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权力
——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事件的再思考
文学院当代文学2009级宗雅嘉慧
摘要：本文通过对1986年左右出现并引起文学界巨大轰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出现背景，发生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辨析，对这一历史概念进行再梳理，并通过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看出文学史在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权力。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分期
任何一个文学概念的提出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定义或归纳，在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概念提出者的预设与对文学未来发展的展望，承载了人们对一个时期文学历史的想象与期待，概念本身已经泛化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事件。然而在许多时候，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或叙述方法，都在还未得到认真“清理”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人们理所当然的忽略了这些概念背后的深层含义，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概念术语，这必然导致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有效阐释的学科话语的建设受到阻滞，使这门学科成为简单的历史事件归纳，降低它所蕴含了历史厚度。因此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进行再思考无疑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在这门学科发展进程中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概念之一。一、作为一个事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85年《文学评论》第5期上刊登出了一篇名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由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人合作的论文。当时钱理群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方向的副教授，黄子平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助教，而陈平原尚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这篇老师与学生共同合作写出的论文在《文学评论》刊出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论文中作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在当时来说十分新颖的概念，针对惯常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分期现状，提出将现当代文学打通进行研究的策略，并在这篇长文中针对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在文中，作者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是因为这一段时期的文学，虽然跨越了将近一百年的漫长时间，却仍然具有具有一些始终如一的品质。作者首先指出了这一文学时间段所具有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认为“思想性始终是文学最重要的要求，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1，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这一总主题而采取的两个分主题方向：其一是沿着否定的方向，举出鲁迅式的批判精神为代表，在文学中实施“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另一个则是沿着肯定的方向，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全社会效法的楷模。另一方面，作者也从文学本体出发，提炼出在这一长时间段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两个基本文学形象：知识分子和农民。并认为正是在建立在对这两种形象的描述上，“改造民族灵魂”的这一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尤其强调了文学中一直存在着的“自我启蒙”的精神，是以往时代的文学和其他国度的文学中都不曾有过的。在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整体所具有的焦灼和悲凉的美感特征，尤其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具有的民族性，以及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形成的特质，指出要将这一阶段文学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考量。
刊登出来的论文就当时而言是并不成熟的，它没有很多微观上的分析，而更多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提出的一些尚待深入研究的概念和角度，这一点作者也予以承认，并认为这在作为一种缺陷的同时无疑也是一种特色和必须。论文可算是这三位思考者提出的供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的先声，论文算是作者思考告一段落的成果，在此过程中作者们就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这一学术对话录后来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一书中。相比论文的严谨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学术对话录具有较大程度上的随意性，但同时对话也揭露了这一概念在正式提出之前的思考过程，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
1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第7页。
不成熟的过程。在后来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论文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理念在这一谈话过程中就已现端倪，作者对这一时间段文学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一些线索的贯穿始终性深信不疑。如钱理群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民族的主体——人民大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1，认为“民族性”是这一时间段文学永恒不变的主题。而黄子平也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历史地承担起对它自身而言也许是过于沉重的思想启蒙的任务，强调这一时间段文学身上具有的启蒙性。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只是跳脱出来完全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待这一文学概念，他们密切关注着当时的文学现实，并试图将正在进行中的文学现象归纳进他们提出的概念中。如钱理群就注意到八十年代的当时正在火热进行中的“寻根热”与现代文学学科下的“乡土文学”概念的相通和相异之处。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次学术讨论中作者不只是关注在概念提出本身，更考虑到了文学史写作应有的变革。如黄子平就提出在文学史写作中要突出“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未来感”（预测）三者，更看重文学史写作除了简单的史实堆积外应该体现的人文关怀。这都是八十年代文学史改革的先声，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无疑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论文刊出后的几个月，北京大学中文系针对这一概念组织了两次座谈。1986年7月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所在的五院举行了第一次座谈会，到场的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随后的1986年10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到场的除了北京大学的老师外，还有来自日本的几位汉学家和来自美国的李欧梵。在这两次座谈中，大家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做出了高度肯定，与此同时更看到了这一概念提出背后所隐藏的文学史意义，如张颐武就指出这一概念“主要不是贡献一个完美的研究结论，而是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统”2。而李欧梵作为一个海外汉学家，以他所具有的国际视野，更指出这一概念在具有的民族性价值外的世界意义。
二、关于一段历史的想象：概念出现的背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一概念提出的背后有着深远的学术背景。
1、现当代文学学科分期的确立
在很长的时间里，现当代文学学科都处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立的状况，实际上这种学科分期的背后有着更复杂的考虑。
在50年代之前，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称“新文学”）还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从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关于新文学的评论和总结，也有以朱自清等人出版过多种相关著作，但这些论著基本还是属于同时态的文学评论，未能从“史”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考量，更不可能出现学科的建立。
建国之后随着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自然出现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将“中国新文学史”规定为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原本在清华大学研究古典文学的王瑶被分配改教“新文学史”这门课程，并马上着手编写教材《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部教材。作者的文学史观和教材写作模式都在后来这门学科的建立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家们自然能更清楚的看出当时这种学科分期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现代文学”学科对原本的“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后来的“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提供“空间”，是通过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为当时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做铺垫，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一方面，50年代中后期“现代
1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2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