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差异的比较
中国和西方社会，由于受地理位置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和西方社会对于政治方面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对于“主权”、“国家”等词的含义就不同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中，“主权”意味着君王的统治权。
因而周初以降所形成的“天命”观，可以看成一种“主权在天”思想，即君王的权力来自“天命”，但是在周初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君权事实上是来自民意支持，因为君王
必须以民心为监，只有君王秉德而得于民心，方能够“得天下”。
因而“主权
在天”可以看成是“主权在民”。
不过“主权在天”这种说法掩盖了政治权力
与民意支持之间的实质联系。
而且，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始终都是把“主权”当作一种“私家”之权。
在西方的民主制实践中，“主权”是一种公共的权力，一种代表所有公民
利益而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在古希腊亚加米农时代初创议事会
形式时，就已经孕育了将权力视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观念。
正是由于古雅典人有
这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所以才能够发明出以普选的方式来选举执政官的这
种制度形式，这应当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梭伦的政治体制中，与执政官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由11人组成的最高法庭，她专门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作出判决的上诉，以防止执政官执政过程中的专断和独裁；同时还有
一个政治元老院，她的作用也是对执政官的执政实施监督。
在古雅典城邦民主
制的背后，潜藏着制度创制者的“主权有限”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政治权力
本身是有限的，行政者不可以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来行使政治权力，因为这样
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政治腐败。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被置于一种受到监督、制衡、限制、约束的条件之下，并且这种制约又是以法制的方式而得以确保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当中，“国”与“家”的概念并非如今天理解的那样，一为公共组织，一为私人家庭。
这两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秦汉以
后“国家”一语有时也用来指君主。
如汉光武帝刘秀曾封禅来到泰山郡，住在
郡守家里，对此唐李贤《后汉书注》引古籍记载说“国家居太守府舍”。
这种
“国”与“家”同构、“国家”与君主同义的特点，全都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观念中所固有的家长制、家产制含义。
在西方文化当中，“国家”这个概念则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指社会的公共管
理机构，即state。
另外，人们也经常将“国家”和“政府”视作同一概念，
即government。
此外，还有一种国家的概念：有一定人口组成、在公共权力治
理下、有固定地域的社会组织，即country。
近代思想家严复曾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归纳西方政治制度的特点，说它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是说要以民主制度为手段，来为全体具有终
极价值的(公民)个人服务。
换句话说，个人权利，而且唯有个人权利，才是国
家(建立和维系运转)的目的。
法国大革命中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说:“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
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首先，国家必须将保卫公民个人权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
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利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或尺度”。
国家支配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被认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次，国家必须给个
人留下一个自己所不能进入的独立领域。
自然法学派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
所放弃并交给社会执行的并非他们的全部自然权力，而只是自己与他人冲突的
裁判权和为保护自身生命、财产、自由而施之于他人的惩罚权。
再者，国家留
给个人的权利领域，不能由它在面临具体事项时凭着一时的意志来规定，即不
能通过就事论事的具体命令来规定，而是要靠事先制定颁布的、一般性的法律
来划定。
对于公民来说，这意味着他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只遵从一种
事先为他所预知的、原则上说是由他(作为立法者的一员)自己同意的、他与其
他所有公民在其面前人人平等的一般性规则，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支配。
只遵从作为自己意志的法律，即是自己服从自己，这体现了公民的自由。
西方治权理论中的“三权分立”，是主权者为了防止与自己异体的治权异化为
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统治者而推出的措施。
在中国主权与治权合一的体系中，最
高治权同时归作为主权者的君主所有，他当然不需要也不希望这种治权被分割。
相反，在他看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是集权。
于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
治权的集中被认为是理想的政治状态，它意味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协调和政府的廉洁;相反，治权的分散和分割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它意味着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失控和政治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