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政策选择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示
一、中国和美国大国崛起概述
西方媒体称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初十年最伟大的事件，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只需1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将比美国崛起更为壮观[1]。
崛起一词（Rise）并非我国历史上的常用词，伟大复兴或者振兴中华和崛起有严格的界限。“崛起”是指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部发展过程，通常这种崛起不仅对于一个国家自身而且对于世界格局都会发生重要影响，所以崛起往往不是一国的问题，而是关系国际关系格局的问题，因而谈论崛起势必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2]“崛起”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至少在一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大国这样一个发展的历程。[3]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需要对崛起的开始和终止时间有准确的历史界定。虽然美国迄今的建国只有230多年历史，较其他大国年轻得多。但美国却也是世界上最快速崛起的大国之一，并且已经稳稳的坐在了超级大国的宝座上。美国在它建国后的发展历史上，有两个快速发展期：1815-1898年的80多年间，美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大国。这80年正是美国开始崛起和崛起成经济与政治大国的80年。而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物质和文化社会生活现代化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国作为实力最强的大国工业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从1898年算起已整整112年了，这112年是美国崛起后发展阶段。可见美国以1898美西战争为界，此前80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50多年美国越来越深刻的卷入到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了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崛起前的美国和崛起后成超级大国的美国是其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无疑后这一阶段不属于美国崛起阶段，19世纪末的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美国已经赶上了那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的水平，在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94.98亿美元，英国则是42.63亿美元，第三位德国为33.57亿美元，分别居于世界第二和第三位。英德两国工业产值合计为76.2亿美元，美国为世界第二第三位总和的124.6%。无疑以1898年为标志，美国完成了自己的崛起历程。卡内基认为美国崛起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胜利的民主制”。[4]国内媒体流传曾经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论，这夸大战争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只能把国家发展道路引入歧途，美国之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单纯强调某一方面有失客观公正。
2003年，中国正式提出“和平崛起”国际战略。但自2005年底以后,中国开始用平和的“和平发展”这一提法逐渐取代具有挑战色彩的“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最基本的要义是，中国“崛起”或“发展”要走和平式”的，亦即“避免对抗”的或“合作伙伴”式的道路，使中国的“崛起”或“发展”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和对国际社会稳定“有所贡献”的大国。谨慎而言中国的崛起历程，如果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算起到本世纪中叶需70多年，和美国80年左右大体相当；如果从本世纪初算起需要50年。在时间上，不要过于乐观。如果按美国崛起的经济指标，中国2050年左右即使中国经济位列世界第一，还不敢断言超越排名第2、3位的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况且还要考虑人均因素。
二、美国崛起进程中外交政策的理性选择
19世纪是美国迅速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内容逐渐成型的时期。美国的迅速崛起在欧洲列强中产生了“美国威胁论”
[5]，也有人建议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美国正确的外交政策为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与国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其一、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孤立主义”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基调。孤立主义的源头可追溯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并且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中立再到孤立形成的过程。这一原则体现了新生共和国明确将国家利益放在对外政策制定的首位，同时意识到了地理优势可能为美国带来的好处。孤立主义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表达了要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思想，成为后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一个萌芽和源头。一般说来，其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思想，基本含义是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要尽可能避免承担海外政治、军事义务，或拒不与外国力量特别是欧洲国家结成联盟，强调“单干”、“中立”以维护美国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自由。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它要求美国的主要是避免卷入欧洲争端，而不是避免卷入一切国际争端。
美国崛起起始阶段国力不强，为了国家利益需要自保，则是孤立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独立后,美国实力相当弱小，人口不到300万，没有常备陆军,更没有海军，经济上负债累累，“至1783年，美国共欠外债788万美元，至1790年债款达1208 万美元”[6]，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外交更无从谈起。此时的美国更加小心谨慎，生怕独立的成果因再度被卷入欧洲的纷争而失去，于是孤立主义在国内被奉为上策。华盛顿于1796年9月17日发表了对全国人民的《告别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孤立主义原则。华盛顿认为要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的同盟，即使有暂时性的同盟条约也是应付紧急事变的权宜之计。他着重强调美国外交应该奉行“不偏不倚”的孤立主义政策，即美国不应过分偏爱某个国家也不应过分讨厌另一个国家，要排除对一些国家抱着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对另外一些国家感情上的依附。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
[7]他又指出：“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我们则没，或关系甚疏远。因此欧洲必定经常忙于争执，其起因实际上与我们的利益无关，因此,在我们这方面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我们位于隔离的和遥远的位置，这要求我们并使我们追求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8]《告别词》是总结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外交经验的结果，虽然文中没有孤立主义字样，但至此，孤立主义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在美国被确定了下来。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所指出，年轻美国外交主义主要策略就是“渴望在土地和(或)贸易上扩张，但不作出必要的政治承诺。”
尽管出现了1798-1799年美法之间“不宣而战”的战争和1812-1814的美英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中断了孤立主义外交的轨迹。美法之战的和平解决是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胜利，其结果是美国最终摆脱了美法同盟的羁绊，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中美国没有陷入同另一个大国的结盟。美英战争是美国为民族而战，与欧洲的争斗无关，而且它并未和英国的宿敌法国结成同盟。美国通过战争向欧洲表达了美国独立和抵抗外国干涉其主权的决心。因此，这不但不对孤立主义相背离，相反还加强了孤立主义的决心和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