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具体区分了不同的研究阶段所具有的研究特点及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评述。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一、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
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
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
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
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
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
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
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
