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乡土文学(一)
当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时，他虽然没有具体限定“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意义，但我理解，“赵树理方向”首先在于他的文学的大众化方向和鲜明的倾向性，因此，“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就是“乡土文学”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尽管并非赵树理的首创，但真正达到在主观上自觉的为农民写、写农民、给农民看的“文的自觉”则确要从赵树理算起。这不仅表现在题材的自觉、语言的自觉、人物塑造的自觉等文体创造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赵树理创作意识的自觉。他主动的有清醒意识的让文学去接近劳工大众，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的阅读范围和审美情趣，诱导他们的思想意识朝着合理的方向靠近，而远离封建糟粕的侵蚀。由此可见，“赵树理方向”并不是“被动的迎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这从他“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的表白中，就可看出他的文学志愿和目标。所以，仅仅认为“赵树理方向”停留在“文学的第一个层次上”的说法，其实是并不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现实。试想，没有把大众的情趣引导到健康的文学阅读上，而放任于封建糟粕中，谈何向文学的“第二层次飞跃”？这不有点让古代的人去奢想宇宙飞船一样，强人所难吗？由此、我们评论一位作家要近可能的放到一定的历史现实环境中，重点考察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现实条件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而不必强求他“应该怎样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我把赵树理摆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渊源流变中，进而把握他的位置和历史贡献。
一
在中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见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他虽然还主要是对“五四”后期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的深刻概括，但对“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味已有所揭示。在国际，“乡土文学”则出现于19世纪末，步利特·哈特等在美国的倡导。在台湾，“乡土文学”最早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台湾语文与乡土文学》，原始定义为描述大众生活并使用大众语言，即方言。“乡土文学”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变动及随之而来的作家创作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的。在此，“乡土文学”是指那些真切地展现了作者故乡的农村和小乡村的风土民俗，寄托、表现著作者的乡情，着力于描写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诞生包含着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第一批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并不是始终扎根于乡土文学的作家，而是一批离开了故乡，在都市生活中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人。鲁迅当初在给“乡土文学”命名时，强调他们“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大概也包含着对人们的这种提醒。他们正是在经受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冲击之后，再重新回过头来看自己幼时生活过的偏僻乡村，才获得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视角的，从而突破了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的局限。幼年乡村生活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差”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文明和愚昧、科学和迷信、民主和法治、变革和保守等的差别，而当他们力图剖析故乡农民苦难的根源时，他们所借助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受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体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反观’与‘反思’”。因此,如果当时作家始终囿于故乡的生活,而不走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异地”去,他们就很难获得对本土封建宗法社会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力量,也就很难设想会诞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由此可见,“乡土文学”虽然散发着泥土气息,但现代意识犹如不可遮掩的灵光放射着它的光泽。这就使“乡土文学”从一诞生始,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而不沉没于乡村的文化气氛中。
不过,当时的“乡土文学”同当时的变革还有着某种脱节。比如20世纪二十年代那场席卷中国的农民革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所无法比拟的,农民群众由此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的觉悟,变革意识的高扬,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到农村而引起的一次大爆发。然而除了彭家煌的《今昔》等极个别作品外,这种农民
的“自觉的阶级觉悟”并未在“乡土文学”中得到反映。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如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蹇先艾、王统照、许杰等基本上是在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上作着开掘,即使偶有显示出农民觉醒动向的作品,也只是前进到表现农民的重压之下的个人反抗,如蹇先艾的《水葬》、王任叔的《疲惫者》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侨寓者”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感同身受到乡村土地上的巨大变化，而且也在于他们在“侨寓者”的生活环境中的思想状况。他们所感受到的,还主要是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资产阶级现代文化意识上的觉醒,而他们落魄、苦闷的处境，悲观恨世的感触，使他们格外容易注意起农村的破败、农民的麻木,而对于中国农村正在萌生的现代意识,似乎感受不深了。有的乡土小说，如冯沅君的《劫灰》会把农民的反抗斗争写成“土匪”的“浩劫”。作者经历过那段乡村生活，但却不能理解,这和作家的立场观点不无关系。
这种作家主观方面的限制和作品思想性的局限到了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乡土文学中出现了某些变化，这就是由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到反映农民的觉醒、反抗的主题进步。
左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传播，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环境。同时,民主主义色彩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俄苏文学和东北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影响进一步渗透到这一文化环境中来。这就使得无论是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老作家,如许杰、王鲁彦、彭家煌等，还是左联时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新人，如叶紫、沙汀、艾芜、蒋牧良等，其创作对于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反映都出现了一些新因素。一些作品中，农村依旧是破败，农民的生活也依旧充满着悲剧色彩，但这一切都有了更为清晰的时代背景，如王鲁彦的《李妈》、吴祖湘的《樊家铺》等；在另一些作品中，时代终于推出了觉醒、反抗的一代新农民，如叶紫的《丰收》、许杰的《七十六岁的祥福》、沙汀的《老人》等，在这些新农民身上，“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升华；还有些作品，如艾芜的《山峡中》、蹇先艾的《倔强的女人》、芦焚的《巨人》等，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阶级对立中，着力于展现农民嫉恶如仇、讲求信义、追求自由等美德。上述种种，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意识对作家思想的渗透和进步。
稍后一些的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由于创作环境的特殊，又没有像关内乡土文学那样政治化，因而较多地保留着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一些特色。如有着浓重的乡思乡愁，有着对民俗风情的生动描写。不过，当时乡土文学的作家不是如王鲁彦们生活在异地异城，他们就朝朝朝夕夕生活在沦于敌手的故土，感同身受着家乡民族和阶级反抗的呼声，同时，他们的创作又较多地借助了俄罗斯和一些被压迫民族（如匈牙利、波兰、朝鲜等）的农民题材小说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在反映家乡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上，表现了比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更及时的感应时代脉搏的生活和艺术敏感，起码有以下几点的变化是明显的。首先，一般乡土文学中充溢的乡思乡愁，在东北乡土小学中还渗透出一种浓烈的思恋、怀念祖国的情绪，小说中的一些农民人物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祖国不可分，如梁山丁的《挛生》。其次，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而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基本是在反封建的主题上作着开掘的话，那么东北乡土文学却是在法西斯文网森严的严酷环境中，用富有血肉的历史画面，深刻表现了反帝的主题，如王秋莹的《矿坑》、《小工车》等。再次，同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品中“哀其不幸”的悲凉气氛比较起来，东北乡土文学则因传达出农民在民族灾难中的反抗的觉醒而使一些作品的色彩较为鲜亮，如梁山丁的《绿色的谷》、袁犀的《风雪》、疑迟的《乡仇》、王秋莹的《血债》等。上述这些都表明东北乡土文学作家开始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上来把握揭示农民的命运，而这不仅来自于他们所受的左翼文学、俄苏文学的影响，也是现实生活给予他们的，因为东北沦陷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大大促使了东北土地上的民族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获得现代文明意识的集中体现。纵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及东北乡土文学的发展概况，文学的主题开掘有了令人可喜的拓展，它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社会现实的反映，表现了农民正在逐步觉醒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