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越文化地内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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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智仁和诚的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温州不仅区域经济格局自成一体,而且地域文化也独具特色。本文从海洋文化、山水文化、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瓯越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认为瓯越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温州出现了巨变,各项经济指标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州模式”。温
州人像是在玩魔术一样变出了许多令国人惊讶、羡慕、嫉妒的东西,并一再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热点和改革开放的晴雨表,以致“温州”、“温州人”成了著名的品牌,“温州模式”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作为一座中等城市,一座长期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城市,温州何以一再产生惊人之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推动温州经济
发展背后的动因,不少人认为,文化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温州不仅区域经济格局自成一体,而且地域文化也独具特色,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学术界对温州经济现象研究已相当深入,论著汗牛充栋,但对温州文
化现象研究则相当薄弱。因而深入开展对温州文化的研究,建立起比较系统、完整、科学的温州文化的理论,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现实的召唤。文化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地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试从山水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来论述温州文化的内涵。
一、山水文化
山水文化是一种以自然山水为特质载体或对象而产生的各
种文化形态与文化现象的总和。山水在为人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物质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开启人们的思维和智慧,洗涤人们的心灵。置身于秀丽的山水风光之中,“我们的胸襟
象一朵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影”。人们在利
用山水、享受山水资源的同时,也不断地创造着、丰富着山水文化,山水文化是人们长期山水审美实践的产物。
温州是座山水典型城市,山水尽东南之美。温州有雁荡山(含北雁荡山、中雁荡山、南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重点风
景名胜区,有仙岩、百丈漈、瑶溪、泽雅、寨寮溪、洞头、滨海——玉苍山等七处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十四处市县级风
景旅游区,有“中国城市四大孤屿”之一的江心屿,有南麂、乌岩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麂还是联合国生物保护圈。景区面积辽阔,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22.23%;景区种类众多,有奇山秀水、滨海岛屿、高山湖泊和原始森林等;景区景点
秀美,大龙湫、合掌峰、楠浮标滩林等景观世人称绝。旅游资源中还包括了众多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的人文景观,有瑞安玉海楼、苍南蒲壮所二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44处省级、42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弹丸之地的老城区就有江心屿、华盖山、海坛山、松台山、郭公山、积谷山、景山、翠微山、巽山、杨府山、大球山、九山湖、龟湖、温瑞塘河、勤奋河等,一座城市的中心能有如此众多的小山和河流是十分难得的。
温州秀美的山水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积淀了丰富的山水文化。温州是我国山水诗的发祥地。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是我国山水诗鼻祖,他任永嘉(今温州)太守时,留下20余首咏赏温州山水的诗篇。“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是吟咏温州的千古名句。之后,温州山水又遗有孟浩然、司空图、崔道融、韩愈、沈括、王十朋、朱熹、陆游、陈亮、叶适、姜夔、文天祥、徐霞客、袁枚、朱尊彝、康有为、孙诒让等人的足迹和诗文。仅江心屿就有历代诗篇300多首,连无缘寻访温州的李白、杜甫也写下了选美江心屿的诗句。李白诗曰“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杜甫诗曰:“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隐吏适梅福,看山忆谢公。扁舟吾己就,把钓待秋风。”江心屿可谓名副其实的“诗之岛”,文化品位极其高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秀美的山水养育一代又一代充满灵气的温州人,也容易产生超越现实,富于灵性的佛道气象。
二、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亦即海洋文明,是一种依赖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相对于大陆文化或大陆文明而言。以工商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海洋文化与以农牧业为主要生
产方式的大陆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大陆文化以家为本位,海洋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大陆文化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海洋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陆文化重舍生取义,海洋文化重死里求生;大陆文化重稳定,海洋文化重进取;大陆文化社会科学理念论发达,海洋文化自然科学理论发达等。但是并非所有沿海地区都能形成海洋文化,如果没有强烈的不同文化类型国家的商品交换的需求和可能的话。中国有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然而古代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由于征服自然能力的薄弱以及中央集权
专制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并没有孕育出海洋文化的充分条件,如齐鲁地区,虽地处滨海,其文化却是大陆文化的典范。
但是温州与少数一些沿海城市却具备了海洋文化的一些条件,如海上运输贸易,对外开放等。
温州海上运输历史悠久,《山海经》里就有关于温州的记载,谓“瓯居海中”,说明先秦时代温州对外交通必须取道海上,
给人以居住海中的印象。三国时,为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北宋时,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造船数占全国之首,
可见温州海运之发达。
更难得的是,温州历史上有三次正式对外开放。第一次对外开放为宋元时期。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安江南后,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便大都依赖海上,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明州(庆元)、泉州、温州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于海外
商贸的繁荣,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在温州设立市舶务,用以管理海外贸易,并建待贤驿、待远驿来招待来温州的外国人。南宋宗庆元年(1195年)罢市舶务,温州对外贸易陷于停顿。元朝建立后,为发展海外经济文化交流,至元廿四年(1277年)在全国设立了七处市舶司,温州为其中之一,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兴盛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温州人周达观于1296年奉命随使赴真腊(今柬埔寨)招抚,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这是十三世纪柬埔寨吴哥文化极盛时期的唯一
记载,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该书中提到柬埔寨人民喜爱的温州漆盘,从中可以窥见温州当时对外交往的状况。明初郑和下西洋后,明清两朝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温州人民受尽倭寇和海盗骚扰之苦,经济陷入停顿之中,文化趋向沉寂。
第二次对外开放为晚清时期。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