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发回重审案件的法理思考
近年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数量大幅增加，但在重审时各地法院审理时没有统一标准。民事发回重审案件是指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具有法定情形的案件，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案件。它作为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一种审级监督方式，在保证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除在《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作了“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这一原则性规定外，对发回重审以后的程序事宜并未交待，且此条款归属《民事诉讼法》第三章——审判组织，从立法技术来看，审判组织解决的是“谁来审判”的问题，显然不是解决“怎么审判”的问题；该条款的字面表述也只能解释成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如何组成合议庭，而不能解释为发回重审的案件应该怎样审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具体操作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笔者现结合一起案例，对该类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下探讨，希求教于同仁。
案例：甲公司因建筑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乙厂及该厂负责人丙。本案在原审期间，丙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以甲公司与乙厂签订的合同约定发生纠纷后由甲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为
由对该异议裁定驳回；丙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宣判后，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时，甲公司得知乙厂被申请注销，于是撤回了对乙厂的起诉，并变更了诉讼请求及增加诉讼请求；丙以此为由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以通知书的形式告知丙，本案的管辖权已经确定，重审期间再次提管辖权异议无法律依据，即而驳回丙的异议申请。对于本案的实体处理本文在此不作分析，现仅就程序问题作一下探讨。
一、发回重审阶段，甲公司能否变更诉讼请求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公司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其法律依据为：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应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那么只要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当事人就可以变更诉讼请求；2、《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此条规定在总则篇中，应理解为无论在何审程序均可适用，当然包括发回重审阶段；3、《合同法解释（一）》第三十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亦即只要在一审开庭前是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公司不能变更诉讼请求。其理由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仅规定了三种发回重审的情形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原审法院只应针对上述三种情形进行审理。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显然改变了审查目标，即使原告的诉讼请求有错误，也应自担其责。
笔者认为：在讨论应否支持之前，我们首先应当从发回重审制度设立的初衷来看。依据我国《民诉法》第170条的规定，发回重审的情形可能有三：（1）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3）原审判决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的程序。由此，可见重审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和保证案件审理的准确性、公正性，其是对原审存在的或程序或事实方面的错误的一种救济，也是对基于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非因当事人原因导致的案件审理上的缺陷所赋予的从当事人利益考虑的一项创设。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而言，重审是对原审的一种补救，是基于原审中某种错误的存在而展开的，因此也就应当仅就上述三种发回重审的情形进行或查清事实或更正诉讼程序中相关错误处理。归根到底，重审其实际是一个修正的过程，而非对原告新的诉讼请求的审理，并不能完全等同为一审案件本身。基于此，笔者以为不应当对原告在重审案件中变更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为变更诉讼请求实际上就是从一个案件变成了另外一个案件，势必要求法院对一个新的法律事实进行
裁判，这样就会给被告的防御和法院的审理带来困难。《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此处的举证期限应界定在原审时，重审时对于当事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不应当允许，因为这是在原审中就应解决的问题。如果对原告在重审案件中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将是某种程度上对审判资源的浪费，使得审判负累增加，对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也实属不公。故在确有需要的情况下，当事人的新的诉讼请求可以重新起诉的形式通过另案进行处理。结合本案，应当仍旧按照原审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并释明原告通过新的诉讼予以主张相关合法权益。
笔者想强调的是重审案件虽然须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对于审理结果当事人也有上诉的权利，但重审案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审案件，毕竟它是以原审案件为基础的存在，从而在重审案件中，当事人并不能完全享有纯粹意义上的一审案件中当事人双方所具有的诉讼权利。另对于重审过程中某些突发情况的处理应当严格按照重审缘由情形结合考虑重审制度设立初衷思量待之。
二、发回重审阶段，甲公司能否同时变更诉讼请求和被告。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公司能同时变更诉讼请求和被告。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已成法律基本原则，人民法院不应强行干预当事人私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公司不能同时变更诉讼请求和被告。在特定条件下许可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是隐含了一个前提的，即原案件的被告并未改变，针对相同的被告，基于相同的事实，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甲公司不能同时变更诉讼请求和被告。起诉后，不仅原告没有变更被告的权利，法院依法也只有追加当事人（含被告）的权利，而不能变更被告。如原告发现所列被告错误，这时其依法一是撤诉后再另行起诉，二是可以不出庭，由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民事诉讼程序具有不可逆性，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即使原告诉讼请求是明显错误的，也应由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允许原告任意更换被告可使原告逃脱责任，有规避管辖权之嫌，这与公平正义的民事诉讼理念就不相符合。在诉讼实践中，依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变更被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是合法的。如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发生了合并、分立、更名或已被注销（自然人死亡、更名）等，则应由合并、分立、更名的当事人来作被告，但这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更换被告，变更后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仍是其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是原、被告在法律上已不存在，要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新的原、被告来参与诉讼。这就是说，这时被告未变，所变的只是被告的表现形式或代表形式而已。这与前述被告不应变更不属同一内容。若发回重审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和被告，那么这将使一审诉讼和二审诉讼统统归零，造成法院诉讼资源的浪费。对于
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民诉法》第170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可以发回重审。第二审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原审法院在一审中存在遗漏当事人，原审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被遗漏的当事人。
三、发回重审阶段，丙能否重新提管辖权异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丙能重新提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可以在案件审理的任何过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对管辖权有不同意见当然也包括其内。实践中，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法院都重新立有新案号，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甲公司撤回了对乙厂的起诉，并变更诉讼请求就是新案的产生，应重新送达起诉状，并且给予答辩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丙便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法院也应当予以审查。
第二种意见认为：丙不能重新提管辖权异议。因为二审法院的发回重审裁定，实质是一个指令性的裁定，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授予原审法院可以变更上级法院指令的权利；发回重审程序中，其重审的内容并不包含管辖权的审查。撤销的仅仅是一审的实体判决。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并不意味着二审法院关于管辖权的终审裁定自动撤销，在管辖权问题已经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二审法院的发回重审裁定，就完全排除了被告
对原审法院再次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先就本院对该案有无管辖权问题进行审议；逾期提出的，法院不予审议。从以上相关规定可以得出结论，管辖权异议必须在应诉答辩期间提出，否则视为放弃权利，表示接受受诉法院管辖，此批复应对其他民事案件具有约束力。虽然是发回重审案件，但是在原审当中，已经向当事人送达诉状并且给予答辩期，程序性的权利已经赋予当事人，针对发回重审案件，关于管辖权问题，原审已经解决。当事人在重审程序中对案件重新提出管辖权异议，其实质是对管辖权的异议权的再度行使，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给予被告两次行使异议的权利，纵观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对管辖权的异议权赋予形式，其基本精神是，被告要么放弃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要么在答辩期内正式提出，而被告对此项权利的任何一种处理方式，都会带来权利用尽的法律后果。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都会对管辖权的争议形成一个法律上的结论，这个程序的终结，都会使管辖权最终稳固下来而进入实体审理，而被告在发回重审中，再度提出管辖权问题，没有法律依据，重审法院不应受理。
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的管辖，《民事诉讼法意见》第35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不行以行政区域变更
为由，将案件移送给变更后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由原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再审”。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也是一个指令性的规定，其所以这样规定，也就是考虑到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已经在原审程序中予以解决。所以，被告在重审程序中是没有权利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但是，如撤销原判发回审重审的原因系程序错误引起的，如遗漏被告、或者未给予答辩期等与提出管辖权异议有因果关系的，那么被追加者，或尚在答辩期内的被告，依法仍应享有管辖异议权。
四、发回重审阶段，甲能否增加诉讼请求。
第一种观点认为，甲能增加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诉讼请求提出规定了期限。《证据规定》第3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第二种观点认为，甲不能增加诉讼请求。重审其实际是一个修正的过程，而非对原告新的诉讼请求的审理，并不能完全等同
为一审案件本身。《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此处的举证期限应界定在原审时，重审时对于当事人申请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一般不应当允许，因为这是在原审中就应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虽都有道理，但都太片面。假设依第一种观点甲能增加诉讼请求，甲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无任何关系，是甲与丙在一起合伙经营水果生意产生的纠纷要求分割合伙财产。这就产生两案无法合并审理，导致诉讼的拖延。
假设依第二种观点甲不能增加诉讼请求，甲在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后至重审庭审前，由于乙、丙的违约行为致使甲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并且扩大的损失是原审起诉时无法预见的，如何处理？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此处的举证期限界定在原审时，甲就扩大的损失只能另行起诉，这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增加当事人的诉累。
笔者提出第三种观点，案件重审适用新的一审程序，原告可以减少诉讼请求，这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原告也可以增加诉讼请求，包括就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生的事实提起的诉讼请求，但增加诉讼请求应当与原诉讼请求性
质应当相同。新增的诉讼请求应当适用举证时限的规定。对增加的诉讼请求应当与原诉讼请求合并审理。
结语：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比个案办理中所出现的错误和缺陷危害性更大。立法者对某种法律制度的设计要达到相对的尽善尽美，从制定到逐步完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当发现法律规定在实践操作中有违公平、正义、效率等原则时，应积极探索改进的方法和弥补的措施。这是每个法律人应尽的职责。为此撰写拙文，以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40个经典民事诉讼法案例 案例分析1、刘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冯某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件，由于被告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法官张某和人民陪审员乔某、吉某组成合议庭，张某任审判长。刘某得知陪审员乔某是被告的表弟，便要求其回避，但回避申请被张法官当场拒绝。在审理中，被告提出自己未能按照合同未定交货，是由于天降大雨，冲垮了公路。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未及时告知交货地点是造成被告迟延履行的主要原因，因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再次进行审理。问：（1）本案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2）张某申请回避的理由是否成立？（3）张法官的作法是否合法？（4）对法院的决定不服，是否可以提出上诉？（5）张法官是否可以参加新的的合议庭？新合议庭可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6）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分析：本案虽然不属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但由于被告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陪审员参加审理是合法的。不过，法院不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而是采用指定的办法确定陪审员，则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合议庭的组成上存在重大瑕疵。原告申请回避的理由能够成立。乔某是陪审员，属于应当回避的人员的范围，乔某是被告的表弟，虽然不是被告的近亲属，但民诉法把“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作为回避事由，乔某的情况属于这种情形，所以回避理由能够成立。张法官的作法不合法。，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应当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乔某是陪审员，属于审判人员的范围，张法官作为审判长无权决定其是否回避。原告不得提起上诉。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不服法院做出的回避问题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但无权提起上诉。张法官不得参加新的合议庭。为了防止先入为主和保证程序的公正，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原合议庭成员不得参加新的合议庭。另行组成的合议庭，仍然是一审的合议庭，所以可以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只是原来合议庭的两名陪审员不得再作为新合议庭的成员。法院的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法院的审判违反了辩论原则，在该案中，被告并未主张自己的违约是原告的过错造成，未向法院陈述原告未及时通知交货地点的事实，法官把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未经当事人辩论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背离了辩论原则，会对当事人造成裁判突袭。 2、一日，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的张某与家住南京白下区的王某在江宁区与雨花区交界处为停车发生口角，王某喊来家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的刘某与家住芜湖市镜湖区的肖某，一阵激烈的争吵后，王某等欲动手打张某，张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王某等三人一边追一边用砖头砸张某，王某等人仍在雨花区，张某已跑到江宁区地界，此时，一块砖头砸中张某腹部，张某忍痛继续跑，终于摆脱了王某等人。第二天，张某在家中发现自己腹部疼痛难忍，到医院就诊后查出脾脏受伤，张某为此花去了医疗费近万元。后来张某通过熟人找到王某，在熟人的调解下王某答应赔偿，双方当即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赔偿的医药费以2 万元为限，王某先付5000 元，余款15 日内付清。协议中还约定，若因为履行该协议发生纠纷，双方可以通过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后来
正确看待安乐死问题 首先，我希望安乐死合法化——既受法律认可，又要受法律的严格监控。目前，反对安乐死的势力依然很大，主要是真从珍爱生命这个原则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艾滋病、肝癌晚期，他们继续治疗得不到相应的改善，只是一种生命的拖延，而这种生命的拖延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患者家人更多的花费，但是，这未尝不是个可以利用的好现象。利用这股“民意”的力量，可以把安乐死套上法律的紧箍咒。要是法律坚持不认同安乐死，那么，支持安乐死，反倒会被一些对现状不满、希望改革的“前卫”、“先锋”人士看作“新潮”的表现，安乐死只会引发更多的同情。 安乐死在合法化的同时，也要被法律严格规定，像上面所说的，只有那些确实患有那些既是目前无法治愈、必死无疑，又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的重症患者，才允许实施安乐死，而且，安乐死必须是患者在充分清醒的时候自愿的。虽然自愿在一部分情形下是做不到的，对于这种无法以自愿来规束的人，其代理人可以出于一些善意的动机，代该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执行，比如以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父亲处死大脑坏死的儿子”这个事例，该儿童大脑已经坏死，而且继续生存的机会渺茫，其继续存活于这个世上，不会对该家庭或者说该父亲带来个人利益，更不会给社会整体利益带来好处，民法的基本原则中有一条，“公序良俗“，虽然，该父亲处死其亲生儿子有违良俗，但是其行为明显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当事人的行为是善意的，但是其法律行为的后果表现为不可忍受，我觉得这就是法律不够人性的一
面，而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法律和道德便能得到一个良好的结合 国家在给安乐死打开一条合法的小出口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提倡珍爱生命，让更多的人树立无论多大困难也要鼓足勇气活下去的价值观。价值观可以多元化，法律也必须尽可能让不同的需求得到满足，但在此同时，国家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扶持那些最为人道的价值观，让它们保持主流思想的地位，也是必要的。要是一个人真不想活了，他随时可以自杀，他人防不胜防，法律不承认安乐死可行，不过是一种鸵鸟政策，一昧的回避是不可取的，既然“自杀”安乐死视为合理，也就是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那么上面所说的“父亲处死儿子”的案例也可以为什么就得不到理解呢，该儿子大脑坏死，已经对周围的事物没有认知能力，死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更好的归宿，我觉得法律不能约束道德，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就像见人掉入水里，你可不去救，哪怕你会游泳，但是你的游泳能力有多强，能否救出这个人，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只能以道德的方式来谴责，同样，该父亲处死大脑坏死的儿子的案例，我觉得法律应该在多方取证的前提下，给予谅解，因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应该不仅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还应该为小到一个家庭思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另外，就是安乐死的不足，下面举个例子，同样是重病号，有些人有钱，可以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以延长生命；有些人没钱，生病的时间长了，连医院甚至家属，都觉得此人是个累赘。那些没钱、多病的人，很可能会在周围人们的劝说下，无奈地选择安乐死。因为安乐死
法理 1.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p107 1）法律学是法律学的基础理论 2）法理学是法学的方法论 3）法理学是法学的意识形态 2.简述资产阶级法理学的特征？p111 1）兴起：13-14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派 2）近代：自然法学派“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3）现代：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 4）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 3.简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P112 1）思维与存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反映了法律现象的性质；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反映法律现象的地位和功能 3）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反映法律现象的本质和发展 4）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反映法律现象间的相互关系。 4.简述法的基本特征。P114 1）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 ①人的行为规范分为：社会规范和技术规范 ②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规范，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规范。 2）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 法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3）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由此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 4）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需要借助国家暴力机器。 5.如何理解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P114（同上） 6.简述马克思主义对法的本质的基本概括。P116 国家—阶级关系—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链 1）法是代表国家意志。不同于国家意志的其他表现形式，它不是针对个别人、个别情况所颁布的，而是具有普遍的效力。 2）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一个阶级想要取得统治地位，必须利用法律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普遍性和合法性。表现在：①确认和固定阶级斗争的结果 ②缓和阶级斗争 3）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所决定的。 ∴法是反映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得到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实现的规范体系。 7.简述法律概念的分类和功能。P119 1）概念：是指在法律上对各种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出他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 2）分类： ①普遍性程度：一般性&具体 ②涉及的社会关系种类：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 ③涉及的法律事实要素的类别：涉人、涉事、涉物3）功能： ①认知功能；②构成功能； 8.如何理解法律规则的含义？P120 1）概念：是一种特殊的、在逻辑上周全的规范，一个完成的法律规则在结构上由三个要素组成，即假定、处理和制裁。 2）组成： ①假定：适用该法律规范的条件； ②处理：为主体规定的具体行为模式，即权利义务； ③制裁：规定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或国家强制措施 3）VS法律条文：条文只是规则的表述形式，一个法律规则的全部要素是通过数个条文加以表述的。 9.简述法律规则的分类。P121 1）法律调整中的不同作用：调整性/保护性 2）为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不同：授权性/义务性/禁止性：3）是否允许个别调整以及允许个别调整的程度：绝对确定性/相对确定性； 4）是否允许当事人进行自我调整：强行性/任意性 5）调整关系是否发生于该规则产生之前：确认性/构成性 6）是否直接规定了某一行为规则的内容：确定性/委任性/准用性 10．论述法律原则的功能。P126 1）概念：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2）功能： ①对法的制定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一、基本定义 在国外，一些学者将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有的学者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通俗地讲，“群体性事件”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 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90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目前，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 二、产生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事件的发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现实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大致如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费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危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退休金，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财务不明、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由于历史原因，自然资源、遗留资产的归属问题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行政执法等问题处理不好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凸显，中国99%的群体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不平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两端是强弱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另一端是强权们的的合谋。社会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落实和伸张。 (一) 二元对立的形成和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 1、强弱二元对立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争论，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结果，如今的市场经济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其建立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形成了强势的“场域”，权力拥有者同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政治与资本的合谋构成了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资源配置，主导着社会的主流话语，全力维护者自身的利益。
案例分析 1、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某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件，由于被告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法官某和人民陪审员乔某、吉某组成合议庭，某任审判长。某得知陪审员乔某是被告的表弟，便要求其回避，但回避申请被法官当场拒绝。在审理中，被告提出自己未能按照合同未定交货，是由于天降大雨，冲垮了公路。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未及时告知交货地点是造成被告迟延履行的主要原因，因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再次进行审理。 问：（1）本案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 （2）某申请回避的理由是否成立？ （3）法官的作法是否合法？ （4）对法院的决定不服，是否可以提出上诉？ （5）法官是否可以参加新的的合议庭？新合议庭可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 （6）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 分析：本案虽然不属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但由于被告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陪审员参加审理是合法的。不过，法院不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而是采用指定的办法确定陪审员，则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合议庭的组成上存在重大瑕疵。 原告申请回避的理由能够成立。乔某是陪审员，属于应当回避的人员的围，乔某是被告的表弟，虽然不是被告的近亲属，但民诉法把“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作为回避事由，乔某的情况属于这种情形，所以回避理由能够成立。 法官的作法不合法。，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应当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乔某是陪审员，属于审判人员的围，法官作为审判长无权决定其是否回避。 原告不得提起上诉。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不服法院做出的回避问题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但无权提起上诉。 法官不得参加新的合议庭。为了防止先入为主和保证程序的公正，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原合议庭成员不得参加新的合议庭。 另行组成的合议庭，仍然是一审的合议庭，所以可以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只是原来合议庭的两名陪审员不得再作为新合议庭的成员。 法院的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法院的审判违反了辩论原则，在该案中，被告并未主自己的违约是原告的过错造成，未向法院述原告未及时通知交货地点的事实，法官把当事人未主的事实、未经当事人辩论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背离了辩论原则，会对当事人造成裁判突袭。 2、一日，家住市鼓楼区的某与家住白下区的王某在江宁区与雨花区交界处为停车发生口角，王某喊来家住省马市雨山区的某与家住市镜湖区的肖某，一阵激烈的争吵后，王某等欲动手打某，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王某等三人一边追一边用砖头砸某，王某等人仍在雨花区，某已跑到江宁区地界，此时，一块砖头砸中某腹部，某忍痛继续跑，终于摆脱了王某等人。第二天，某在家中发现自己腹部疼痛难忍，到医院就诊后查出脾脏受伤，某为此花去了医疗费近万元。后来某通过熟人找到王某，在熟人的调解下王某答应赔偿，双方当即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赔偿的医药费以2万元为限，王某先付5000元，余款15日付清。协议中还约定，若因为履行该协议发生纠纷，双方可以通过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后来某的治疗费接近3万元，王某付了5000元后也未再付款。现某准备向法院起诉。 问：某可以向那些法院提起诉讼？ 分析：某可以向雨花区、江宁区、白下区、镜湖区、雨山区的法院提起诉讼，但不能向市中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与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17年后，当身患癌症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给自己实行“安乐死”时，但被医生拒绝。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带着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又展开了对“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争论。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
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安乐死在我国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们的观念逐渐更新，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安乐死立法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中国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资料表明，赞成安乐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据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有93.6%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有89.4%的人赞成安乐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的人数为62%；在对黑龙江省的199人的调查中，89%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19%的人年龄超过50岁)；1988年在北京进行的500例问卷调查(包括工人、军人、大学生、部分来自各地的在京学习的干部及医生)，结果表明，91.2%的人赞成安乐死，认为目前在我国可以实行安乐死的人占79.8%。这些民意调查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安乐
道德法律化的法理思考 从古至今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贯穿不可分割的，道德法律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并在其详知的基础上了解其转化方式，并能预见转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此带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近年来，见危不救、常回家看看等道德失范案件的出现，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场新论战。 一、道德法律化的含义 道德：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其目的在于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 道德与法律都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调控手段。两则虽存在不同但在特定时期又相互交叉和渗透。二者属于上层建筑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联系表现在：1.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第一，道德是法律的底线法律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个国家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道德，那么这部法律便是不良之法。第二，道德对法律有补充和保障作用。现实生活中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很多，
此时道德就对那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第三，道德束缚是人民自觉守法的前提，守法者道德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就会增强，这对我国建立法治国家有着积极作用。2.道德与法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为人们所不容违反道德的行为。凡是法律倡导的行为，也是人们所遵守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道德行为。 所谓道德法律化，目前理论界通行的认为是：国家从法律(即伦理)的角度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化，用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活动。二、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关系 道德法律化是将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道德理念提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良法之制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是使法律转化为更高的道德观念的过程，也是法律能够被被统治阶级严格遵守甚至信仰的过程。因此，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1]。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一，道德法律化侧重于立法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更倾向于守法过程。法律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简单的说，法律就是道德的进化形式，所以道德法律化强调的是如何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立法过程。而法律道德化是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容易的接受法律的过程，是将法律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过程，因此是守法的过程。第二，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呈大量增多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对此类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的分析，提出了预防和控制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五条对策：一要贯彻依法行政，减少行政执法矛盾；二要加大法制宣传，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三要落实综合治理，缓解社会矛盾；四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升预警掌控能力；五要坚持依法处置，维护法律权威。「关键词」行政执法，突发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2003年12月份以来，大田县连续发生了多起交警、国土、烟草等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引起了省、市、县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虽然这几起突发群体性事件并非因为行政执法人员的直接执法过错引发，但从中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给公安执法工作带来不少启示。思考之一：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呈大量增多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以大田县为例，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可以发现因国企改革、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土地、坟墓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日趋减少，2002年和2003年分别发生2起和1起。但因行政执法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却呈大量增多趋势，2002年发生3起，2003年发生5起，今年1——7月发生3起。2003年 12月21日9时许，太华镇汤泉村村民陈某驾驶一无牌摩托车，在省道秀里线汤泉路段为逃避交警检查车速过快，在一转弯处自行摔倒受伤，随后陈的亲人反诬交警开车将陈撞伤，用水泥块和旧电杆将公路堵住，并殴打谩骂执勤交警，造成交通严重堵塞长达8个小时、多名前来处置的公安干警受伤、一台现场勘查用摄像机严重损坏和两辆警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严重后果。同日下午3时许，省道秀里线建设镇建忠村又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向驾驶员提出赔偿20万元的无理要求，并在公路中间搭设灵棚，造成交通堵塞长达7个小时。12月31日，省道秀里线仕坑段发生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借口尸体被搬离现场，对执勤交警阻挠、谩骂、殴打，并抢走现场勘查图，采取用石块封堵路面和在公路中间静坐的方式，先后两次造成交通堵塞。另外，2004年2月1日、2月3日，广平铭溪、建设建乐又先后发生两起集体围攻殴打县、乡国土资源部门和市、县烟草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失。这些接二连三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凸显出当前农村行政执法环境恶化，给农民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思考之二：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1、突发性。此类群体性事件事先没有先兆，都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群众对执法工作不理解不支持，或行政执法人员方式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而引起，不易预见。2、行为激烈。此类群体性事件行为较为激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坏。部分群众不愿或不习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而是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采用殴打、谩骂执法办案人员，损坏财物的过激方式对抗要挟政府，以达到少数人的不法目的。[!--empirenews.page--] 3、区域集中。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宗族思想浓厚的公路沿线集镇，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4、危害性大。事发地都集中在交通要道，车辆人员流量大，闹事群众又多采取堵路、堵车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后果明显，危害性大。5、模仿性强。闹事区域相对集中，群众往来密切，信息传播快，容易相互“攀比”、相互模仿。6、带反复性。相同类型的突发性事件反复发生，呈恶性循环态势。7、涉及面广。涉及到交通管理、国土资源管理、计生管理及烟草管理等各个行政执法部门。思考之三：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1、不依法行政，是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单就个案而言，也许行政执法部门并未存在执法过错，但仍然引发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行政执法部门部分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滋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以及在行政管理中养成的“衙门”作风、“四难”现象。此类不依法行政的种种行为，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行政执法案件越集中的区域，伤害越深，矛盾越多。日积月累，受伤害的群众面越扩越
民事再审案件举证指引 2006/11/02 17:46 为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指导意见》、《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以下举证指引。 第一条因出现"新的证据"进行再审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有举证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条 "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包括在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出现或新形成的证据；或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但再审申请人因客观原因无法知道或无法取得的证据。 第三条再审申请人提交"新的证据"的举证期限截止至法院再审民事裁定书送达之日；被申请人可针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的证据"提出反证，其举证期限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副本及《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到《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确定的举证期限届满日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 第四条因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再审申请人依法行使举证权利的民事案件，再审申请人可以在申请再审时提交证据，举证期限同第三条规定。 第五条在指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出现对案件的再审审理结果有影响的新的证据的，当事人可申请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可少于30天。 第六条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院认可。当事人约定的举证期限明显过长以致影响案件在审限内审结的，法院可责令当事人重新约定举证期限；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 第七条当事人确有困难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延期举证的书面申请，法院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 第八条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该延长的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第九条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证据保全以及申请鉴定的，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办理。 第十条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以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属"新的证据"为由不同意质证的，该当事人仍应对该证据发表意见，由合议庭庭后评议认定是否属于"新的证据"，
二审民事案件改判标准的调研报告 作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组 一、我省二审民事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情况的分析 （一）从年度数据的纵向对比来看，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均呈递减趋势。2000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改判率为27.34%（7423件），到2007年降低为19.68%（9706件），年均递减率为0.96%。2000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率为4.55%（1229件），到2007年降低为1.92%（947件），年均递减率为0.33%。 图一：2000年至2007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改判率的变化 图二：2000年至2007年全省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率的变化
（二）与全国同期数据横向比较，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审民事案件的发回重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发回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从2000年至2007年，与全国法院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高出近五至六个百分点，二审民事案件的发回重审率低近五至六个百分点。 图三：全省和全国二审民事案件改判率对比 图四：全省和全国二审民事案件发回重审率对比 （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省份的同期数据比较，我省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明显偏高。司法统计数据显示，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近年来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发回率均未超过15%，远低于我省20%至30%的改判发回率，如上海法院的二审改判发回率在2004年为6.7％，2005年为6.8％，2006年月为7.3％。
（四）与各中院数据比较，省法院二审民事案件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明显高于各地中院。2004年至2007年，省法院民一庭共审结二审案件1543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34.15%、12.90%。2005年至2007年，珠海中院民一庭共审结二审案件3314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29.84%、1.18%。2005年至2007年，东莞中院民一庭共审结二审案件9146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22.79%、0.79%。深圳中院民一庭2007年共审结二审案件3518件，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分别为26.35%、3.07%。 （五）从改判发回的理由及比例来看,二审民事案件改判发回的主要原因集中于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根据我省各中级法院的统计分析，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的主要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过程中出现新证据;遗漏诉讼当事人;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等，其中大部分涉及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问题（见图五、图六）。 图五：2007年珠海中院民一庭改判理由及所占比例 图六：2007年珠海中院民一庭发回重审理由及所占比例
安乐死中道德与法律的思考 摘要:安乐死这一概念自20世纪被提出以来，一直广受争议。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间都有安乐死的行为，但是在法律和传统道德、伦理层面上看，安乐死一直处于“盲流”的位置，安乐死已经由一个医学科学领域内的问题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的层面，但是却被众多人们所回避。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信息社会带给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关注如何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也开始广泛关注起生命的质量，在毫无意义的生命面前，选择主动的死亡，却被视为对生命的不尊重，对家人及社会的抛弃。无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死亡面前，人类是没有主动权的，哪怕是捍卫生命的尊严，追求有价值的生命，基于这种思想，安乐死一直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及立法问题，也就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关键词：安乐死道德困境伦理法律冲突 一、“安乐死”说法的起源及发展 1.1 “安乐死”一词的起源 “安乐死”一次来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被译为“安逸的死亡”或者“有尊严的死亡”。中国学者为安乐死的定义为：患有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亡的状态时，承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的痛苦，在患者本人以及他的家属强烈要求下，通过医生的许可，采用人为的方法使患者在没有痛苦的状态下终止生命的过程1。 安乐死通常的分类有很多种方法，一般有积极、消极、主动、被动、自愿、非自愿、直接和间接等等限定词，一般情况下，安乐死被用主动和被动划分。主动的安乐死指的是医护人员或者病人自身或其家属，采用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例如采用某种药物或者其他方式主动结束病人生命，减轻病人痛苦的过程，这种主动的安乐死方法也被称为直接的或者积极的安乐死；被动的安乐死指的是停止救助或者维持病人生命的一切办法，任由病人的生命自行停止，这种被动的安乐死方法也被称为间接的或者消极的安乐死。一般狭义的安乐死指的就是没有痛苦的致死方法，也就是主动的安乐死。 1.2 “安乐死”的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过加速死亡的办法，在史前的希腊和罗马就普遍存在允许残疾人以及重症病人自行辞世的现象。在17世纪以前，euthanasia指的是可以从容死亡的办法，一些学者把euthanasia的意义翻译为任由病人死亡，甚至采取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法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安乐死应当作为医学界的一项技术，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如果人类可以为了延长生命而采取各种办法，那么也可以为了缩短生命而采取措施2。19世纪，蒙克(w Murk)认为，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医疗手段，可以减轻患者病痛，但是却不提倡加速死亡；而到了20世纪中期，在欧美各国开始广泛的提倡安乐死，并且成立了各种安乐死协会，以求使 1李志红，2009年：《安乐死的法理与伦理学探讨》，《医学与社会》，第12期第4页。 2王敏，2006年：《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冲突的探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第4期第12页。
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受教育权的性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研究 宋春雨源自：人民法院报 受教育权的性质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是齐玉苓提起诉讼的理由之一，人民法院是否支持齐玉苓受教育权受侵害的赔偿请求，首先要解决受教育权的性质问题。 关于本案中受教育权的性质，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有双重含义，既是宪法权利，也是民事权利。①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科学文化水平的权利。受教育权包括公法意义的受教育权和私法意义的受教育权，私法上的受教育权乃是对传统民法人格权的丰富、完善与发展，宪法规定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不影响其作为民事权利存在。②民法通则对民事权利的规定采取非法定主义，不一定有规定的权利才保护，如隐私权，如确实有损害后果发生的，也应保护，法律没有规定受教育权，应通过解释法律来补充法律漏洞。③在现代社会高度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受教育已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民法上的受教育权正是现代社会人格权的丰富与发展。私法意义的受教育权本质上是平等权和自由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宪法权利。①我国民事法律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国外的民事立法和理论均没有将受教育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情形。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权利，是宪法社会权利的内容。②如果将受教育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就需要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而事实上这种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一种作为民事权利的抽象的受教育权不仅在实践中没有意义，在适用上也势必造成混乱。③否认受教育权民事权利的性质不等于对本案涉及的情形不予保护。事实上，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可以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同样可以使齐玉苓的权利得到救济。 受教育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属于宪法学的范畴，它一般规定于宪法典中，如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民法理论上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各国民事立法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与国家的义务相对应，并不直接涉及私人之间的行为。公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固然会涉及私法上的利益，如本案涉及的情形，但民法对这种利益的保护应通过人格利益保护来实现。第一种观点将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直接理解为民事权利，在概念上是不恰当的。第二种观点将受教育权定位为宪法权利，在权利性质上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将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虽然也能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却并未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加害人侵害姓名权只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手段，将他人受教育的机会据为己有，才是其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而其受教育机会丧失也是最主要的损害后果。第二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似有本末倒置之嫌，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无法给予受害人充分的保护。 民法理论上，人格利益由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共同调整。具体人格权是民事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利，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一般人格权调整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人格利益，包括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不仅指行为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本案中陈晓琪等以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手段，导致其丧失受教育机会，是干涉他人意志自由的行为，在学理上可依人身自由权的保护来调整。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仅指行为自由而言，是一项具体人格权。我国宪法虽有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但直接依据宪法就本案侵害他人意志自由的情况创设一般人格权，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角度，确定了“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玲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程度的晴雨表。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孟建柱部长在今年公安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落实三项建设”专题培训班上强调，要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着力提高驾驭复杂局势能力。近年来，随着惠州市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呈现多发态势。公安机关必须准确领会中央精神、全面把握基本原则，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和舆论引导工作，牢牢把握维护一方平安工作的主动权，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为惠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一、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的“四个转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产生。由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从个体自发的无序性向群体发动的组织性转变。过去，群体性事件通常都是因某个突发性事件而在短时间突然发生，或是某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突然爆发。但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组织性也越来越强。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二）从事关群体自身利益性向无直接利益性转变。以往参与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涉及切身利益的群体，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如企业改制待遇保障、环境污染、征地补偿安置、劳资纠纷等。但近年来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一些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是认为事情处理不公正，抱着“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心态参与其中，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参与的许多人员都和该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纯属借机发泄对当地社会治安等问题的不满。 （三）从事发的偶然性向不断蔓延扩散的效仿性转变。一些群体性事件在始发阶段，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的心理共鸣，一旦一个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当最初闹事的群体得到一定利益补偿后，其他地方类似的群体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的现象，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如去年第四季度，受到重庆、海南等省市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影响，广东多个地方也相继发生出租车司机聚集罢驶和串联上访事件。 （四）从事件性质的单一性向复杂性转变。群体性事件通常是由一个问题或一个利益群体引发，相对单一。但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部分利益群体为达到各自的利益诉求，相互串连、相互支持，相约进行集体上访、闹事等。由于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同的矛盾主体、不同的原因动机、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较为复杂，处置难度明显增大。一些地方的利益群体采取聚众闹事的方法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利益群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往往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引起更大的关注，提出过高或无理的要求，从而造成长期缠访闹事。 二、着力做好“四项工作”，实现“四个确保”
民事案件庭审质证与法庭辩论之技巧方略 2015-05-25 来源：邱洪奇律师的博客 作者：邱洪奇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 https://www.doczj.com/doc/cc13017775.html,/SvDBOR 民事诉讼案件开庭审理中，在法庭调查阶段的任务就是通过调查使案件事实得到澄清或使各方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歧明朗化，为法庭辩论阶段在事实和证据方面的论辩指明一个方向，为法庭采纳正确意见在案件事实方面打下一个基础。而法庭调查阶段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证据质证。 第一部分证据质证 一、如何组织证据 1、方法。围绕诉讼请求展开程序及实体的证据清理，对照法律进行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是否提交。这里有个分析筛选的过程，有的案件很复杂，双方间交易时间长，有时就纠纷写过一系列的会议纪要等，这就要求律师要围绕诉讼请求的主题，从这些材料中分析筛选出对我
方有利的证据来。不要将不利于我方的证据提交给法庭。特别是作为原告的律师应当充分重视的问题。作为原告律师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证据，分析证据，补充加强证据，不可犯这种低级错误。 2、形式。证据清单的形式。格式要求：标题写明是〈***与***间***纠纷案件原告（被告）证据清单〉。如是被告的，写上法院的案号。下面是一个表格，内容包括：证据编号、证据名称、证据来源、页数、份数、复印件/原件、证明内容。有的时候是几个证据证明同一个事实，可以编为一组，共同证明一个事实（如合同、交货单、发票等均证明双方间合同关系、发生金额的事实。）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证明内容要条理分明，有时一个证据不光证明一个事实，对于证明的多个事实应当写明，采用1、2、 3、的形式，以便让审判人员一看就清楚。如约定管辖的货款支付纠纷的案件，合同这个证据，特别要写明：1、双方间**合同关系；2、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与方式是什么；3、合同约定由**法院管辖。至于顺序问题，我个人觉得应当是：主体证据（包括变更的）-----事实证据（时间先后发生的先后顺序或按诉讼请求来提交）------其他程序证据（如管辖）。 3、庭审中如何举证。当庭向法庭讲明这时提供的是证据清单中的第几组证据，这组证据有几份证据，具体名称是什么，证明什么内容。如第一份证据是双方于*年*月*日签订的什么合同，合同第几条约定付款方式及时间是什么等。关健内容还是要提请法庭注意的，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