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爱伦•坡研究新走势
朱振武杨婷
2012-11-22 16:24:02 来源：《当代外国文学》(南京)2006年4期作者简介：朱振武，杨婷，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对美国爱伦•坡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本着“历史—文化转型”的原则，新历史主义者将坡放回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重新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使得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等非文学因素也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则进一步拓展了批评的空间，促进了“坡产业”的繁荣。
关键词：文化研究爱伦•坡研究全球化跨学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几乎将所有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有关的文学活动和文化现象纳入其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作为南北战争前期美国文坛举足轻重的短篇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毫无疑问也被卷入这股文化研究的大潮。过去那些认为坡与文化政治无关的看法已鲜有立足之地，人们开始将坡的作品放回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特性，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在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经过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冲击后，美国爱伦•坡研究的跨学科性也日益彰显，传统学术阵地的森严壁垒被大胆突破，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开始走进学术研究的前沿，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伦理学、犯罪学乃至
医学等不同学科的参与形成一派众声喧哗的生动局面。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进一步扩大了坡对世界各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推动了“坡产业”（Poe Industry）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总体来说，全球化与跨学科语境下的美国爱伦•坡研究视野更加辽阔，视角更加多样，手段更加灵活，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反思性、学科包容性和时代同步性。
一、超越文本：艺术与历史对话
美国爱伦•坡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27年坡的第一本诗集问世，但真正意义上的爱伦•坡研究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到20世纪中后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受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影响，美国爱伦•坡研究侧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学文本的观照。人们致力于分析坡作品的语言技巧，挖掘作品的审美内涵，提炼文本的形式意义，探讨文本的特殊性和文学性。八十年代初，在解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语言论转向”的旗帜下，坡的研究者们更是斩断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热衷于从文本的裂隙和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这种高度制度化与学科化的批评论调，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文本的“内在完整性”，却严重忽视了这一完整性得以存在的外部语境，即文本的社会性，一度曾使爱伦•坡研究陷入了封闭与僵化的境地。新历史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历史—文化转型”的呼声，要求将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他们将形式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这一历史性的转型使得新时期的坡研究跳出其文本所营造的真空，走进广阔的文化研究新天地。相应地，历史、政治、经济、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等变成坡研究的热门话题。
2000年，坡研究协会（the Poe Studies Association）前任主席杰拉尔德•肯尼迪在《美国文学学术年鉴》之“十九世纪早期文学”部分指出，“爱伦•坡产业仍保持繁荣态势，不过重心明显地转移到其作品的社会历史方面”。②次年，他又在该章节的介绍部分再次强调，“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在本章的标题后加上‘和文化’（and culture）这一短语”。③凯文•海斯在《剑桥文学指南之埃德加•爱伦•坡》一书中也指出，“随着结构主义批评手段让位于后结构主义，读者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将坡置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解读的重要性。相应地，批评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能联系其时代进行分析的作品上。”④的确，随着新历史主义者们将坡从形式主义的囚笼中解放出来，人们的目光已不再局限于对坡作品单纯的内部研究和美学分析，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考察文本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坡的作品、坡作品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坡作品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就成为从事坡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
作为美国新兴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杂志编辑和评论家，坡终其一生在商业经济的洪流中颠簸浮沉，在出版行业的竞争中奋力打拼，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取舍，在多重身份间游走穿梭。因此，研究坡及其创作与美国政治经济和出版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了新历史主义者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特伦斯•惠伦（Terence Whalen）的《埃德加•爱伦•坡和大众：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文学中的政治经济》（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ass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tera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 1999）便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从南北战争前期美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美国新兴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揭示了坡这样一个穷酸文人在那个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的尴尬境遇。特伦斯•惠伦认为坡对周围世界的物质力量有着非凡的洞察力，
他能敏锐地意识到新的出版环境将带来的后果，即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侵蚀与吞并。面对迫在眉睫的窘境，坡并非如前人所一贯认为的那样“脱离时空，超然物外”（out of space, out of time），相反，他对其经济上的困境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第一时间投身到杂志业的滚滚洪流中去。特伦斯•惠伦的这部力作结合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对坡的职业生涯进行重新审视，对美国出版业的扭转性力量进行深刻解析，在美国爱伦•坡研究史上第一次全方位、文献式地阐述了坡作为一名“文学企业家”（literary entrepreneur）对待美国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复杂情绪，探讨了美国杰克逊时代个人创作与公共知识间的冲突，揭示了坡在文学和批评领域踊跃创新的社会意义。凯文•海斯的《坡和印刷文字》（Poe and the Printed Word, 2000）则将焦点直接对准坡与美国图书、杂志和印刷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传记的形式，以坡在印刷文化影响下的成长之路为线索，向人们展示了坡对印刷文化的独到理解和巧妙利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效果。正如海斯在前言中所称，“半是传记，半是文学史，半是出版史，该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了坡的艺术和思想。”⑤梅瑞狄斯•麦吉尔（Meredith L. McGill）的《美国文学和再版文化，1834—1853》（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1834—1853, 2003）则从再版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坡和其他同时代作家与文学市场的关系，揭示了坡作为一名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如何在再版文化的潮流中挣扎和生存的状况。
除了关注文本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还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和权力话语的关系被提升到理论高度，人们试图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和抗争，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90年代以来，美国爱伦•坡研究开始密切关注种族和性别等边缘话语，并且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当中汲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一方面积极探索这些问题和现象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