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哲学与宗教
内容提要：宗教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倚靠，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在神的世界里感知那个最高的精神价值。任何一种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又有着鲜明的区别。中国哲学正是在宗教的氛围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首先看国外哲学的发展，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vii] 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希腊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的在宗教中慢慢成长，并获得最终从宗教中突破所需要的必要能力。
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产生了它的宗教之间亦此亦彼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均与传统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孔老诸子百家争鸣为
标志的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问世，既是夏商周三代国家宗教中所蕴含
的哲理因素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宗教的精神统治逐步走向崩溃的
产物。三代以来古代宗教的基本观念是把上帝或天奉为至上神，上帝的意志是为天命，天命决定人事。肯定这种“天人关系”的天命神学构成了传统宗教最基本的信念。由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之间关系密切，“天人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宗教的基本主题，也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主题。从中国哲学在宗教文化的大框架中萌生以来，直到其后的长期发展，各派哲学都在围绕天人关系问题做自己的文章，提出各具特色的理解。孔子集编的《诗》三百篇除了歌颂天神的内容外，也有不少疑天、怨天、咒天的诗句。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和有见识的智者更进一步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处理人间事务应远鬼神而尽人事。这些对天命鬼神表示怀疑以至否定的人文精神，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轴心时代的诸子哲学。
儒教是与现代哲学最相近的宗教，孔子的社会伦理哲学是在摆脱传统宗教、发扬周公旦礼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方面保留了传统宗教中的天和天命论形式，但却淡化以至消除天的人格性，将之抽象化为命运之天、义理之天。他努力限制天命的消极作用，强调人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对于鬼神的有无和死后生活，持一种类似于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态度。孔子儒家的基本宗教观“敬鬼神而远之”，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要求人们与鬼神保持一定的距离，用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去思考宗教的社会作用，以便合理地加以利用。这不仅是因为儒学本身与传统宗教相区别，而且是由于儒家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使儒家的宗教观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
理论依据，并渗透到汉以后重新被定为国家宗教的传统宗教中，使其朝着更加礼仪化、
世俗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其早期的太平道开始，就把儒家哲学的忠孝之道作为修道之士得道成仙的基本标准。魏晋以来，又逐渐受儒家修身养性说及佛教般若学、佛性论的影响，融通以老庄和玄学，至唐时形成道教宗教学说“重玄学”。佛教本不讲忠君孝亲，但在中国面对宗法社会的国家宗教和国家哲学及道教的批判，也不得不把儒学关于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作为业报轮回的善恶根据，把佛教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五常”。这样一来，儒学作为国家哲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宗法性传统宗教作为国家宗教在各种宗教中的主体地位都得以保持，一直作为基础，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大格局。道教的“重玄学”，注《易》、《老子》、《庄子》以构建道教的教理与哲学，不仅为宋元全真道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而且由于它将“理”的概念引入以充实“道”的内涵，更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宋时，道教内丹学成熟，从一个重要侧面深化了
传统的天人之学，揭示了人体小宇宙与生态大宇宙之间的若干内在联系，不仅从理论思
维上启发了宋代理学，而且直接影响了北宋理学的形成。宋初著名道士陈抟的《先天图》、《无极图》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对北宋理学大师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哲学思想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受《无极图》的启发，颠倒其
序而成；所作《太极图说》，由无极而太极，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
极焉”，主静之说亦源于道教。邵雍的先天象数之学，其框架则源于道教的《先天图》。朱熹对内丹学亦很向往，曾著《周易参同契考异》，认为其书深奥，“每欲学之，而不得其传，无处下手，不敢轻议。”此外，理学家都有静修的功夫，这与道教的生命哲学和
炼养功夫不无关系。
佛教本身就是极富哲理性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极大。隋唐时代佛
教各宗，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运用佛教哲学，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构
建了颇富特色的中国佛教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
展。宋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清末民初的近代哲学无不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方立
天教授在系统地分析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佛教得以长期
流传，是和它能为中国哲学提供、补充新东西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比较重视现实人生，侧重经验认识，而对人生本原、世界本体和彼岸世界问题探讨
较少。佛教把因果报应说成是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为人生的本原、本质、命运问题提
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说。佛教很重视世界本体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说，尤
其是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的学说，丰富了古代唯心主义的新内涵、新
方面。佛教的心性说，为古代心性论贡献了丰富的资料。此外，佛教还对古代辩证法做
出贡献，如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主体、自
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强调等，都体现了较高的辩证思维水平。”总之，佛教对中国哲
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了解佛教，就不能对中国哲学有真切的了解。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是具有传统宗教哲学色彩的源于传统宗教的哲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