现着当代社会的世风民情，是留学生接触最
多，兴趣最浓的一部分词汇。
一次笔者在课堂
上介绍“精神”一词，其中有一个例句是“你
穿这件衣服很精神”，没想到一位留学生马
上就问：“老师，这个‘精神’跟‘酷’的意思
一样吗？”一些学生为提高汉语水平，常常有
意识地阅读一些中文报刊和杂志，阅读中会
遇到各种流行用语，像“来电”、“作秀”、
“美眉”、“伊妹儿”等等，他们自己无法理
解，就要求助老师。
这时候如果我们的教师对
此一无所知，那将是怎样的尴尬？
在教学中，还有一个“深入浅出”的问
题。
有时候，一个看起来并不难的词语，所蕴
含的民俗文化意义却非常复杂；有时候，词语
本身比较难懂，联系到其中蕴含的民俗意义，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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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变得容易理解。
不论哪种情况，教师都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汉语理解能力，力求用明白浅显的语言，介绍语言背后最本质、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内涵。
总之，对外汉语教师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素养、饱满的热情、开放的胸怀，这样才能实现课堂教学中语言与民俗的融会贯通。
参考文献
［１］钟敬文．民俗文化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２］陶立．民俗学概论［Ｍ］．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王德春．国俗语义略论［Ａ］．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
究［Ｃ］．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４］华霄颖．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的民俗解说［Ｊ］云
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３）．［５］罗常培．语言与文化［Ｍ］北京：语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责任编辑：李阳】
学术文摘
从可持续发展思想走向可持续性科学
明庆忠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光明日报》撰文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过去近２０年中已深入人心，不仅改变了大众的思想观念，也有许多付诸实践的行动，成为了２１世纪的发展战略纲领。
为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水平，２００２年由２３名世界著名可持续发展研究者在美国《科学》上发表了《可持续性科学》的论文，希冀在业已形成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上，促进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
可持续性科学，又称作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题是可持续性或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探索和解决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可持续性科学针对目前世界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和困境，希冀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的研究成果集成提升，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科学的基本科学问题由其倡
导者拟出：一是如何将自然与社会的动态相互作用（包括其时滞和惯性）更好地纳入到现有的综合地球系统、人文发展和可持续性的研究模型与概念性框架中？二是环境和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如何影响着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三是什么在特定地方、特定生态系统类型和人类生活中决定自然—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弹性？四是科学上意义重大、能提供有效警告的“限制”或“界限”能被确定吗？五是哪一类系统的激励结构能促进社会能力，将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导向更持续的轨道？六是今天的监测与环境状况和社会操作系统如何能被集成或扩展，并为可持续转变的努力提供指导？七是今天相对独立的研究计划、监测、评价和政策活动如何能被更好地集成进可适应管理和社会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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