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浅谈《凤凰涅槃》创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映正是经济基础的表现，而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字载体，更是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
漫步于历史的长廊之中，我们会发现文学经典作品的产生也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具体动态，所谓“乱世造英雄”，而文学经典作品的产生也一样，只有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作家、诗人们才有材料可写，有情可抒，这就是为什么动荡年代产生的经典绝对比太平时期的要多的原因。
近代的中国是备受欺凌的，再也找不到在古代那独领风骚的姿态，整个社会被黑暗所笼罩，充满着痛苦、压抑的气氛，那时的中国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的曙光。
于是，知识青年们运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笔，写出许多激励人心的话语、文章，在思想层面上为人们拨开黑云的笼罩，让希望的曙光照进人们的心里，指引出前进的道路。
其中郭沫若在他的《女神》中撰写的“凤凰涅槃”更是其中振奋人心的经典之作。
虽然《凤凰涅槃》只是以诗的形式出现，但它所蕴含的意味却是博大精深的。
在我国传说中“凤凰”是一种神鸟，吉祥之物。
古籍上说：“凤为火精，生丹穴。
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
”(见《康熙字典》)最初殷民族曾将凤凰作为氏族图腾，因此作者用“凤凰”来比喻作为殷民族后人的我们再适合不过。
而“涅槃”是梵语．指佛的死亡．引申为死而复生后达到的超脱生死的境界，而诗人则用其象征着民族的死后再生。
古语有云“凤凰浴火重生”，但诗人却没有用这句古语作为题目，而是用“凤凰涅槃”，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虽然两句都有毁灭重生的意味，但“凤凰涅槃”更能代表当时旧中国在面临过列强欺凌的痛苦，在承受过国不成国，家不成家的毁灭性伤害后的重生，是禁得住考验的，成为佛家所说的永生，更能反映诗人对于中国重生所给予的期待与希望。
《凤凰涅槃》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旧社会的灭亡，新社会的产生时期，而诗人当时也留学日本，远离祖国，但是他依旧心系祖国，凭着他满腔的爱国热忱，运用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想像力以及敏捷的才
思，终于创作出了《凤凰涅槃》这样的浪漫主义杰作。
他曾告诉过人们他这首诗写作的具体过程：“《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
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那首诗的前半。
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作战。
”郭沫若还曾明白地告诉读者：“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
在诗的写作艺术上，它的壮美雄丽是吸引人们眼球的焦点，其中在“凤歌”、“凰歌”中，诗人选择了“铁、漆、血”这些闭口音的词和“悲哀、烦恼、寂寥、衰败”这些词义相近的词，揭示了“凤凰”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诅咒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与之告别的强烈情感，唱出了更生前的“凤凰”悲壮沉痛的情绪。
当我们读到更生后的“凤凰”的歌唱的时候，诗中出现的是“欢唱”、“翱翔”，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
这些开口音和词义美好的词语，整个儿地造成一种高昂、热烈与和谐的情调。
新世界的美好光明与旧世界的黑暗丑恶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的“凤凰”对新的中国的高昂歌唱与新生前对旧中国的悲痛控诉在诗中做了遥相呼应。
这样便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与变革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既雄壮又华美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创作在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时候，诗人借助于《凤凰涅盘》写作，使“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因而诗人称：“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凤凰涅盘》正走这种狂放的激情的产物，它的奔放的想象、纵横捭阖的气势以及高超的艺术感染力，都源于诗人个体的郁积与民族的郁积汇合在一起，最终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但是诗人并不是一味地喧嚣和浮躁。
此诗的几个部分充分体现了诗人在总体构思上对诗歌的调子和节奏的控制。
类似于交响乐的几个乐章，从快板、轻柔的柔板、小步舞曲到进行曲的几种调子的转换和交织，使整首诗舒缓跌宏，起伏有致，并为最终的大合唱做好了完美的准备。
《凤凰涅盘》是历史青春期的颂歌，它反映了一个青春的时代，同时它也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
所以说，一个经典之作的产生离不开社会氛围的熏陶，而经典之作的产生又对社会产生无以伦比的影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