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律必须被信仰” ——法律与宗教关系解读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都认同这句话。有人据此论证，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落后，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对法律的信仰，而过于注重道德、政治、权力的作用，法律在调整中国的社会关系中没有起到至高无上的权威作用。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为让法律成为圣经、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规范与机制，而进行斗争。
毫无疑问，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奇怪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大家对法律、法治重要性的认识。但伯尔曼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许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如果有人说：“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也不能没有宗教；虽然法律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另一方；法律与宗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大家甚至会感到奇怪——庄严的法律与信仰神灵的宗教怎么会扯到一起呢？对法律的信仰为什么要与对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呢？法律与宗教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而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理解又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
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现代法律制度与宗教的历史渊源
当我们谈到今天的法律体系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追本溯源，都会回到西方法治主义之源——古希腊、古罗马。早在那个时期，法律就和宗教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博登海默说过，“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古罗马法律家西塞罗对法律是这样解释的：“法是上帝贯彻始终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或者依靠约束支配一切事物。为此，上帝把刚才赞美过的那个法赋予人类。”
这种观念实际上不仅存在于古希腊，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其它文明。从宗教学的观点看，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就有宗教。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与禁忌，在进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后，不是消失了，而是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精致、更加系统化了，变成了宗教。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现象，宗教远在任何法律产生之前，就开始发挥基本的社会控制系统的作用了。在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立法完全受宗教观念的指导，法律与宗教的教义、教规自然地融为一体。甚至到今天，在某些国家（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宗教经典仍然被看成是法律、法典，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国家的官方信仰之后，以基督教教义为指导的教会法曾长期处于欧洲社会规范的核心地位，神学成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和集大成者。教会法与神学教义、礼拜仪式和各种圣事、圣礼交织在一起，具有神圣性和普遍性。而世俗法在很大程度上则分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习惯之中，并且必须合乎教会法的原
则。比如，皈依了基督教的欧洲各主要部落的统治者都先后整理颁布了各自的部族法律，但这些法律必须符合基督教圣经中摩西律法与“十诫”的原则。正如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一样，按照伯尔曼的说法，中世纪的罗马法不过是“教会法的一个侍女”。教会法是教会的实在法，但罗马法却不是西欧任何政治实体的实在法。罗马法作为一种法学理念，只有通过法学家的解释或者通过立法才能融入西方帝国的实在法。相反，教会法不是抽象的、僵死的教条，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随时加以改造、发展和完善的、活的、起作用的规范。
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的欧洲处于神权统治时期，政教合一，神权高于王权，教会法当然就成了最高的法律。教会法体系庞大，除了对宗教礼仪、宗教活动、神职人员等涉及宗教方面的问题做出规定外，还有所谓的教会婚姻法、教会财产法、教会社团法、教会继承法、诉讼法、刑法等法律，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各种各样的教会法后来被收集、汇总在一起，称作“教会法大全”。而在十一世纪之前，西方社会下层流行的主要是血亲复仇法、决斗裁判法、水火裁判法、宣誓断讼法等。这些即所谓的“世俗法”。这些世俗法完全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没有专业法官，没有职业律师，没有制度化的法律。
在政治上，欧洲社会神权—王权一体，皇帝和国王可以召集教会领袖商讨和颁布新的神学信条和教会法律；教会、大主教和教士职位可以由皇帝、国王授予，同时，王权也得到了教会的认可。这种状况直到1075年才发生了改变。当时，教皇格里高利宣布教会在政治上、法律上完全独立，各级教会只服从于罗马教皇而独立于各国的皇帝、国王、诸侯、领主。
伯尔曼把这个事件称为“伟大的革命”，其意义在于由于西方各国确立了神权与王权两套不同的权利体系，世俗法才得以从教会法中独立出来，并通过后来对教会法的模仿、与教会法的竞争，逐渐演变为能够与教会法分庭抗礼并最终取代教会法、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庞大的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正像伯尔曼说的，“最先让西方人懂得现代法律制度是怎么回事的，正是教会”。
西欧各国正是以此为转折，开始了从以教会法为根本法向现代法律制度的转变。宗教与法律逐渐从形式上的合一演变为完全分离的两个领域。尽管如此，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即使是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里，宗教也仍然对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影响（因为世界各国的大多数人们仍然相信宗教，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终极价值信仰）。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法律制度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关系，尽管这种联系现在并不十分明显。今天，曾经长期统治西欧各国的神权政治已经不复存在，教会法只是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还在运行，其效力也不能与历史上的地位相比。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表现形式的变化，就法律的效力、价值与宗教的社会作用而言，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改变。
那么，这种法律与宗教相互依赖关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二、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依赖
在谈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依赖关系时，我们也许应该首先谈谈宗教对法律的依赖。宗教本来是掌管人们灵魂的指导原则，但它并不是完全抽象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从来没有把人的精神与肉体、信仰与行为分开。宗教经典中有关律法、法律的叙述比比皆是。比如基督教除了有专门的律法书之外，圣经《诗篇》中说：“我们的上帝，万物之主和创造者，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他得享自由意志的殊荣，借先知之口授法律以助他，借此令他知晓他应做和不应做的一切。”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说，“我是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古代以色列和伊斯兰教中，宗教与法律是一回事。事实上，任何宗教都十分强调法律的作用，但提法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叫律法，有的叫戒律，有的叫教规，其内涵也有差别，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说明宗教离不开法律。当宗教信仰走出个人内心体验的范围，进入外在的、有形的表现形式和行为活动时，就必须借助于法律，与某种形式的法律结合。中世纪西欧盛行的教会法和自然法就是以法律形式体现宗教的典型例子。所谓教会法，不过是以法律形式表现教规；而自然法，则是基督教教义影响下的一种约定俗成。总之，没有法律的宗教，不具社会有效性。说得明白一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没有法律，宗教将不成其为宗教。对此，大家都能理解。
那么，法律对宗教的需要又是什么呢？是“神圣性”。法律的原则、法律的形式、法律的内容，一句话，法律的一切，必须要合理。这个“理”，就是人们心中对终极的、超验的目的、意志的信仰，是对终极的正义性的信仰。简单地说，就是人们相信和认可的上帝的旨意（天意）。没有这个神圣性，法律不过是僵死的、机械的教条，是一种对人心没有约束力的、外在的东西。立法和执法的人可以通过暴力，强行制定法律，强行实施法律。但这样的法律不在人心中，只是统治者一种纯功利的考虑，它的效力当然可想而知。
对于统治者来说，法律意味着秩序，没有法律，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因此，无论实际情况如何，统治者一定会竭尽全力使自己的法律表现为与人们心中的信仰相一致，要让民众相信这是民众自己的法律，具有终极的价值观，具有不容违抗的神圣性、合理性。
这就是为什么伯尔曼说，“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里，虽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需要借助人们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当世俗的法律借助神或上帝的名义颁布出来，它就获得了终极意义上的合理性。宗教强化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这时法律的实施已不是人们摄于权威而对法律单纯的、被动的遵守，而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某种超验目标的奉献和实行。这种对法律的虔诚与信仰正是西方法治主义的精神之源。也正是依据这种信誉，法律一直是西方世界中调整世俗社会的最权威的力量，甚至国王也不能逃脱它的束缚。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写给地方长官沃鲁西亚努斯的信中这样说到：“如果君王自愿承受法律的约束，这是与一个统治者的尊严相称的；因为甚至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作依据。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对此则更有精辟的表述：“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接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当一个力求靠他的地位获得私利而置其所管辖的社会的幸福于不顾的人暗无天日地施政时，这样的统治者就叫暴君。”“如果那个社会废黜他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